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古典浪漫和现实的奏鸣曲（第1页）
（九）古典、浪漫和现实的奏鸣曲
文艺复兴两百年之后，欧洲开始进入了一个更为开放的、多样的社会。
进入18世纪以后，欧洲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巨大变化：自然科学的革命，它以牛顿的经典力学为典范；资本主义商业市场对经济活动的主导；工业生产对产业的主导；宗教信念的衰落；西欧的启蒙运动所进行的思想革命，理性被奉为人类思想和活动的唯一根据。所以，18世纪被称作理性的时代。
在这一系列巨大的变化中，艺术活动的一些古老的共同基础崩溃了，一些信念变得不那么天经地义、不可动摇了。比如艺术中是否必须表达“美”？是否必须遵循传统艺术所形成的一些规则？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是否是必须遵循的、不可动摇的经典？那些在过去不成问题的信条，现在却成了问题。
与此同时，艺术活动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支持艺术活动依赖教会和公共事业经费，现在，教会衰落了，公共事业虽然仍然有，但已经变成了工程，而不是艺术了。因此，艺术家的生活来源就逐渐交给了市场。寻求买主成了艺术家活动的重要环节。为了追求买主，艺术家们不得不追随流行的东西，追随顾主的爱好。这可以说改变了艺术家的生存状况，他们不得不去接受诸多具有巨大**力的影响。另外，原来艺术家学手艺是在师傅的作坊里，18世纪以后，这样的作坊逐渐消失，它们的地位被学院所取代，作坊的艺术也被学院的艺术所取代，这样就有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学院派”。学院教学形成了模式化的方法，诸如临摹被认为是经典的、大师的作品，并形成了固定的训练规则。除此之外，学院教学还发展出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为了使学院中的艺术为市场所接受而组织展览会，展出学员的作品，以招徕顾客。展览会就这样成了重要的渠道，时髦的人士谈论它，公众媒介批评它，展览会成了决定一个艺术家成败与名利的裁决机制。这个变化影响之大是怎么估价都不为过的，它最主要的是改变了艺术家创作的目的，这就是艺术家开始为了展览而画画、雕刻和设计。
为了适应买主的口味，艺术家们就得寻求新的题材。而在此前，绘画的题材一直被认为是确定无疑的，比如圣经故事、圣徒传说，即使是世俗题材，也主要围绕着神话、罗马英雄故事，以及作为经典的寓言故事。现在，这些题材虽然仍然吸引着艺术家们，但这已经不够了。18世纪中叶，艺术家们就开始寻找现实生活的重要事件。1785年，一位从美国来到巴黎的画家，就画了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即法国议会议长拒绝按国王查理一世命令交出5名下议院议员的事。他以一种画重大题材的方法，以巨大的画幅展示这一历史场面。据说，当这幅画展出时，王后痛苦地转过身去，竟难以看下去。这成了一个重要的标志。它不仅意味着绘画题材的重大转机，而且是18世纪法国革命爆发的重要信号。法国革命是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历史变革，它是王权的欧洲向现代的欧洲迈出的最巨大的步伐。
在这个巨变的时代，欧洲有三种风格的艺术同时并存：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这个时期的新古典主义，不仅是对古希腊、罗马艺术风格和原则的遵循和追慕，而且溶进了新的理性精神。古典主义的和谐、清晰、几何特征的形式，与理性的规范、世界的井然有序精神，在这里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另一种推动新古典主义运动的力量，则来自当时古典研究热。