第六课 真与假（第2页）

齐国一个大臣叫崔杼，杀了齐国国君。齐国太史就写上：“崔杼弑其君。”崔杼把太史杀了，让太史的弟弟接任此职。新太史仍然写上：“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杀了这个太史，让太史的小弟弟继任此职，他还是这么写。这个三弟在两个哥哥被杀的情况下，还要坚持实事求是地写上了这个事实。有个叫南史氏的，听说崔杼接连杀太史，自己就拿着竹简要去接着写这一事实，在半路上，听说第三个太史已经把这一事实写上了，崔杼没有再杀，才回去了。为了写真实的历史，为了留下一部信史，史学家们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这种敬业精神是十分可贵的，这种实事求是的坚定立场值得赞扬。此事记载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资治通鉴》记载：魏文侯派乐羊攻下中山国，封给他的儿子击。有一天，他问大家：“我是什么样的国君？”大家都说是“仁君”，魏文侯听了很高兴。有一个叫任座的，提出不同的看法，“你得了中山国，不分给你的弟弟，而分给你的儿子，怎么能称得上仁君呢？”魏文侯一听大怒。任座赶紧退出去。魏文侯又问翟璜，翟璜回答：“是仁君。”魏文侯又问怎么知道的，翟璜说：“君仁则臣直。刚才任座敢讲真话，这就可以知道您是仁君。”魏文侯听了很高兴，把任座请回来，亲自下堂迎接，当作贵宾来接待。“君仁则臣直”，这一句话，思想很深刻。国君要有仁爱之心，对臣子宽容，臣子才敢讲真话。各级官员如果都在讲假话，都顺着皇帝的意思讲，就说明这个皇帝不能容忍不同意见，谁提反对意见，他就要惩罚谁，这样才造成了从上到下讲假话的风气。

子思认为魏侯不管事情是非，就喜欢别人赞扬自己，各级官员也不论有没有道理，只是一味阿谀求容，好像上下一致，实际上是亡国的征兆。国君说话自以为是，官员不敢纠正他的错误。谁顺着，就有福，谁批评，就有祸，这样怎么会有正确的决策呢？子思认为经常批评国君错误的人是忠臣。[2]可惜的是，历代很多敢讲真话的忠臣被诛杀。像明代海瑞那样，为了讲真话，把棺材抬到宫门前，结果却没有被诛，这类事情是很少见的。

中国这个传统在现代也有表现。例如当林彪红得发紫时，陈毅提出反对意见，敢讲真话。当林彪叛逃摔死以后，整个社会共讨之。这时陈毅却说林彪过去打过几个好仗。陈毅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实在可贵。各国各民族又有自己的风俗习惯，有一些真话却不能讲。如果问中国人青春几何，芳龄多少，一般人都能如实回答。如果问到钱财的事，那就可能不说真话，或者为了不露财，少报数字；或者为了讲排场，摆阔气，虚报财富。如果问到未婚者的**问题，那就难于启齿。而在美国人那里，年龄是个人隐私，问年龄是犯忌的事。至于中学生的**却不算什么秘密，老师与父母都有责任教子女如何避孕。同样道理，各国有各自的风俗习惯，各民族有不同的隐私和忌讳。在中国古代有避讳说，一个人不能讲父亲的名字，朋友对话时也要避讳对方父亲的名字。皇帝的名字成为天下人的共同避讳。为了避讳，还经常要改变一些地名、官名和其他的一些名称。例如，现在故宫北门，原名“玄武门”，为了避康熙玄烨的名字，才改成现在的“神武门”。而在美国，子女对父母，直呼其名，没有叔叔、姨、姑、表弟之类的称呼。这当然很简单方便，却与中国传统不一样。在东南沿海，渔民非常忌讳讲海浪，讲翻船，甚至与“浪”谐音的“蛋”，也避而不谈，把鸡蛋说成“太平”。在宴会上，吃鱼时，不说翻过来，因为“翻”会使人联想到翻船。各民族、各行业、各地区，都有自己的忌读，我以为这些并没有优劣之分，应该互相尊重。所谓入乡随俗，所谓客随主便，都是很有道理的。

