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与夜宴回国了首演前夕的对话2003（第1页）

《狂人日记》与《夜宴》回国了——首演前夕的对话（2003）

司马勤（以下简称“司马”）：一年前，我们在纽约看到《夜宴》，现在《夜宴》回到中国来了。在美国公演后，乐评人认为作为音乐家的你以及你的作品，在中国是很难融于大众的，你是个独特的艺术家。我本人也认为，站在边缘，站在外面，你对中国音乐界的看法应该比较客观。你觉得美国乐评人的评论对不对？

郭文景（以下简称“郭”）：大概对吧。

司马：《夜宴》和《狂人日记》所选择的主角都很特别。有一个美国的作家，名叫佛拉奈里·奥康纳（FlanneryO’or）曾经说过：唯有心灵有裂缝的人，才能让光透出来，照耀我们的生命。你好像也对“狂人”——有点神经病的人，特别有兴趣。是这样吗？

郭：我这两部歌剧的主人公都有点精神不正常。《夜宴》的韩熙载肯定在装疯，而鲁迅中的“狂人”，到底是真的疯掉还是清醒？这还很难说，也许他是最清醒的一个。看上去我两部歌剧中的主角都是疯子，其实不是。

司马：两个故事中的“疯子”，不管是真疯还是装疯，对故事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郭：这不是对故事的发展有没有影响的问题，而是故事发展建立在这类“疯子”的行为上。

司马：两个主人公的命运在剧情中的发展是不一样的？

郭：是的。剧情的发展靠他们的行为推动，这毫无疑问。但我认为，问题的焦点还不在这些。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全不一样。

司马：那么，不仅是面临的问题不一样，而且这两个人对问题的处理也不一样。

郭：对，目的也不一样。

司马：西方人欣赏《夜宴》这部歌剧会有他们自己的角度与观点。今天，这部歌剧要在中国首演了。你认为中国的观众会在这部歌剧中看到什么？

郭：从文字方面来讲，中国的观众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应有的位置。从前我也谈过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国家、君主、权力的关系。而鲁迅的作品，主要还是和社会、文化的关系。我想中国的观众可能会比西方的观众更容易感觉到这些东西。

司马：西方观众不了解这个故事的背景，所以对他们来讲，故事是全新的。我为了看《狂人日记》这部歌剧，先看过英译本，才可以真正明白歌剧的内涵。但中国的观众就不一样。另一方面，西方观众对你的音乐语言很熟悉，但中国观众对你的音乐语言却不太了解。因此，更多中国观众希望观看歌剧，从而体验一种新鲜、独特的感受。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郭：对，这非常有意思！西方的观众，可能对这两个故事的文化内涵，没有中国观众体会得那么深；但对于中国观众来讲，他很容易体会故事文化、社会的内涵，但从音乐角度来讲，这两部歌剧是全新的。因为在中国的歌剧舞台上面，室内歌剧（ChamberOpera）是非常罕有的，可以说几乎没有，就连现代歌剧也不多见。去年演过一次《璐璐》，很多人（甚至一些专业歌剧演员）没看完整部歌剧，在下半场就离开了。

司马：我想你这两部中国题材的歌剧演出，不会遇上这种情形吧。

郭：我也相信，这两部歌剧不会遇上这种情况。即使声音是不熟悉的，但只要他了解剧本含意、明白主人公的处境，就有助于他掌握歌剧要表达的内容。

司马：在去年10月份的访问中，我们谈及你的歌剧在世界各地很受欢迎，也谈及你的作品在中国的一些情况，现在这些情况有否改善？

郭：其实没有很大的变化。我这两部歌剧今年10月份的演出，得益于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艺术总监余隆先生，因为他是国内少有的真正歌剧迷。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你的第一个问题。美国乐评人认为我站在中国音乐的边缘，那他们是不是认为我并不能代表中国音乐的发展呢？我认为在中国，所谓主流并不一定能代表音乐发展的趋势。

司马：那么站在边缘又有什么好处？

郭：我想，应该是自由。站在中心，就会成为被议论的焦点。

司马：今年的音乐节里，你和你的作品不再站在边缘，而站在中心了。

郭：在中国，我主要还是以老师的身份活动、工作、生活，而不是以作曲家的身份。

司马：作为艺术家，你是喜欢关着门进行工作，还是会经常走出来推广、宣传自己呢？

郭：我当然是喜欢关着门进行工作（大笑）。我觉得，艺术创作极不易为，即使你一天到晚关着门坐在桌子前工作，也不一定能做出些什么。

司马：因为室内歌剧规模较小，所以可以包含其他音乐元素，而且可以做得很精致。

郭：我完全同意。

司马：那你是否会再写这类作品？

郭：这一次准备演出的经历告诉我，上演这类作品是很困难的，我不想再写。为了上演这两部歌剧，每天、每件事情都面临困难，像长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