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赵树理与孙犁（第1页）

第五节赵树理与孙犁

内容提要

赵树理与孙犁是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双璧”，其文学实绩为工农兵文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美学范本。但因文学资源与精神谱系的差异，他们的正典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遭到主流话语的质疑和疏离，最终被以丁玲、周立波为代表的根据地文学所取代。

赵树理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成功将中国社会最底层农民作为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并以崭新的语言和风貌将其体现在文学视域中的作家。因暗合了革命文艺对民族形式的要求，他的《小二黑结婚》被文艺权威在意识形态视野下高度认可。“新人”赵树理一夜之间蜚声解放区，成为最能体现《讲话》精神的经典作家，以至被提升为工农兵新型文学的发展方向——“赵树理方向”。除《小二黑结婚》外，赵树理的代表作还有《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

在叙事策略上，赵树理力求通俗化、大众化，语言鲜活幽默，叙述简约明快，情节完整曲折，多采用“大团圆”的结局，创造了以农民为接受主体的评书体现代小说形式，最早一批创作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在价值追求上，他站在现实生活中既定的农民日常生存利益特别是物质生存利益的立场来应对时代社会的各种变化，并且在这种种变化中展现农民痛苦艰难的精神变革。正因此，他的笔下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是所谓的“中间人物”。从表层来看，这些以反映解放区农村历史性变革的小说是在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普及意识形态、实现政治教化的目的，但实际上却以“问题小说”的结构方式真实而形象地揭示了民间生活状态与现存意识形态的龃龉，以求权力机构切实保障农民合理的物质生存要求。

赵树理的创作成名、**期，是1942年至1955年，这之后，他的创作处于下滑期，1962年“大连会议”对他的高度评价，是他创作历程中的回光返照，这之后，他的创作就因对“中间人物”的批判而进入了衰亡期。这一创作轨迹，与工农兵文学的创作轨迹近乎一致而又领前一步，表明了根据地文学在成为工农兵文学主潮过程中，与民间写作的动态的“紧张”关系。

因了对农民生存、存在境遇的切实体现，赵树理与五四“人的文学”、与根据地文学对农民的重视，既有相通的一面又有其矛盾的一面，于是有了从知识分子立场、从权力机构立场对赵树理创作的时褒时贬。前者如40年代及80年代中期，学界对赵树理小说创作文学水准的批评，后者如50年代之后，权力机构对赵树理小说创作不写英雄人物的持久性批评，特定历史时期的“赵树理方向”，则是权力机构、学界对赵树理创作从政治文化视角所作的接受结果。

在对赵树理创作的接受中，形成了工农兵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其代表人物最初是马烽、孙谦、西戎、李束为、胡正，继而是韩文洲等，新时期之后则有张石山等。

孙犁在解放区以《荷花淀》《芦花**》等作品而闻名。小说主题清纯单一，语言简练细腻，长于以细节、画面来展示女性生命形态，呈现散文化的小说文体特征。孙犁的创作以女性生命形态作为个体生命的载体，并以此作为自己作品的本体构成，从而延续了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的价值脉系。他在作品中所竭力着重的，不是其时文学主潮所强调的具体的时代的社会性主题，而是以此为背景，在这一背景下给以突出的人性形态，这一形态的要素有三：一是人的本然形态，二是人性在历史运行过程中的提升与丰富，三是对社会现实生存法则消损个体生命合理性的断然拒绝。因为女性特别是青少年女性保持有更多的鲜活的人的生命的本然形态，所以，孙犁的小说多以青少年女性作为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且对其的塑造也最为成功。相应的，在小说文体方面，相对应于当时通过情节设置、发展来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本质因而作品情节性强的小说文体特征。

在对孙犁创作的接受过程中，形成了工农兵文学中的另一重要流派——“荷花淀派”，其代表人物最初是刘绍棠、丛维熙，继而是房树民等，新时期之后则是铁凝。

教学建议

1。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进行比较，分析赵树理在农村题材上的突破。

2。分析赵树理对待五四文化传统的态度以及与民间传统文化关系。

3。结合具体作品，分析孙犁小说的艺术特点。

精读作品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锻炼锻炼》

孙犁：《荷花淀》

评论摘要

1。赵树理先生不是无所容心地来描写山村的变迁的。他的爱憎极为强烈而分明。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他不讳饰农民的落后性，然而他和小资产阶级意识极浓厚的知识分子所不同者即不因农民之落后性而否定了农民之坚强的民族意识及其恩仇分明的斗争精神。在斗争中，农民是不但能够克服了落后性，而且发挥出创造的才能。这一真理，许多作家在理智上承受，但很少作家能够从作品中赋以形象，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不曾投身于这样斗争的真实生活，而赵树理先生则不但投身于这样的斗争，而且是抱了向民众学习的诚心的。

茅盾：《论赵树理的小说》，见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19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

2。赵树理是民间审美自由理性和五四文学理性合孕而成的产儿。在他的身上我们不但看到民间审美在时代理性的偏颇功利挟持下畸变的悲剧，同时也看到五四文学理性在这个伟大作家身上形成的深刻困惑。我们要申明的是，如果我们站在审美高度上看到了赵树理全部创作历程中某些悲剧的话，那么，决不要把责任独独归咎于赵树理。他对以民间审美为核心的中国农民文化的通透的把握，在这把握基础上所形成的天然的审美自由意念和创造性智慧以及对五四理性的自我消化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独步。

席扬：《面对现代的审视——赵树理创作的一个侧视》，载《延安文艺研究》，1991（2）。

3。他秉承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一些实质性内涵却无法进入这个主流的现代文学体制，现实将他一步步驱赶上叛逆者的队伍后却又使他的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文学理想发生了较严重的扭曲与背离：他填补了新文学作品无法与底层民间直接对话的空白，但对民间欣赏趣味与形式的一味迷恋却也隐含了对传统文学完全妥协退让的深层危机。因此，赵树理对于绵延发展至今的中国新文学传统仍然具有不同凡响的重要启示意义。

范家进：《赵树理对新文学的两重“修正”》，载《文学评论》，2002（1）。

4。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比较尴尬的，他从内容和形式方面对它们所做的吸收、校正、背离和叛逆，虽然都各有苦衷、各具成就，但也并不是没有带来一系列问题。就内容而言，他对底层民众利益的矢志不渝的关注无疑是渗透在五四新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精神的有力体现，然而“时代俗务”的急迫与现实生存空间的狭陋一步步将他推向了政治反抗与叛逆的道路，这条道路上的文化宣传工作虽然也可以称作广义上的“启蒙”，但显然是为具体的政治斗争服务的“阶级意识”或“阶级仇恨”的启蒙，是围绕着一个个具体的阶段性政治斗争目标及政策和策略而展开的群众动员，其终极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劳苦大众积极投身到现实的政治抗争运动中来，——这与五四启蒙运动所突出强调的价值观念的启蒙、文学选择上的弃旧图新以及“人的发现与觉醒”其间的距离简直不能以道里计。

范家进：《赵树理对新文学的两重“修正”》，载《文学评论》，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