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美中俄中日关系的特点（第2页）

（1）1917年十月革命前中俄关系三特点

一是，中俄是最晚发生外事往来的邻国。虽然，中俄两国之间确有史证的传闻和接触在中国元朝时期已经开始，但那是通过蒙古作为中俄两国早期联系的桥梁。中俄两国直接接触开始于17世纪中叶。这之前，中国历代政府先后同西方、东方及南方国家均发生了外事往来，唯独北方是空白。同样，中俄两国接触之前，俄国同北方、西方和南方诸国发生了外交关系，但未同东方大国中国发生关系。[72]

二是，接触之初，俄国东进先锋哥萨克与先前欧洲海上殖民者一样，在东进过程中使用野蛮的手段，烧杀抢掠。16世纪下半叶，沙俄势力开始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方扩张，逐步吞并了西伯利亚广大地区。17世纪上半叶，他们到达兴安岭以北地区和贝加尔湖，扩张到我国边境。1643年（崇祯十六年），这伙哥萨克南下闯入我国黑龙江北面支流精奇里江一带，对达斡尔等族人民进行侵扰。他们杀人抢劫，无恶不作，甚至丧心病狂地吃了50个我国居民，达斡尔人称他们为“食人兽”。此后，俄国殖民主义分子哈巴罗夫按照沙皇指令，又一次纠集哥萨克军侵入中国境内。1651年（顺治八年），强占了黑龙江上游北岸的雅克萨。同年6月，在攻下一座达斡尔族居住的城堡时，残忍地杀害了600多人，掠走300多名妇女、儿童，还抢走300多头牲口和大量谷物。在遭到我国军兵英勇反击后，哈巴罗夫被迫向黑龙江上游退去。此后，沙俄侵略者的多次侵扰均被我国军队击退。面对当时强大的中国，沙俄政府被迫接受清康熙皇帝的严正要求，与中国谈判。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中俄代表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两国之间沿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至海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是中国领土。条约还规定了两国边界贸易互市，确定了中俄两国关系“永敦睦谊”的原则。《尼布楚条约》是第一个中俄边界条约，也是一个平等条约。此后两国大体上保持了一个半世纪的和平交往。也正是在这以后，中俄商业贸易、文化交流有了发展并日益密切。1731年，雍正皇帝曾派使团赴俄。俄国著名文学家普希金、冈察洛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均对中国和中国文化颇感兴趣。1828-1829年，普希金在诗中吐露：“我准备好啦，……哪怕去到遥远的中国万里长城边。”[73]托尔斯泰1862年写的一篇名为《教育的定义和进步》的文章，谴责了欧洲文明的传播者在中国的行为。他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1906年写的《致中国人的信》。[74]

三是，19世纪夺去了中国大片领土。19世纪下半叶俄国逐渐发展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农奴制残余的存在，垄断资本的软弱，国内市场狭小，国际上又缺乏竞争力，便主要靠沙皇政府的扩张政策来扩展地盘，开辟国外市场。对于中国富饶的领土，沙俄早已垂涎欲滴。由于沙俄是一个被恩格斯称之为“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75]的国家，其侵略中国的手段也极为凶狠狡诈。1858年（咸丰八年）沙俄政府趁鸦片战争后中国日渐衰微之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同年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1860年（咸丰十年）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和1864年（同治三年）签订不平等的勘界议定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共割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相当于三个法国），还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攫取了许多侵略权益，突出表明其以领土扩张为重要内容的特点。

（2）十月革命后对华关系的两重性

十月革命后，苏俄对华关系与沙俄时期有本质不同。1919年和1920年苏俄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租界和特权，放弃庚子赔款，并且给予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以真诚的支持。对华宣言传至中国后，在中国民众中激起强烈反响。全国30余个重要团体通电苏俄政府表示感谢。南方中国政府在复信中亦充满感激之情。

