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散 文（第1页）

第三章散文

第一节概述

内容提要

受战乱影响，20世纪30年代兴盛一时的以抒情叙事为主的小品散文在抗战初期迅速衰落，取而代之的是能够及时反映战事变迁、直接传达热情激昂的时代气氛、具有强烈新闻色彩的报告文学以及一些抗战纪实散文，影响较大的作品有丘东平的《第七连》、骆宾基的《救护车里的血》、沙汀的《我所见之H将军》等。

1939年前后，在鲁迅逝世之后曾一度衰落的杂文创作在上海、桂林、重庆及延安等地逐渐繁荣起来，并围绕《野草》《鲁迅风》等刊物形成声势浩大的“鲁迅风”杂文流派。解放区在1942年之前曾涌现一批卓有影响的以揭露社会矛盾为主的杂文，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但在整风运动之后则陷于沉寂。以战歌和赞歌为基调的小品散文及报告文学成为延安散文的主要成就，并在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文学”中得到延续，代表作家有何其芳、丁玲、吴伯箫、孙犁、白朗等。

在杂文引领散文主潮的同时，身处边缘的小品文在40年代并没有停止艺术探索的脚步，相反，在西南大后方、“孤岛”、北方部分沦陷区以及延安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显示出繁复多样的别样风致：萧红在保持从前清新妩媚的风格的同时，以一种絮语式的笔调写出自己的社会见闻以及在逆境中的心情；丰子恺在亲历社会动**后为平淡质朴的文字注入了沉痛悲壮的现实生活气息；沈从文的散文集《湘西》，语言高雅典丽，意境清新秀美，乡土风味更为浓郁；陆蠡在散文集《囚绿记》用缠绵隽永的文字传达了身陷“孤岛”后寂寞苦闷、渴求抗争的心灵呼声；钱锺书的《写在人生边上》以日常见闻为谈资，广征博引、见解独到、语言精练绵密；张爱玲擅长以个体对俗世生活的感知来反映时代的变迁，笔调悲凉感伤而不乏诙谐生动；何其芳在进入延安后由沉醉幻美转向关注现实，文字平实朴素，情感简略粗糙；而梁实秋以旷达俊逸的名士风范成为闲适散文派的第三代传人。

教学建议

1。阅读评论摘要1及相关资料，把握第三个十年散文创作趋向。

2。阅读评论摘要2及相关资料，分析小品散文在沦陷区兴盛的主要原因。

3。阅读评论摘要3、4、5、6，了解“野百合花”事件，分析杂文在解放区凋敝的原因。

4。细读张爱玲的《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阅读评论摘要6、7、8、9，理解其散文的世俗倾向和“私语”特征。

精读作品

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

张爱玲：《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

陆蠡：《囚绿记》

评论摘要

1。各种散文艺术形式的相互影响和不平衡发展，是抗战以来散文创作的一个突出事实。面临时代和社会的大变动，各种散文形式的应变力不是同步的。抗战初期轰轰烈烈的战争生活和解放区崭新的社会现实，吸引着广大作家的密切关注，他们努力把人民高度关心的动态反映出来，因而造成了记叙性散文的勃兴繁荣局面。从记叙散文中分化出来的报告文学，由附庸变为大国，走上了大发展的道路。写人、叙事、纪行作品也大量涌现，有的篇章又和通讯报告交错在一起。解放区反映新的斗争生活的散文虽然数量不多，但继续发展以小说手法写散文的路子，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纪行文随着流离者的足迹而盛极一时，偏重于社会人事题材，感慨时艰，抨击时弊，较少留连山水的兴致，主要发展了写实性、社会性、客观性的传统，综合叙述、描写、议论之长，兼具文献价值。抒情性散文在抗战初期虽有新创，但未酿成新潮，倒是在40年代国统区获得很大发展。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方社会矛盾开始表面化，政治高压抬头，严酷的社会现实迫使作家们冷静下来，正视现实苦难，思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反视内心的情绪要求，因而沉郁顿挫、感慨万千的抒情作品竞相出现。如果说，解放区散文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忽视主观抒情、淹没个性表现的倾向，那么，40年代国统区的抒情散文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以个人抒情感应时代的精神气息和人民的生活愿望，大多较好地处理了个人性和社会性、主观真实和客观真实的关系，可以和40年代的抒情诗相互映衬，构成40年代抒情文学的主流。抒情散文诗化的艺术传统在40年代发扬光大，一大批青年作者直接受到30年代“诗人的散文”一派的艺术影响，又吸取欧美现代诗文的表现技巧，讲究散文的艺术创造，创作了大量艺术性较强、平均水准较高的诗化散文作品。连一些早先质胜于文的散文家也开始注重散文形式美的创造，写出了耐读的精品。较之记叙性散文，这时期的抒情性散文着重发展了美文传统，提高了散文的艺术价值，巩固和加强了艺术性散文的独立地位。

这时期散文在语言形式的大众化、民族化方面也取得新的进展。战时流离迁徙的生活和变动的社会环境，一方面促使各地方言土语的融化贯通，流行的新国语日见丰富、成熟；另一方面促进作家和群众结合，向群众学习和为群众写作形成风气，语言大众化成为必然趋势。现代语体文的发展，在“言文一致”的大方向上，经历五四时期以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性变革，经过30年代口语化和文学化的努力尝试，适逢抗战以来语言大众化、民族化的有利时机，于是获得新的活力。以群众口头活的语言为源泉，从中提炼出生动活泼、朴素通俗的文学语言，努力克服文言和欧化的腔调，这是这时期许多散文家留意的一个课题。

