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异质中短篇小说（第2页）

周保欣：《风俗化政治与文学叙事魅惑——以“萧也牧批判”为个案的一种考察》，见吴秀明主编：《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与人文阐释》，288～289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6。《红豆》或许是将爱情故事与宏大历史主题结合得最佳的一个案例。这同样是一个“鱼肉不可兼得”“大爱”与“小爱”戏剧性冲突的故事，但是，阅读这篇小说没有感到牵强附会、人为地“制造”悲剧的别扭感。我认为它提供的经验是：一、这篇小说以历史叙事为主，而且它选择大陆解放前夕，国民党丧失政权外逃之际作为故事背景，这是一个个人命运与党派、家国命运关联最为直接、个人选择最关键的时刻，所谓“千钧系于一发”“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紧要关头。小说对这一历史现场的还原，使个人、阶级、国家命运被有机地交织在一起。

二、小说没有因为“大爱”的神圣性，而轻视、忽略“小爱”对于人生选择的分量。作品对江玫爱情心理的细腻刻画——对齐虹“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矛盾、抛弃爱情的艰难、割舍后的怀念，不但没有削弱她选择革命道路的神圣性，相反，由于这种选择“忠孝不能两全”的性质，由于伴随着一种刻骨铭心的感情丧失，其神圣性反被加强了。它证实了同期同类作品中较少出现的、一种“反常的”艺术经验：当“大爱”与“小爱”的冲突不可避免时，即一种悲剧情景发生时（依赖于作品对矛盾场景的设置及作者还原现场的能力，不能给人人为制造冲突、制造悲剧的感觉），依从了“大爱”的神圣化逻辑及价值取向，但同时对个人的丧失、对“小爱”的牺牲表示了真诚的、切实的痛惜与怀念。应该说，《红豆》在同期的文学创作中提供了一个在美学层面上思考革命伦理（个人与集体、感情与神圣信念之间的关系）较纯正的趣味——它的悲剧取向，即以悲剧的情感、悲剧的审美姿态处理悲剧事件。

三、在知识分子如何走向革命的问题上，《红豆》表达了一种更加温和地对革命的认知方式与接受方式。主要表现为小说的主人公江玫走的是一条“亲情式”的对革命的接受与选择过程，与林道静仪式性的三部曲：共产党员的指引马列思想武装与工农结合明显不同。可以说，江玫在林道静之外提供了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另一种模式，一种更具自主性、内在的心理逻辑更清晰、更写实的、“反神话”的成长模式。同样是这个原因，这篇小说在将爱情故事与宏大的历史主体结合时，显得自然、随和得多。

如果江玫也能像技术员、叶碧珍、季玉洁那样在走出感情困惑后表达一种激昂慷慨的情绪格调（像谢冕先生建议的，把红豆扔出窗外），也许《红豆》更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与美学规范。但《红豆》显然是一部因为没有完全遵循传统与规范，而真正有所“突破”的作品。

孙先科：《爱情、道德、政治——对“百花”文学中爱情婚姻题材小说“深度模式”的话语分析》，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1）。

7。《百合花》的清淡、精致、美丽，在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部队一个年轻的通讯员与一个才过门三天的农村新媳妇之间近于圣洁的感情交流。作家的创作目的很明确也很坚定，那就是表现战争中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因此，作品取材于战争生活而不写战争场面，涉及重大题材而不写重大事件。战争的枪林弹雨只是为了烘托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诗意化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从结构上说，两个主人公是被言说者，他们的心理世界是通过叙事者“我”的眼睛看出来或感受到的，所以“我”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小说前三分之一是写“我”眼睛里的通讯员形象，中间三分之一还是写“我”眼中的通讯员和新媳妇，而他们俩唯一的一次单独接触则完全被虚写，读者并不知道新媳妇对通讯员的真实态度。直到小说的最后三分之一的篇幅里，小通讯员牺牲了，新媳妇的感情才汹涌澎湃地爆发。但读者读到这里并不会感到突兀，似乎只有这样表现才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这种读者心理上的逻辑，却是通过叙事者“我”的作用来完成的。小说写了一个小通讯员衣服被挂破的细节，这个细节先是出现在“我”的眼睛里：“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而新媳妇对那个破口子有什么想法并没有正面表达。可是当通讯员的尸体出现时，新媳妇正是从那破口子上认出了他。这以后，“我”反而退到了很不重要的位置上，重彩放在描写新媳妇缝衣服上面。这似乎是一个暗示：“我”眼中看到通讯员肩上的破口子而引起的“后悔”，也就是新媳妇心里的“后悔”，表面上叙事人在写自己对通讯员的感想，其实是暗示了新媳妇的内心世界。虽然小说没有正面写新媳妇对通讯员的心里感觉，但叙事人的心理活动却处处起到了借代的修辞作用。以此类推，小说前三分之一写“我”眼中的小通讯员，也不仅仅是一般的介绍人物，而是通过“我”对小通讯员的接触方式和感想，读者可以联想到小说虚写的那个新媳妇与小通讯员初次接触的场面以及新媳妇对他的感想，有了这种借代作用，才会有新媳妇一出场时“笑个不停”的暗示。通过这样的叙事方式来表达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的感情交流，显得含蓄优美，令人回味。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68～7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8。《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王蒙的成名作与代表作，是王蒙创作、思想、价值指向的“原点”。因之，真正读懂了《年轻人》，也就读懂了王蒙。