但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并不意味着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消失，也不意味着在外交领域中的传统影响立刻就可以**然无存。即使苏俄早期对华政策也仍然存在着民族利己主义和某种程度的干涉内政，其中亦不乏“输出革命”的成分。例如，1921年苏俄以追击白卫分子为名，将军队开进外蒙古并拒不撤兵，甚至于同年11月5日与外蒙古签订了“友好条约”，苏俄政府“承认蒙古人民政府为蒙古的唯一合法政府”[76]。遭到中国北京政府的严重抗议。关于中东铁路，苏俄也于1921年11月宣布“中东铁路乃用俄国人民之款筑成……该路向系我国之产业”，不肯归还中国。

这种两重性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又一次凸显出来，这就是前文已提到的苏联根据1945年《雅尔塔协定》攫取了在我国东北的权益。这里还暴露出苏联领导人这样做的深刻思想根源，即相当程度上继承了沙俄的大国沙文主义。斯大林在1945年9月3日发表的演说中称：“俄国军队1904年在俄日战争中的失败在我国人民的意识中留下了沉痛的回忆。这是我国的奇耻大辱。我国人民相信并期待着有朝一日粉碎日本，洗刷掉这一奇耻大辱。我们老一代等待这一天等了40年。”[77]显然，斯大林把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1904年日俄之间一场狗咬狗的帝国主义战争相提并论，这种错误观念不能不在苏联外交政策中打上深深的烙印。当然，也不能把苏联当时的政策与帝国主义政策做同等看待，苏联政府从总的方面还是给了中国人民以多方面的关心和援助。例如，在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初期的1938年，苏联两次贷款给国民党政府，无论从规模和品种来看都远远超过当时美国的援华。苏联还向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和志愿飞行员。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尽管一开始苏联担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前景暗淡，甚至要求中国共产党解散自己的军队，加入蒋介石领导的政府。但在以后的实践中并未站在蒋介石一边。后来，斯大林还在1948年2月当着季米特洛夫和南斯拉夫同志的面承认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78]。1949年7月，斯大林在与刘少奇会谈时又一次深感内疚地做自我批评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79]。这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襟。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斯大林也曾尊重中国的意见。这一点可从1949年1月中旬斯大林和毛泽东6封往来电报中看出。电报背景是当时蒋介石政权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即将横渡长江，打到南京，解放全中国。蒋介石为保存反动势力，于1949年元旦亲自出马“求和”，请求美苏英法出面“调停”，以摆脱困境，伺机卷土重来。对于如何答复蒋介石的请求，斯大林征询毛泽东的意见，双方来往了6封电报。最后，斯大林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消息报》发表报道，拒绝了南京政府的请求，声明“中国的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苏联无权干涉。这说明，斯大林并没有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同时中国共产党则是完全独立自主的。

（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国由兄弟关系转变为长达30年的争论和敌对

关于这一历史过程，前文已从中国反对苏联大党大国主义角度做了论述。对两党两国长达30年的争论和敌对究竟应做何种评价，固然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认真加以研究，但是，目前一些著作的提法也是令人难以苟同的。例如，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出版的《“冷战”年代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一书中提到中苏论战时说，“这种思想争论带有纯粹经院哲学的性质”，并认为“中苏两党领导人的巨大悲剧在于，他们都不善于辨别意见分歧的真正原因”。似乎这场争论纯属无谓争吵。显然，这种看法把问题大大简单化了。中苏争论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起，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时更形加剧了。其中的对立难道就不带有某种原则性？人们把戈尔巴乔夫称之为“二十二大产儿”[80]并非偶然。这位把苏联引向解体的主要代表人物，正是从听了赫鲁晓夫二十大秘密报告后开始形成其“政治个性”，而在“五年之后，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便把这一个性“固定下来”[81]了。实际上，赫鲁晓夫时代培养了一批民主社会主义的崇拜者。正是他们把一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道路。

当然，无可否认，中苏争论也确实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左”的氛围。随着中苏两党矛盾的激化和国际性大论战的展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观点逐步系统化和理论化，最后导致在国内发动“**”的严重错误。[82]

中苏关系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步走上正常化轨道。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与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有了发展。中俄两国拥有的4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其中绝大部分已经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历史遗留的并不时造成摩擦的边界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两国经贸和科技合作日益扩大。两国都反对建立单极世界。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在全面发展。然而，这种既非结盟，又非针对任何第三国的新型关系，却引起美国当局一些人的惊恐不安。他们沿用冷战思维方式，不断揣度“是否将开创一个莫斯科对美国打中国牌，而北京则对华盛顿打俄罗斯牌的新时代？”[83]这也许就是庸人自扰吧。