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修订本），581～583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2。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时有关于“杂文”“报告文学”的自觉提倡，如前所述，有些杂志还专门提供发表阵地，但这一时期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散文体式，仍然是回忆童年往事、描摹风土人物、絮谈人生体验、抄录古书、以史遣愁的随笔，另一些作者也仍然执著于“诗化散文小品”的创作实验。这就是说，随笔、小品等个人性散文在北方文坛日趋沉寂时，又在上海沦陷区文坛上复兴，并且由于其中大多数作者有着较深的学养，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他们所创作的散文更有一种重实感，在生命体验的深沉、文字韵味的淳厚，以至超越的哲思上，都把随笔、小品的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一个原因显然是一个“传统的承继”问题。纵观这一时期的随笔、小品，古典传统的影响已渗透于作者的体验方式与笔墨趣味之中，周作人所倡导的“文抄公体”的随笔，更是明显地受到了中国传统笔记的启示。而40年代的散文家们的得天独厚之处，还在于，他们同时又受到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滋养。除了批评家已经指出的周作人之外，也还有何其芳的影响。英国风随笔仍然保持着它的影响力，这一时期也有过专门的介绍。而这一时期散文的“个人性”特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作家们从自己的艺术个性出发，以“我”为主地广泛吸收古今中外的艺术营养，达到外在影响与作家个人内在精神的统一，这在周作人、张爱玲这样的成熟作家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并从一个重要方面显示了这一时期散文艺术所达到的历史水平。

促进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相对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学期刊、文学市场对推动散文创作发展的作用。

但四十年代沦陷区散文的发展更深层的动因，却来自这一时期对“个人生活”和个体生命存在的特殊关怀。这自然有因政治不自由，写“自己生活中的琐事，用不着担心意外的麻烦”的原因，但更根本的，却是战争毁灭了一切，不仅危及到国家、民族的生存，而且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因此，在四十年代，不仅有民族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有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关注与思考。在沦陷区，当文学中的民族意识受到了政治的压抑，个体生命意识就被推于文学图景的前景位置，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凸现。周作人在《近代散文抄·序》里，曾将文学分为“民族的集团的文学”与“个人的文学”，而称小品文为“个人的文学之尖端”。说明了四十年代沦陷文学的个体关怀在小品文的文学体式上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艺术表现。这种情况，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五四时期的散文，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并非不重要的区别：同是“个人的文学”，但五四时期散文中的“个人性”是以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为其背景与动因的，主要表现为一种个体意识的觉醒;而40年代沦陷区的散文则是战争背景下对于个体生命存在的关怀与探寻，并由此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价值。

谢茂松、叶彤、钱理群：《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40年代沦陷区散文概论》，载《北京大学学报》，1996（1）。

3。延安代表着一种由批判文学向肯定文学的转折。毛泽东断然宣布，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了，就是说，在批判对手方面，政论散文在过去已经达到了目的，现在应该为那些帮助歌颂自己的人的文学形式所取代。相反那些特别富于干预精神的代表如丁玲则主张，政治散文不但会继续有效，甚至是必需的。她和其同道者把杂文看作武器，文学根本上就是针对自身和别人的战斗手段。然而，自我批评是可以的，批评却是让人难以容忍的。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19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无论是丁玲，还是王实味，他们当时运用的批评性文体与批判精神大都来自鲁迅。不必说丁玲曾经举起鲁迅的杂文，宣称鲁迅的杂文是不会死的，也不必说像萧军这位鲁门弟子一样到处鼓吹鲁迅自由独立的反抗精神，单说王实味吧：首先，据批判者说，“他的《野百合花》的形式，是完全模仿鲁迅先生的《无花的蔷薇》的”；其次，他虽然在后来中央研究院的批判会上已经处于有组织的围攻当中，却仍执迷不悟地“以现代的鲁迅自居”。于是，在当时的批判文章中似乎可以明显看出，批判者似乎存在一种“既要削弱以至阉割、否定鲁迅的批判精神，又要利用鲁迅旗帜的尴尬”。正因如此，如何看待与运用鲁迅的杂文不仅成为文化界的任务，也在事实上成为政治家必须予以迫切解决的问题。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由于时代变了，政权性质变了，社会内涵变了，所以鲁迅式杂文也必然发生变化，它那如匕首般令人心惊肉跳的批判锋芒再也不能指向革命阵营以及新的社会与人民，而只能毫不客气地指向民族和阶级的敌人。……鲁迅式杂文倘要继续存在，那么它必然取决于它所表征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这样的杂文已经不是鲁迅那种任性而谈，无所顾忌，亦即忠实于自身体验、观察与思考的杂文了，而是一种曾被论者意欲命名为“新杂文”的那种东西。

袁盛勇：《延安时期“鲁迅传统”的形成》（上），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2）。

5。王实味关于民族形式的理论其实已经隐含了他关于知识分子处在启蒙大众的五四以来精英文化传统，而正是对这一传统的认同，也才有政治家改造人的灵魂的提出及暴露阴暗面的《野百合花》的出现。的确，王实味前后三篇文章是有其一致的理论路向的，《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是一次最基本理论的演示，是在探讨具体的文艺理论的学术讨论中展示他关于新文学发展到四十年代后如何前行的总纲，而《政治家，艺术家》一文则沿着这一理论思路对某一侧面的具体思考，到了《野百合花》，王实味则是在这理论的指导下直接干预现实了。……显然，王实味的文艺思想是在五四新文学启蒙话语系统的背景下生成的，只不过批判者们把它置换成了托洛茨基主义文艺的话语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