5。实事难办

要办事，要办成一件事，要办好几件事，最基本的一点是要从实际出发。除了从实际出发这条路子，还有从什么出发的路子呢？一是从观念出发。比如，王莽经过几十年的经营，终于代替刘氏，当上皇帝，建国号“新”。封了十一公，它们是：安新公、就新公、嘉新公、美新公、承新公、章新公、隆新公、广新公、奉新公、成新公、崇新公。每一个公都带一个“新”字，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使新朝兴旺发达。十一公中的奉新公名叫王兴，原来是看城门的门卫，因为名字好听，意思是王莽要兴旺起来，没有什么别的贡献，也没有什么本事，就被封了公，那是比现代部长还要大的官。崇新公，名叫王盛，意思是王莽强盛，虽然是卖烧饼的小贩，也被王莽封为崇新公，没有什么功劳，只是因为名字吉利。在王莽的观念中就有这种迷信，一个好名字会给他带来好运气。这叫从观念出发。

二是从书本出发。王莽在这一方面也是典型，他召集了一大批文人，根据古代典籍《周礼·王制》的内容，讨论改革。西汉初封了许多王，还封了四夷的领袖人物为王。王莽根据“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记载，把所有的诸侯都改为公，把四夷的王都改为侯，并收回了汉朝颁给他们的印绶。把匈奴王改为侯，受到匈奴王的反对，因此与匈奴关系紧张，增加了外交上的困难，成为王莽失败的一个因素。王莽还按自己的意愿和古籍上的说法，改了许多地名、官名，如羲和、纳言、秩宗、典乐、共工，这都是书上写的尧舜时代的官名。王莽不是研究社会现实问题，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来解决实际问题，他按书上说的进行改革，希望社会回到儒家盛赞的三王五帝时代。他的失败，是复古改革的失败，是按书本改革的失败。《韩非子》说的“守株待兔”，《吕氏春秋》说的“刻舟求剑”，都批评“以古之政，治今之民”的错误，王莽正是严重地犯了这种错误。中国历史上常有按书本办事的人，王莽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三是按别人说的办。这个“别人”，可以是皇帝，或自己的上级领导，也可以是自己身边的比较亲信的一群人，还可以是社会上的群众。这些人的指示和意见，当然都要听取，问题在于，当这些指示和意见与实际发生严重矛盾的时候，怎么办？是按这些指示和意见办，还是按实际办？按实际办的，就是实事求是，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事例。

邹忌是个美男子，他问妻子，与城北徐公相比，谁更美。妻子说他美，徐公比不上。再问妾和朋友，他们也都说邹忌比徐公美。三人成众，都说美，就是群众的意见了。但是，第二天，徐公来，邹忌没有因为有三人说自己比徐公美而藐视徐公，而是认真考察一下，认为还是徐公比自己美。然后再思考这些人为什么不说真话的原因，妻子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妾是畏惧，朋友是有求于自己而说的奉承话，这些情况都在一般人的情理之中，未可厚非。此类假话可听而不可信。邹忌对此颇有感触，以此来劝齐威王纳谏。齐威王下令，鼓励群众给自己提批评意见。开始提意见的人很多，门庭若市。说明存在的问题很多，后来提意见的人渐渐少了，说明许多问题得到了解决。听到好话就相信，不进行实际考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邹忌是实事求是的，齐威王也是实事求是的。

讲真话是实事求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或者为某种崇高的理想，或者为了自己的合理需求，讲假话也是实事求是。比如地下工作者，间谍，经常要讲假话。古代如郑国弦高以二十头牛犒赏秦军，保卫了郑国的安全。弦高虽然谎称郑国国君的命令来犒赏，说了假话，却立了大功，获得大奖。《淮南子·氾论训》总结说：“信反为过，诞反为功。”任何事情都是有界限的，哲学上称为度。超过这个度就要走向反面。讲真话也是有度的。一个病人患了癌症，已经查出，医生可以与病人家属通报情况，但不能跟病人本人讲真话，怕他恐惧伤心。这是人道主义的假话。有的人认为讲真话才是实事求是，讲假话就不算实事求是，因此，实事求是的人在任何时候不会也不应该讲假话。这种推论就不是实事求是的，不是从实际出发，当然不可取。

