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小 说（第2页）

鲁迅：《萧军作〈八月的乡村〉序言》，见《八月的乡村》，2页，上海，上海容光书局，1935。

5。她（萧红）对艺术表现方法上这三方面的自由探索、创造。

首先，是题材取向上的怀旧倾向。萧红虽然写过一些迅即反映现实的作品，但大都不很成功。从本质上看，萧红是一位忆旧型的作家。……《呼兰河传》回忆的是故乡呼兰河的平庸的生活，刻画的是动物般生存着的人们，但这里“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这里有深刻的批判，但也有深情的憧憬。

其次，是叙述方式上对限制叙事的重点运用。她的大部分的名篇（如《商市街》《回忆鲁迅先生》……《呼兰河传》）重点运用了第一人称限制叙述角度……只有这种角度才深深地契合于她的那种天性，才使她的话得到了得心应手的表达；而且，由于这种角度所特有的叙事功能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意蕴含量。

第三，是情感评价上的心理视角。……在艺术的情感评价上，她就很少以纯客观的描写显示其倾向性，而主要以心理视角直接显示其主观的情感评价。与她侧重运用的叙事角度相应，她所采用的情感评价上的心理视角主要是属于第一人称的。这样，作品中的“我”往往一身而两任，既是事件发生的见证人（有时甚至是事件的参与者），同时也是该事件的评价者。

秦林芳：《萧红创作的文体特色》，载《江海学刊》，1992（2）。

6。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通篇没有完整的叙事线索，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和曲折离奇的情节，更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和人物，全书的七章之间也没有任何时间上的因果联系来相互连接。就在好似“无结构的结构”中展开这近乎“无事”的叙事。然而，《呼兰河传》并不是简单地将各个散落的篇章拼凑起来，它是一个整体、一个统一体，其结构是“空间”地组织起来的。换言之，《呼兰河传》是一部“空间形式”的小说。

姜振昌、宋娴：《〈呼兰河传〉：长篇小说与散文化叙述》，载《烟台大学学报》，2009（1）。

7。《死水微澜》正是带着历史的沉淀、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拉开了历史转折的序幕。这是一个漫长的序幕，整部书都浸透在一潭千百年来形成的“死水”之中，各种陈腐落后的观念、意识、情感和行为方式都在这里深深地沉淀着，但各种新的观念、意识、情感和行为方式也正在这里萌生着，因此，这又是一个瞬息即到的伟大现实的开端；然而这更是一个新奇的序幕，作为历史巨变的开端，舞台上竟没有出现一个历史人物，也没有发生重大的历史事件，紧紧围绕男女主人公展开的故事情节都是虚构的，作者注视的都是普通人的命运，着力表现的是天回镇上古老而神秘的传统习俗和乡民们固有的性格特征。这首先使我们直觉上感到《死水微澜》反而比它后面的两部书更具有现实感。而这一点恰恰体现着李劼人的一个根本出发点：他是把这潭“死水”作为我们民族历史的缩影和象征来写的，“他是把那些内容作为历史事实，作为认识这些事实的手段，作为现实的再现来写的”。他是要我们从这里看到我们民族历史的过去和发展。《死水微澜》不但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拉开了一个现实截面的序幕，而且也体现了对我们民族以往整个历史的深刻反思，这是一个历史与现实、旧时代与新时代承前启后的交叉点，它支起了“长河三部曲”的整个框架。

刘勇：《历史长河的现实性开掘》，见《中国现代文学的心理学研究》，20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提到蒋光慈，人们自然会联系到那常为人诟病的“革命+恋爱”小说模式，这种“条件反射”首先得归因于瞿秋白、茅盾等左翼批评家曾给予的严厉批评与全盘否定。茅盾曾将蒋光慈的作品斥为“脸谱主义”“方程式”，是“严重的扭曲事实”，并因此而宣布：“1928年到1930年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作品，现在差不多公认是失败。”……尽管蒋光慈遭到了当时批评家的严厉苛责与“痛骂诋毁”，但广大群众，尤其是进步青年却十分喜爱他的作品，究其原因……更重要的是，他把革命与恋爱——这两个人们最关心的问题糅杂在一起写了，这不能不说是他的独创。