王蒙通过林震与刘世吾的形象塑造，写出了两种价值指向。一种以林震为代表。一方面，他否定了林震将生活理想化；另一方面，却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对林震对理想境界的追求精神，对林震后来明知其努力的艰难、无望，却仍然要顽强地追求下去的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赞扬，并通过这种肯定与赞扬，构成了对林震必然地要成为刘世吾的人生轨迹的拒绝，构成了对社会现实生存法则必然要消耗个体生命的拒绝。

另一种价值指向以刘世吾为代表。一方面，他看到、认可了刘世吾现实存在的深刻性、合理性，甚至对刘世吾对社会、人生的深刻的洞察力及相应的人生态度，有着某种程度的赞赏，这些都是林震所不可企及的。一方面，他对刘世吾在“可怕的冷漠”中丧失了生命的活力，丧失了对现实锐意进取的批判精神，对刘世吾对现实生存法则的完全认同，对刘世吾对个体生命被社会现实生存法则所消磨的认同，又是予以否定的。而这种活力与批判精神，这种对个体生命被社会现实生存法则所消损的拒绝，又是体现在林震身上的。如此，在对林震、刘世吾各自的双重的肯定与否定的缠绕中，在看到林震、刘世吾在价值指向上事实上的一分为二而又希望在价值追求中将二人合二为一中，王蒙表现了自己所认可、倡导的个体人生的价值指向，那就是王蒙借刘世吾的口所说出的“经验要丰富，但心要单纯”。所谓“经验要丰富”，就是要对社会、人生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与相应的现实的应对能力。所谓“心要单纯”，就是要保持生命的纯真、鲜活，保持对人生的热爱之心、进取之心。

傅书华：《个体人生与社会政治的亲密拥抱——论王蒙小说中个体人生的价值指向》，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2）。

泛读作品

邓友梅：《在悬崖上》

陆文夫：《小巷深处》

陈翔鹤：《广陵散》

康濯：《水滴石穿》

李国文：《改选》

评论文献索引

傅书华。打捞十七年小说中的个体生命“碎片”。文学评论，2002（5）。

李遇春。茹志鹃五六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心理动因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

李建军。再论《百合花》——关于《红楼梦》对茹志鹃写作的影响。文学评论，2009（4）。

刘绍信。“共名”时代婚外恋情的范本——《在悬崖上》重读。北方论坛，2002（4）。

洪子诚。“外来者”的故事：原型的延续与变异。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3）。

谢泳。重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南方文坛，2002（6）。

孙先科。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精神现象学阐释。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4（3）。

郭铁成。应尊重文学史的基本史实——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文艺争鸣，2005（4）。

温奉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研究50年述评。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王蒙。大起大落《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之后。百年潮，2006（7）。

野艾。对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问候——向路翎致意。读书，1981（2）。

张鸿声。当代文学中日常性叙事的消亡——重读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5）。

拓展练习

1。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并没有脱离“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的主调，却因有意无意地碰触到战争与个人生活、感情、命运的复杂关系这一在当时极为敏感和忌讳的问题，从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有人认为，作者在《洼地上的“战役”》里安排了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兵士王应洪的恋爱故事，从中展开了纪律和爱情的冲突。……这种爱情是为部队的政治纪律所不容许，是不利于战斗的，因之也是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实质相背驰的。……作者无论怎样描写王应洪的勇敢和自我牺牲，描写王应洪牺牲以后金圣姬的坚毅和自恃，但是由于作者立脚在个人温情主义上，用大力来渲染个人和集体——爱情和纪律的矛盾，前者并且战胜后者的结果，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金圣姬心灵上的创伤，无法改变在战争中丧失了个人幸福而造成的悲剧。[8]1955年夏，路翎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成员被捕之后，对小说的批判也升级为“带着极其阴毒的反革命使命，它直接针对着抗美援朝这个严重的斗争进行思想上的破坏”，“散布消极、动摇、阴暗、感伤的情绪，散布和平幻想和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达到从精神上瓦解我们的队伍的目的”。[9]也就是说，爱情描写在这里是受到批判的重要原因，但是，也有论者对是否描写了爱情而怀疑[10]。请走进文本，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2。《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从问世之初就伴随着各种解读评论，从50年代的政治性阅读，到80年代之后的重读：李子云从“少年布尔什维克精神”的角度深入；洪子诚认为讲述了“疏离者”故事，延续了“五四”时期“孤独者与大众”的主题；陈思和侧重归为个人体验的成长小说；董之林提出“青春体”小说论点；而杨朴从“原型”理论出发，认为小说的表层结构表现的是官僚主义与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深层结构表现的是“年轻人”与“成年人”两种情感方式、思想方式、生命方式的矛盾等。应该说批评越来越走进了文本的纵深之处。请查阅这些评论观点，阐述你的理解。

3。查阅文献索引中傅书华、李建军关于《百合花》的评论文章，谈谈《百合花》是如何通过细节技巧、人物对话等完成对人物形象精神风貌的塑造，如何突出对“个体生命”的重视，从而显示与工农兵文学主潮迥然不同的“异质性”特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