春秋时代，齐景公派晏子去治理东阿。三年后，齐景公召回晏子，狠狠地责备一番。晏子说：“请让我用另一种办法来治理东阿，如果还治理不好，我甘愿受罚。”齐景公允许了。第二年，晏子来汇报工作，齐景公出来迎接，并祝贺他，说他治理东阿非常好。晏子说：“以前，只是没有花钱去贿赂收买您身边的人，把收入用于改善穷困的贫民的生活，这么做，人民没有饥饿的，您却指责我。这一次我改了办法，从人民那里搜刮财物贿赂您身边的人，国库空虚了，人民挨饿的超过半数，好处都给了当地的权势人家，您却出来欢迎，并向我祝贺。我实在不能再去治理，还是回家养老，免得挡住贤士上升的路子。”景公仍然挽留，说东阿由你负责，我再也不干扰了。这是中国古代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只听旁人汇报的典型，不是实事求是的典型。

中国古代也有实事求是的典型，这就是齐威王。有一天，他召见即墨大夫说：“你任即墨大夫后，我每天听到有人讲你的坏话，我派人去那里考察，生产大发展，人民生活提高了，官吏没有事故，治安也很好。政治这么好，为什么我身边的人都说你的坏话，是由于你没有贿赂这些人。”齐威王重赏即墨大夫。又召见阿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阿任大夫以后，我每天听到赞扬你的话，我派人去考察，阿那个地方，田野荒芜，人民贫困，赵取鄄，你不去救援，卫攻取薛陵，你还不知道。政治这么糟糕，为什么我身边的人都说你的好话，是由于你用厚币贿赂他们，求他们替你美言。”齐威王当即把阿大夫和身边赞扬阿大夫的那些人都投入油锅炸了。虽然只炸了几个人，这种严厉的办法，对各级官员震动很大，使他们都不敢讲假话。齐威王不轻信亲近的人说的，重视实际考察，是实事求是的领导。油炸几个官员，有人以为严酷；害死成千上万平民，却没有人为此悲悯。作为一个领导，听意见很重要，也很有技术。关键有两条：一是要实际考察，二是要深入分析。齐威王的办法虽然也很高明，还是比较简单明白，容易分析的，子产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子产叫公孙侨，任郑国相，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规定城乡差别、上下差别、地界分明、居民组织等。行政一年，下层群众传出顺口溜“取我衣寇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群众的顺口溜反映了群众的意见，怎么办？停止改革，恢复旧制，行不行？子产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只要对国家有好处，将生死置之度外，即使有千难万险，仍然勇往直前。过了三年，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群众又传出了新的顺口溜：“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群众怕人亡政息，改变政策，改革的成果再次丧失。子产引《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礼义没有过失，何必顾虑别人说什么。后来，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所谓“人言不足恤”就是从这里来的。《吕氏春秋·不二》说：“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听大家议论来治国，国家就很危险。原因是各人有各人的主张，无法统一，而治理国家必须有所统一。统一才能稳定，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有一个寓言说：祖孙二人牵驴去赶集，走在路上，有人说这一老一少真傻，有驴不骑，自己却步行。爷爷就让孙子骑上驴。没走几步，又有人说，这个小孩儿不孝顺，让爷爷在地上走着，自己骑驴。那就换下来吧。又有人说这老头私心太重，自己骑驴，让小孙子在地下跑着。那怎么办？祖孙俩人都骑在驴上，这下大概没有人说了。不料还有人说，这么一只可怜的小毛驴，居然驮着两个人！据说后来两人只好抬着会走的毛驴。这回没有人说话，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抬着一只毛驴，而祖孙自己心里都明白，这是最不合理的方案，只是因为怕人议论而采取的。由此可见，没有议论，未必是最好的政治，不受批评，也未必是最好的干部。《论语·子路》上载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很有启发性。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全乡人都说他好，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不行。”又问：“全乡的人都反对他，这个人行吗？”“也不行。不如乡里的好人说他好，坏人说他不好。”大家都说好，说明他不坚持原则，从来没有得罪过人，不扬善，也不抑恶，见人都说好。这种人选举时可能得票最多，也可能全票。王充认为“选举多少，未可以知实”，“称誉多而小大皆言善者，非贤也”，“善人称之，恶人毁之，毁誉者半，乃可有贤”。但是，他又提出，怎么知道誉之者是贤人，而毁之者是恶人呢？如果对拥护者和反对者都不了解，那么投票结果就没有意义了。因此，考察干部不能只看拥护者有多少，反对者有多少，还要看哪些人拥护，为什么拥护，哪些人反对，为什么反对。这样才能真实了解这个干部的全面情况。

6。贤才难得

考察人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领导者来说，就是选拔各级官员的重要方法；对于普通人来说，主要有交友的问题。孔子提出的方法是：“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不能只听他自己怎么说的，要看他的实际行动。如何观察人的行动呢？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首先看他的办事动机，其次观察他所采取的措施，再看最终要达到的目的。这是做事的整个过程。从全过程来考察一个人，自然会全面一些。

