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第一个十年文学19171927（第2页）

贾植芳编：《文学研究会资料》，499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9。创造社，在它存在的短短十年间，曾经不止一次地猛烈搅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界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化界。在“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之后，创造社在中国新文学界掀起了一个新的洪峰。它于1921年举着与前一代的《新青年》和同一代的文学研究会的知识分子全然不同的文学旗帜闪电般地出现在中国文学界，几乎是造成了一个类似于“创造社”时代的文学新时期。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连同创造社的机关刊物《创造季刊》等风靡于当时的文学界特别是文学青年之中，给文坛的震动并不下于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白话新诗和鲁迅的《狂人日记》。但这样一股文学潮流，尽管在精神上体现着“五四”新文学的方向，显示了这个文学运动的新的实绩，但至少在形式上却并不直接表现为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正面冲突，创造社与外界的论争更多地表现为新文学营垒内部的斗争。……招怨于文学研究会、讥评《呐喊》、小觑康白情、褒贬小诗、挑剔翻译、戟指胡适，几乎是四面树敌，独战群儒。但也正是在这激烈的论战过程中，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初成形态，某些被称为新浪漫主义的西方现代派的理论也通过创造社这个渠道被介绍到了中国。1928年，由创造社发起的革命文学论争整个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文学的历史走向，奠定了从那时起直到现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基础，马克思文艺理论较前更加集中而迅速地被介绍到中国。显而易见，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成为现当代的一个主要理论基础的过程中，创造社的历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同样令人困惑莫解的是，在这场意义重大的历史论争中，创造社的斗争矛头指向的却不是封建主义的文学旧营垒，甚至也没有主要针对从英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新月派，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这些后来被证明为左翼或倾向左翼的作家反倒是他们主要的攻击的对象。……这一切的一切，使创造社带上了极为复杂的性质。

王富仁：《创造社与中国现代社会的青年文化》，见《灵魂的挣扎——文化的变迁与文学的变迁》，170～171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10。从题材来说，是创造社的青年的创作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展示了新文学的“现代生活景观”——现代都市生活的种种形象。茅盾认为鲁迅《呐喊》表现了现代的乡村人生，“但是没有都市，没有都市中青年们的心的跳动”，“很遗憾地没曾反映出弹奏着‘五四’的基调的都市人生”。创造社青年的都市观感直接来自日本大正时期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景象，这比黄遵宪当年所感叹的“消防队”等近代事物更“现代”了。郭沫若的《女神》涌动着摩托车、大都会、烟囱（“二十世纪的名花”“黑牡丹”），郁达夫笔下有酒楼、妓馆，田汉、陶晶孙笔下有咖啡店，成仿吾笔下的流浪汉，张资平笔下的城市男女……从这里开始，中国文学里出现了这样的故事与这样的主人公：沉浮于都市夜色中的男男女女，为现代生活的欲望所鼓噪，恋爱、求学、工作、交际，不断有新的烦恼，不时有精神的空虚，在富有魅力又暗藏危机的生活之流中挣扎。除了题材，引人注目的还有创造社作家对自身的估价和判断，那是一种满怀生活渴望与成功期许的自信。表现在创作当中，则是他们面对世界和他人的态度——关于“天才”的自我想象，这是创造社青年极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这既是他们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化的接受，更代表了一种恃才傲物的自我估价。

李怡：《论创造社之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意义》，载《文学评论》，2009（1）。