这个时代，许多人从欧洲的不同地方来到希腊故地和罗马以及意大利的许多地方，进行朝圣，当然不是朝拜天主教，而是崇拜这个时期上升为文化偶像的古希腊和罗马。这种文化朝圣曾经弥漫了18世纪和19世纪的上半叶。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怀旧，这种怀旧的情怀其实是文化膜拜和迷狂，是一种浪漫的乡愁。许多人把古希腊和罗马作为自己精神上的故乡，就连歌德这样的伟大人物，也把自己看做是古希腊精神上的子嗣。对古希腊的研究促进了考古学，许多真正的古代艺术品被发现，譬如这个时候发现的“贝尔维德的阿波罗”、“拉奥孔”等，都曾经引起轰动，使人们大开眼界。为此，德国著名的评论家莱辛写出了他的传世名作《拉奥孔》。
这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古典研究者，是德国的一位图书馆工作人员温克尔曼（1717—1768）。他对古希腊的研究主要是他希望能够真实地揭示古希腊的精神。他探究古希腊人对人体美的崇拜，以及在艺术中所灌注的和谐精神。他把古希腊艺术总结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这是一种很主观的看法，不过，许多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家，也正是依据这样的看法来复兴古典的魅力的。
新古典主义在这个时期的建筑、雕刻、绘画中，都有广泛的表现。绘画方面，新古典主义有两个重要的画家，一个是雅克·路易·大卫特（1748—1826），一个是奥古斯特·安格尔（1780—1867），他们都是法国人。
大卫特曾在意大利度过5年的学习生涯，在那里，他直接感受了罗马艺术在视觉上的冲击力。返回巴黎后，他在巴黎一年一度的展览中，展出了一系列出色的油画作品。他的一幅展出作品还曾受到启蒙哲学家狄德罗的极高的评价。1784年，他又重返罗马，在那里完成了他的著名的《贺拉斯的宣誓》（图2-37），这是新古典主义的顶极作品。
图2-37《贺拉斯的宣誓》
这幅画描述的是一个罗马英雄的故事：罗马正在与邻国阿尔巴交战。为了解决纷争，双方决定各方派出三位英雄，进行殊死的肉搏战来决定胜负。罗马的贺拉斯家族的兄弟三人被选中来进行这场殊死的决斗，但贺拉斯与敌方是姻亲，这使贺拉斯家族身处两难，为了祖国他们必须参加决斗并要杀死对手，但他们要杀死的对手又是家族的姻亲。最终肉搏战的结果是贺拉斯家只有年长的大儿子生还，罗马获胜。这个画面表现的是贺拉斯和他的三个儿子宣誓出战的场面。但就在他们的后面，则是处于惊恐和痛苦中的女性家眷。宣誓的男人们气宇轩昂，斗志旺盛，充满战死沙场的决心和**。在这部分，人体肌肉解剖突出了男性身躯的刚硬强健，整体轮廓描绘，加强了男性的力量，而且通过一系列三角形构图结构来强化动态力度。父亲贺拉斯举起的手紧握三把罗马短剑，形成一个三角形的顶点，三个儿子伸开的手臂与向前跨出的腿形成了一个三角形，叉开的双腿又形成一个三角形，这些三角形的组合使这个构图显得稳固而凝重，富于变化也极具力感。画面中，严格考究的古代服装、细致描绘的武器，在柔和光线下，显得如此逼真清晰，简直使所有观看这一场景的人，都仿佛目睹了这一悲剧性、也极具魅力的场面。
与画面左边对应的右边，则是另外一种情景：年长的母亲与年幼的女儿无力地将头靠在一起，她们的腿仿佛已经不能支持身体的沉重；她们面无表情，不胜悲痛和绝望；后面是一个年老的女仆在悲痛中守护着两个年幼的家族成员。
画面中一边气宇轩昂，充满战斗的**，另一边则是大祸临头悲痛欲绝的情景，这是一种鲜明的戏剧化对比场面。大卫特的处理，在这一点上可谓非常成功。
大家再来看画面中的色彩对比：男性的一边光线明亮，色彩鲜艳；女性的一边则光线黯淡，色彩灰暗。整个画面以灰色调为底色，在景深处是一个暗含罗马凯旋门主题的三个拱形门，它们全处在一种暗淡的光影中；透过这三个拱形门，观者的视线就消失在了黑暗之中。这样的光与色的处理，不仅强化了画面的悲剧性和戏剧性，而且深具象征意味；即使是胜利和凯旋，也终将笼罩在黯淡的阴霾中。这使画面在崇扬英雄主义的同时，暗含了一种极具人性化的内蕴。这使他的新古典主义的英雄主题具有一种内在的感染力。