一般人对人的考察都着重于某一方面。难以提出全面系统的标准，把这个标准抽象出来，用于别处又失效了。关于这个问题，王充《论衡·定贤》有比较多的论述。世俗论贤人约有三十种标准，王充一一加以分析。其一，朝廷上选拔贤者，大家都说他好，算不算贤人？王充认为未必，有的人出头露面，认识的人多，推举者自然也多。有的人很少出风头露面，认识的人少，推荐者也少，却未必不贤。这跟他在朝廷担任什么职务有关系。另外，有些人拉帮结派，请客送礼，赞誉者就多，而另一些人正直无私，清正廉洁，可能还得罪过一些人，赞誉者当然就少。

其二，为官一任，受到当地民众歌颂，是贤人吗？王充认为也未必。战国四公子：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都有门客数千，成为贤人。古代大将军卫青和霍去病，门无一客，称为名将，也是贤人。另外，有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目的用虚假的办法骗取民心，让人民歌颂他。例如齐国田成子想夺权，用大斗贷出粮食用小斗收回，这点小恩小惠就拉拢一些群众拥护他夺权。越王勾践为雪会稽之耻，他也吊死问伤，关心人民，讨得人民欢心和拥护，为他卖力。王充认为他们是别有用心，别有所求，不是真正的贤者。

其三，当官取得一定成功见效，能否肯定他是贤者？成功见效，有几种情况。一是粮食丰收，那是气候起决定作用，风调雨顺，就丰收，并不是领导有方。水旱虫灾，收成不好，圣贤无可奈何。禹时大水灾，商汤时大旱灾。不能因为受灾，就说禹、汤不贤。况且，作具体事情，容易见效，高水平的人要做长治久安的大事，见效就很慢。从效果难断贤与不贤的差别。同样做一件事，时代不同，联系极广，有些因素不具备，贤人也办不成。有些人不是贤人，由于条件特殊，却也能获得某些成功。道与事不同，道与术也有差异。吾丘寿王在汉武帝面前出谋划策，十分高明，而出去任东郡都尉，负责治安工作，多次征兵加上灾荒，社会大乱，他无法禁止，受到汉武帝的批评。回到朝廷，又能给汉武帝提供很好的建议。这些说明吾丘寿王了解治国之道，缺乏行政之术。办事有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动机，古称“志”；效果，就称“功”。只谋“功”不察“志”是不妥的。许多时候虽然不能成功，已经尽心尽力了，就值得肯定。荆轲刺秦王，虽然未能成功，气势撼山岳；夏无且虽然未能救主，尽心尽力了，精神可嘉，不能不奖励。总之，成功见效未必是贤人，功不成、效未见者，也未必不贤。

其四，富贵荣华是人们喜欢追求的，有的人抛弃已有的富贵，隐居山林过清贫生活，这是贤人吗？王充认为，这些辞职的人都是有原因的，或者有所逼迫，或者不得志，如果因为辞职，就认定他是贤者，那么那些顺心称职，得志行道的人就不是贤者了。另外，不贪财为贤者，管仲与鲍叔分财时自己多取，就不能算贤者了？显然，这一标准也不能成立。

其他如凡事礼让，王充认为也未必贤。“子贡让而止善”，鲁国规定，谁从国外赎回一个当奴隶的鲁国人，可以从官府中领取一笔补偿金，子贡赎了人，却不去领取。孔子批评说：今后不会再有人去赎了。子贡的让，阻止了大家的行善。“子路受而观德”，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那人送他一头牛，以示感谢，子路接受了。孔子赞扬说：今后鲁国人一定会去救落水的人。如果以让为贤，那么子路就不贤，而孔子却批评了子贡的让。没有缺点、错误的人是不是贤人？有一种人与世俗同流合污，像忠信并不忠信，似廉洁也不廉洁，要反对他，却没有理由，想批评他，找不到充足的根据，大家都喜欢他，他自己也觉得不错。孔子、孟子都认为这种人是“乡原（愿）”，是破坏道德的。王充说这种没有错误的人却是似贤非贤的人。

[1]参见毕井泉：《从“禁折令”看实事求是》，载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00年8月7日第8版。

[2]原话“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载《郭店楚墓竹简·鲁穆公问子思》，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