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新启蒙文学（第2页）

尽管70年代末期的文学并未提交一份详细的发展纲要，但是，20年之后的历史考察却会轻而易举地导致一个发现：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存在的中轴线是——现代化。然而，如同20世纪的历史演变所显示的那样，中国的现代化卷入了一系列纷杂的冲突。中国的历史语境——现代化仅仅是一个隐约的雏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语境——现代化自盛而衰——之间的差异，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与“现代性”理论模式之间的距离，这一切形成了一个错综纷歧的文化空间。这时，文学感觉到的内容远远不止一种声音。事实上，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已经察觉到另一种例外——尽管他们试图按照既定的秩序整编这些例外：“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展的各个阶段，人们不止一次地感觉到悲凉沉郁之中缺少一点什么，因而呼唤‘野性’，呼唤‘力’，呼唤‘阳刚之美’或‘男子汉风格’。这种呼唤总是因其含混和空泛，更因其与上述‘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艰难曲折千回百转的历史行程不相切合，而无法内在地由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往往变为表面化的外加的风格色彩。”相对于这种不可企及的英雄气概，20世纪文学之中出现了嘲讽。这样的嘲讽不是某种修辞术，这样的嘲讽业已形成一种基本的美学感觉。在我看来，这样的嘲讽之中寓含了一定的怀疑——怀疑“现代性”名义之下的某些价值观念。显而易见，这样的怀疑曾经在世界范围流行，并且大面积侵入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同样呼吸到了某种异样的氛围。20世纪上半叶，鲁迅一方面承担了启蒙英雄的角色；另一方面又时时质疑自己的启蒙者身份。这里，启蒙与自责之间的紧张意味深长。进入八九十年代，解放的欣快与由衷的乐观并没有维持很久——中国文学之中的冷嘲与反讽悄然而出，并且不绝如缕。相当长的时期里，这种美学感觉始终被视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声音。

文学史不仅是过往文学的编年式记录。如果企图显示一个时期文学话语的功能，那么，文学史必须是这个时期文化史的一个特定维面。人们进入这个文化空间，考察文学话语与其他话语类型的呼应、合作、分歧、对立。文学与其他话语构成何种关系，文学在话语关系的分配之中赢得何种位置，这一切都将决定文学的功能。这从另一方面喻示，文学的功能不是恒定的，而是历史的。从文、史、哲的浑然一体到文学自觉的时代，从甲骨、竹简到多媒体的传播方式，从战火频仍的时期到歌舞升平的气氛，文学分别承担了不同的义务。文学始终坚持美学立场，但文学史必须重新写出这个时期美学对象的定义。

南帆：《双重的解读——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种描述》，载《文学评论》，1998（5）。

泛读作品

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

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

评论文献索引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批评，1985（6）。

雷达。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文学评论，1987（1）。

阳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之后。文艺报，1988-10-18。

张光芒。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南京大学学报，2003（1）。

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若干问题。山花，2005（11）。

李新宇。重返“人的文学”——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6）。

张治国。启蒙的变异与坚执——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侧面。江汉论坛，2006（6）。

杨庆祥。“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当代文坛，2007（6）。

樊星。新时期文学的“当代性”——新时期与现代文学两个30年代比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王达敏。从启蒙人道主义到世俗人道主义——论新时期至新世纪人道主义文学思潮。文学评论，2009（5）。

拓展练习

“重返八十年”是目前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是一个涵义颇为复杂的问题。请阅读下列一组文章摘要，了解他们的基本立场与视角，并在本阶段的学习中思考这些观点。

①就“当代文学”而言，“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不但没有割裂“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关联，相反，它们成了沟通“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的桥梁。——在某种意义上，将“新时期文学”视为对“个人性”的“五四文学”的“回归”，反倒不如将其视为对“十七年文学”乃至“文革文学”的“回归”更为贴切。

……“新时期文学”中影响最大的以王蒙、张贤亮等为代表的所谓“五七族”作家群，和包括张承志、王安忆、史铁生、阿城以及主要的“朦胧诗人”在内的“知青作家群”，他们的精神、知识与文化背景恰恰不是所谓的个人性的“五四文学”，而是“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因此，“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无不打上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深深印迹。[1]

②知识考古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寻找和表达立场。“重返”不是要裁定不同思想价值体系的高下，而是要找出它们的规律和历史脉络。8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的本质化与整体化叙述常常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种悖论之中：一方面，“新时期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的关系被理解为“文学”与“政治”这一更高层次的二元对立的演化，“新时期文学”被描述为文学回归自身的过程；另一方面，文学史叙述又都反复强调“新时期文学”参与新政治“拨乱反正”的功能。“新时期文学”在政治反思和政治批判中拉开帷幕，像《伤痕》《班主任》等我们熟知的作品，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文本，或者说，它们是作为政治象征出现的。[2]

③所谓的“重返”是为了与八十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观念对话，也是与主宰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批评的哲学历史观念对话。主宰80年代主流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观念是所谓的文学自主论，所谓文学回到自身，文学摆脱政治的制约回到自身，以及建立在这种文学自主论之上的文学发展观。这种文学史观将“文革”前后的文学理解为一种对立关系，理解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要解构的，就是这种高度本质化的二元对立。也就是说，我们提出的“重返”，是试图通过将我们这一代人自认为亲历和熟悉的80年代重新陌生化，以90年代以后的知识与80年代对话。[3]

④现在有些研究者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评价很低，我以为这个判断在事实上大体可以成立，但在情感上缺少“了解之同情”；还有一些研究者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评价很高，甚至认为已超过了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判断，我以为在事实上不成立，在情感上也虚矫。我个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基本判断建立在“了解之同情”上。如果以纯粹文学角度评价中国新时期文学，人们会发现它的幼稚，但如果以思想解放运动观察，就不能不为那些作家的勇气和思想而感动。[4]

⑤与文学史方面的回顾大多沉溺于80年代昙花一现的“文学的黄金时代”的思路不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对80年代的文学审美自律等观念弥漫了一种检讨与自责的情绪”。通过对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等反思，发现以“反对政治意识形态”为旗帜的“纯文学”、“纯审美”以及“重写文学史”运动当初虽然充满了挑战性和批判性，也都无一例外地被预设出光荣的梦想和神话，但是作为历史性的生成，却又不可避免受到政治的规划，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因此，质疑与批判“去政治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重建政治维度”再次在文学理论界形成热门话题，与其说这是对学术问题纠偏的努力，不如说在深层动机上是对知识分子在现代化想象中确立的身份和话语权力的追忆，是对自身“退守自己园地”（纯学术）——游离于社会的价值立场之检省，表现了当下边缘化处境产生所产生的精神焦虑。[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