大卫特的另外一些作品，如《茹伯玛的宣誓》、《鹰勋的颁发》、《苏格拉底之死》等，也具有同《贺拉斯的宣誓》一样的崇高和庄严的古典魅力。
图2-38《马拉之死》
大卫特作为一个画家，全身心地卷入了法国革命，是投票杀死国王路易十六的人员之一，参加过法国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与激进的革命者罗伯斯庇尔有紧密的关系，被认为是激进的共和党人的视觉发言人。罗伯斯庇尔失势后，大卫特也成了政治犯，并受监禁。在革命时代，他画了一些极具煽动性的作品，其中的代表作就是《马拉之死》（1793年）（图2-38）。
马拉是法国革命的重要政治家和最激进的领导人，他也是大卫特的朋友，他习惯于在浴缸里写作和办公。1793年7月13日，他在浴室里被一个伪装成请愿者的妇女所杀害。大卫特立刻把这个重要的、深具悲剧性的历史事件作为题材，画出了这幅作品。在绘画题材的历史记录中，把当下的题材作如此处理，是不多见的。这可以看做是大卫特这样的新古典主义者的现实主义精神。在画面中，大卫特集中注意于马拉死于浴缸中的悲剧性描绘，以使马拉的被谋杀成为一个触目惊心的事件。他在画面中所画的都是与这一事件直接相关的事物，一个粗糙的写字桌，桌子上有一个墨水瓶和几片纸，浴缸和铺在浴缸上的垫布，马拉带血的身体和手上的纸、笔，还有地面上谋杀者的凶器——匕首。马拉手上的那片有字的纸，是谋杀者用以作为进入马拉居室的通行证，而马拉却误认为是请愿信，并准备签署。整个背景被处理成了深灰色，这样，光线就被集中在了前景，使这里的一切细节都成为这个谋杀场面的见证物。大卫特的这种描绘，使每一个观看这个画面的人，有一种亲临谋杀现场的感觉。
在描绘这个场面时，大卫特把古典主义的高贵尊严和英雄主义风格的展现与真实地揭露政治谋杀的龌龊恰当地综合在了一起。显然，大卫特不仅是为了真实，作为一个古典主义者，他其实是按照圣像的绘画语言来画他的这位死去的朋友的。马拉死时的姿态有着罗马雕刻的肃穆和高贵，这显然是要表现马拉的人格尊严；虽然伤口和鲜血可以清晰看到，但大卫特所需要的只是让人们看到它，而不是渲染它的恐怖；马拉的面部表情是平静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死的面前有一种如归的安详，但他脸上的苍白和斜依在浴缸边的身体姿态，却极大地触动着观看者的灵魂，让人永远会记住这一悲剧性的场面。这样的描绘，使人们回想起圣经故事中耶稣的受难和那些宗教性质的经典绘画。
图2-39《瓦尔平康的洗浴》
大卫特在法国革命时期是重要的画家，拿破仑上台后，大卫特成了拿破仑执政的支持者，他画过拿破仑的多幅肖像画和巨幅的活动绘画。
另一个新古典主义者叫安格尔，他是大卫特的学生，他寿命较长，随着他的年岁增长，新古典主义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的下半叶。安格尔一直对古代的大师极为敬重，在自己的作品里，他企图复活这些大师的艺术信念，并与文艺复兴、哥特艺术结合为一，形成了一种新古典主义的综合艺术。他在教学时，严格要求学生进行精确的训练，鄙视即兴创作和在构图上的任何紊乱无序。
安格尔在对古典理想美的追寻中，不重视色彩，而是重视线条的表现力。这体现在他根据《荷马的史诗》题材，用平实的色彩所画出的一些实验性的作品中。他对古典完美艺术在线条形式上精确、和谐与稳定的追求，使他比当时和以往任何人都显得突出，也使他的画面在深具完美的构图形式的同时，具有一种原始的质朴、纯粹、简洁和宁静。
大家在安格尔所画的《安提克与斯卓透尼斯》、《泉》、《瓦尔平康的洗浴》等，都不难看出他的这种画风和成就。在《瓦尔平康的洗浴》（图2-39）中，画面简洁，光线柔和，垂帘与床及地面形成了一种稳定的结构。画面正中是一个体态丰满、肌肤柔滑的女性**。她的浑圆的肌体的轮廓线饱满而圆润，她的坐姿呈“S”形，这种圆润的线条与垂线和水平线所构成的直线，形成了对比的关系。同时，垂直线和水平线也被圆润的身体线条所打破，使其具有和谐的特征，而水平线与垂直线所构成的稳定、坚固的构图又使圆润的身体线条具有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