3。中日关系特点

（1）日本走上侵略道路时即以推行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大陆政策”为基本国策

中日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据我国史书记载，远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有人前往日本。其后两国人民的往来史不绝书。中国隋唐时代与日本天平、平安时期的友好往来，更堪称国际关系之楷模；李白、王维与阿倍仲麻吕之深情厚谊，更是举世共赏的千古佳话。[84]

但是，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日关系剧变，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也遭到严重破坏。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同时就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在当年以天皇的名义发表的“宸翰”中即宣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85]，而其主要矛头则是中国和朝鲜。特别是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为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好处。日本通过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夺取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从中国攫取了2亿两白银赔款，以及大量经济特权，使日本的工业革命进入了完成阶段，并迅速挤进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对中国则是灾难性的。这2亿两白银加上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86]，共达2。3亿两，接近于清朝政府全年总收入的3倍。清政府大借外债，使列强通过侵略性的政治贷款进一步控制中国。

（2）19世纪末以来，日本“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

毛泽东曾经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

事实是，日本帝国主义把灭亡中国作为既定国策，甲午战争后变本加厉地侵略中国，包括参加八国联军，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1901年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1904年至1905年同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进行争夺远东霸权的战争；1915年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一直到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继而于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裸地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人民造成了重重苦难。

但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光辉胜利。这一胜利扭转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同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作战屡遭失败的局面，成为我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民族自觉性和自信心。

（3）“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成为国际关系史上一大创举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日中两国改变了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有条件在新的形势下，以平等的地位重新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这是战后中日关系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但美国通过1951年9月签订片面的对日和约和在它操纵下使日本与蒋介石集团签订“日台条约”，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从两国关系及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与日本人民一道，展开了“国民外交”，即从民间往来开始，以积累渐进的方式，逐渐创造条件，进而推动日本官方改变对华政策，使中日关系向前推进。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中日建交问题上有困难，困难不仅在内部，而且更大的困难是由于外来的干涉和压力”[87]。“要打破恢复中日邦交的困难局面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我们的想法是，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为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总有一天，日本外交的独立性会更加强，水到渠成，日本撤消对台湾的承认，中日会恢复邦交。”[88]为了争取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中日两国人民历经无数艰难曲折，无数仁人志士为之耗费了大量心血，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在中日关系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激动人心的篇章。它像一条醒目的主线，贯穿在战后中日关系史的进程之中[89]。1972年9月中日终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90]。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这样一个插曲。一贯追随美国的日本政府，在美国尼克松总统动身访华前还一直蒙在鼓里，1972年2月28日尼克松访华公报发表时，据说佐藤首相简直被弄得呆若木鸡。日本人惊呼被美国搞了“越顶外交”。佐藤被迫下台，新上任的田中下决心赶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交。

（4）中日关系的进展和问题

迄今为止，中日关系已迈出了历史性的三大步：1972年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声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1992年实现了江泽民总书记和明仁天皇的互访。中日经济关系和民间往来也日益密切。中日关系正常化25年来，两国贸易额是正常化前的60倍，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中国已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国。日本对华投资不断增长，目前直接投资达44亿美元，与美国不相上下；人员交流增长了约100倍。但是，百年来中日关系中的两大问题：台湾问题和侵略战争问题仍未真正解决。日本政界始终有一股势力与台湾当局搞所谓“实质关系”，不时有不利于中日关系的言行。1997年8月17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梶山静六发表台湾地区包括在日美“防卫范围”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言论就是一例。日本一些政界人士至今还在“上次战争的侵略性质”以及“南京大屠杀”等问题上一再发表谬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明显发展，“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中日关系有所倒退。日本的历史传统中一种消极的因素再次浮现出来。1997年9月上旬，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华，对过去日本的侵略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日本《朝日新闻》和《东京新闻》等报在肯定这种态度之余纷纷表态，不能“止于口头”，“如果‘一方面表示反省战争，另一方面又有内阁成员发表歪曲历史的言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