11。研究者们关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关于传统与现代性：旷新年在学衡派研究方面贡献很大，尤其在理论上比较有深度。他提出，学衡派是最早对现代性和启蒙主义进行批评的，这已经涉及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问题。他认为，五四新文化派总想寻求“根本解决”的办法，缺乏健全的心态和清明的理性，使传统受到毁灭性打击。从“反传统”到“接着”传统，学衡派是一个转折点。他还指出，学衡派和新儒家在思想上一脉相通，都强调儒家的信仰、情感价值，他们都是学术知识分子，有很强的文化使命感。……也有学者不同意单纯以文化保守主义来肯定学衡派，李怡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五四并非完全反传统……他指出，五四和学衡派对于传统文化都进行了选择和改造，前者重在“解放发扬”，后者重在“整理收束”，他们的思路是相通而非对立的。二、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学者们普遍认为，新人文主义不但增加了学衡派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而且使他们眼界更开阔，能够提出世界性的文化理想……表现在重视文化与批评的社会功能，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和使命感……也有学者对新人文主义的负面影响进行分析。李健中提出，新人文主义是针对西方文化危机而提出的，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而且它只是创造世界新文化的一种理想，学衡派想以此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结果必然失败。三、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多数学者认为双方各自都有其历史合理性，又都有其局限性。学衡派是反观五四的一面新镜子，从中映照出新文化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功利主义、激进主义等等。但许多学者并没有满足于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一方，而是深入探讨双方共同存在的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罗岗、魏建等都提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五四新文化派难以容纳保守主义，也使学衡派陷入农民起义式的狭隘心理中，只想“取而代之”。双方互相对立而没有互相交流、取长补短，这是文化上的损失。

张贺敏：《学衡派研究述评》，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4）。

泛读作品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研究会宣言》

沈雁冰：《文学与人生》

成仿吾：《新文学的使命》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

蔡元培：《答林琴南书》

评论文献索引

邓绍根。空谷足音，黑室明灯——五四青年眼中的《新青年》。新闻与写作，2009（6）。

严家炎。关于“五四”新文学的领导思想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1）。

许志英。“五四”社会改造思潮与人的文学。南京大学学报，1989（3）。

高远东。未完成的现代性——论启蒙的当代意义并纪念“五四”。鲁迅研究月刊，1995（6）。

张宝明。启蒙与革命。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吴福辉。“五四”接受史和“五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4）。

贺桂梅。80—90年代对“五四”的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4）。

钟扬，戴文红。从《文学改良刍议》到《文学革命论》。江淮论坛，2003（4）。

袁少冲。周作人早期“人学”思想价值新论——以《人的文学》为中心的细读。鲁迅研究月刊，2008（8）。

潘正文。新文学的诸种现代性——论“五四”社团文学主流形态之差异。文学评论，2007（4）。

钱谷融，王晓明。文学研究会资料评论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魏建。创造社的价值：为“五四文学革命”补课。鲁迅研究月刊，1996（8）。

邓绍基。文化论争与学人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若干论争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5）。

拓展练习

1。“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对整个封建旧文学宣战：‘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对国风、楚辞直到元曲、明清小说的充分肯定，表明‘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的实际意义并非全盘否定古典文学，锋芒指向‘明之前后七子’及桐城派的仿古主义。”[1]

严家炎先生在《〈文学革命〉论作者“推倒”“古典文学”之考辨》中是这样阐释的：可以有把握地说，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这里的“古典文学”其实是他所理解的“古典主义文学”——而且是在前面加上了“陈腐的”“铺张的”两个定语的“古典主义文学”。不过为了字数相等、对得工整，他把“主义”两个字省略掉了而已。确切一点说，陈独秀“推倒”的是一种仿古文学。陈独秀绝没有要“推倒”或者“打倒”中国古代文学乃至经典文学的意思。如果采用这种理解，那么，前面所说的“古典文学”与“写实文学”意义上不能对应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他要“推倒”的是“古典主义文学”，“建设”的是“写实主义文学”，两者都具有创作方法或创作态度的性质，对应起来一点都不勉强了。这样，陈独秀的本意也就显露而豁然开朗了。阅读相关文章了解文学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借鉴。

2。如何评价文学革命时期胡适与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与理论？（提示：胡适对新文学理论建树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白话文学论”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进化论与实验主义对胡适文学观念的建构都有积极的作用，应结合《文学改良刍议》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胡适文学观念在新文学发难期所作的贡献做出客观的评价。周作人以“人的文学”来标示新文学的内容特质，适合了“五四”个性解放的热潮，对文学革命的推进起到很大的作用。后来转向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与自由表达思想的原则，提出比较脱离现实的“自己的园地”文学观，代表了倾向自由主义的作家另一路的追求）

3。精读《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回答其基本内容与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