但革命，这样严肃而神圣的事情怎能与最浪漫、也最私人化的爱情糅杂在一起呢？其实，这两者在本质上有着相通之处：他们都能够“截断日常生活”，打破其固有的平衡与稳定，以最动**与**复活板滞、干涸的心灵，使长期受压抑的人们名正言顺地加入生命的狂欢。这也正能解释为什么人类既厌恶战争，却又在战争面前激动昂扬，亢奋不已。……尤其是青年人，他们不容忍社会黑暗，不容忍生活单涩乏味，渴望公平与轰轰烈烈，而革命，无疑是满足他们这一心态的最佳途径。作为敏感的青年诗人，蒋光慈对革命的理解也就更贴近其浪漫本源：“在现在的时代，有什么东西能比革命还活泼些？有什么东西能比革命还有趣些？还罗曼蒂克些？”“说起来，革命的作家幸福啊！革命给予他们多少材料！革命给予他们多少罗曼蒂克！”……“对青年人来说，还有什么东西能比爱情和作为事业的革命更重要，也更具魅力些？革命和恋爱都是生命之火燃烧的材料，把生命之火为革命，为恋爱而牺牲，将是多么有意义啊！”……正因为爱情与革命在他们心目中都至若神明，都有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所以才会有二者冲突所带来的紧张苦痛与艰难选择。若仅仅止于对这一冲突的揭橥，那是“五四”个性解放作家的任务，蒋光慈的超越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帮助青年人摆脱“个性解放”思想不能使他们得到理想爱情所带来的郁闷苦痛，引导他们走出爱情的狭仄天地，去求索人生更高价值的东西。就这样，他已将“五四”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的主题转变成为了革命和政治的主题，以革命的巨大能指替换了爱情这一能指。

王智慧：《**叙述下的革命言说——蒋光慈小说创作简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2）。

泛读作品

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野祭》

柔石：《二月》

评论文献索引

朱彤。左翼小说叙事模式的流变。南开学报，1994（3）。

王爱松。都市的五光十色——30年代都市题材小说之比较。文学评论，1995（4）。

张园。20世纪30年代小说都市叙事整体观。江汉论坛，2003（5）。

孔庆东。左翼小说的文学史价值。学术界，2005（3）。

李钧。生态文化学与30年代小说主题研究。北京；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

贺桂梅。性政治的转换与张力——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解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5）。

郑择魁、盛钟健。柔石的生平和创作。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

王金城。诗学阐释：文体风格与叙述策略——《呼兰河传》新论。复旦学报，2002（6）。

赵洪泽。“将道德的眼光抛开”——论李劼人的情爱观念和写作姿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3）。

钱杏邨。蒋光慈与革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上海：上海泰东书局，1982。

拓展练习

1。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与沈从文《丈夫》同为“典妻”题材的杰作，反映了当时随着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的极度贫困，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精神的崩溃。这种崩溃表现在重压下的人的性格的扭曲变形；思想上的愚昧麻木和人性的变异。细读文本，写一篇鉴赏文章。

2。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农村出现了“丰收成灾”这一现象，这在茅盾的《春蚕》、叶紫的《丰收》与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中都有真切的反映。三篇小说几乎同时问世，当时它们的相互呼应极大地扩大了社会影响。今天我们从它们各自的艺术特色中可以揣摩出哪些经验或创作规律来？

3。萧红及其小说恒久的艺术魅力，既在于写出了东北乡村那让人闻所未闻的风物人情，原生态地展示了东北乡村的群体生命形态和生存状态，以及作者深刻的心理、文化体验与批判，还在于小说文本所呈现出的让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创造性。其小说以女性特有的“细致的观察”和心理体验，对东北农民物化的生命形态予以深刻的揭示。从这一点来说，她坚持了鲁迅的思想文化方向，对农民身上所体现出的对生命价值的漠视及苟活的生活态度采取了“揭出病苦”的创作态度，体现出对国民生存状态的深深的忧患意识。阅读文本与相关评论，对萧红小说有一个整体把握。

4。作为最早以文学实绩建立社会声名的共产党人，蒋光慈身上凝结着太多的矛盾与悖论。他的小说，一边经受着艺术上的质疑与非难；一边却在读者那里见证着生命力与销售奇迹：一版再版，甚至十数版，且不断被盗版，风靡一时。他的革命文学作品，虽然被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判定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却依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实现了革命文学所要追求的目标：“许多的青年，因着他的创作的鼓励，获得了对于革命的理解；走向革命。”种种矛盾与悖论深刻又耐人寻味，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蒋光慈现象”。同学间就此进行交流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