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新历史小说（第2页）

再次，整个界首小镇洪毛靖在红军过后五十年的沧桑恩怨，都通过青果老爹的“看”和二拐子的“说”来呈现，借着他们的眼睛和嘴巴，我们看到了历史书中看不到的场面，听到了历史中听不到的声音。更重要的是，青果老爹和二拐子不是党的代言人，他们不晓得周遭发生的一切在史书中如何记载，因此也就不受大历史话语权威的制约。他们所处的是完全民间的视角，目光所及覆盖个体、小人物、家庭和乡村的日常生活。

（张恩华：《在史诗与神话的双重枷锁下：文学表述中的长征》，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1）。

7。《枣树的故事》解构了历史的神圣与威严，在这里历史的面目是模糊的、捉摸不定的，甚至呈现出虚无状态。从表面上看，《枣树的故事》是描写岫云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几个身份不同的男性之间的故事。但是，《枣树的故事》看重的并不是个人的生命历程的记叙，而是在对个人命运的演绎中，展示历史与叙述之间的纠葛。历史所呈现出的面目与叙述历史的叙述方式紧密相关，这是叶兆言在《枣树的故事》中所要告诉我们的主要含义。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叙述的线形与情节的编排的逻辑，以及隐藏在叙述逻辑背后的目的，被当作历史自身的逻辑，被人所接受和认可。《枣树的故事》在叙述岫云的历史时，并没有遵循历史的线形秩序，在这里，历史并不是以时间的先后顺序呈示的。小说在开篇即以“选择这样的洞窟作为藏匿逃避之处，尔勇多少年以后回想起来，都觉得曾经辉煌一世的白脸，实在愚不可及”作叙述的起点。这样的叙述语式，打破了历史叙述的线形时间规范性，这样被叙述出来的历史，充满着宿命感和偶然性。因此，小说在叙述时，以充满宿命的叙述语句作为叙述历史的基本叙述语法。这种和常规的叙述历史的顺序不同的叙述方式，在暗示我们，叙述顺序的排列本身就是和一定价值观相联系的。

周新民：《叶兆言小说的历史意识》，载《小说评论》，2004（3）。

8。从“文化主题”转向“历史主题”，《红高粱家族》是一个标志。而且它所讲述的民间抗日故事，可说是这类小说中第一部刻意与“官史”视角相区分的作品。

作为具有“新”的历史主义倾向的小说，《红高粱家族》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对正统历史的改写上，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人类学视野对社会学历史观的彻底取代，将一切历史场景还原为人类的生存斗争，**、生殖、死亡、战争、妒忌、仇杀、神秘主义、甚至异化……这些生存的原型母题，瓦解了以往正统的道德意义上的二元对立的历史价值判断，一个“生命的神话”取代了“进化论的神话”；二是，历史的主体实现了“降解”，原来的“中心”与“边缘”实现了一个位置的互换，“江小脚”率领的抗日正规部队“胶高大队”被挤到了边缘配角的位置，而红高粱地里一半是土匪、一半是英雄的酒徒余占鳌却成了真正的主角。对应着这样一个转换，“酒神”也取代了“日神”的统治地位而成为历史的灵魂，莫言也因此确立了他的以酒神意志为核心的生命本体论的历史哲学与美学。这一点和寻根小说热衷于发掘中国文化中的“非主流”的“地域文化”（比如说韩少功热衷的“楚文化”、李杭育热衷的“吴越文化”等等）可以说是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显然又超出了“地域文化”的范畴；三是民间历史空间的拓展，它用民间化的历史场景、“野史化”的家族叙事，实现了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原有的权威叙事规则的一个“颠覆”，在历史被淹没的边缘地带、在红高粱大地中找到了被遮蔽的民间历史，这也是对历史本源的一个匡复的努力。

张清华：《莫言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以〈红高粱家族〉〈**肥臀〉〈檀香刑〉为例》，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9。在新近的中青年作家群体中，刘震云是较早向权威历史话语表示了异议的作家。他发表于1990年的《故乡天下黄花》将阶级斗争这一正统观念作了别样的书写与解构，对永无休止的权力斗争这一历史轴心作出了全新的阐释，深刻地揭示出了东方式权力斗争（家族斗争）的残酷性和原始性。他用“权力斗争”的法则消解了“阶级斗争”的经典模式。作品从普泛的文化心理层面艺术地再现了“官本位”文化的存在形式及其怎样影响着、铸造着一个民族的灵魂，构成了人们对权力的畸形崇尚与膜拜，从而激起人们对民族文化中负面因素的思考。作品的时间跨度近70年，从民国初年到60年代末。为了一个小小村长的职务，竟然引起了同宗族几代人的恩恩怨怨、仇仇杀杀。人们从作品中看到被权威历史观念所剔除了的另一种更为本真的历史事实：某些翻身后赢得了政权的农民，并不如理念中那般朴实与纯洁，那般无私与忠诚；相反，翻身后的狂热、低廉、短浅的实用主义，再加上一己私欲与流氓无产者品质依仗着手中的权柄得到了肆无忌惮的扩张，为权力的争斗上演了一出出人间悲喜剧。刘震云确实给我们开启了一扇理解历史的特殊窗户，让我们看到了以往经典文本中农民形象身上所没有见到的“假”“恶”“丑”。很显然，刘震云并不着意于人物形象的精雕细刻，他的全部用心放在了淋漓尽致地展示民族精神中根深蒂固的惰性基因和负面价值上，读者从中看到的不是鲜明的人物性格，而是对整体中国农民的体察和观照。

赵联成：《历史母体的解构——新历史题材小说泛论》，载《当代文坛》，1997（1）。

10。刘震云是怎样以“再现的方式”进入故乡的历史叙事的呢?《温故一九四二》采取的是悬搁“价值”的方法。在作品中，1942年发生在河南省、饿死三百万人的大饥荒，令人发指和全景观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作家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关于“家乡饥荒”的故事，一部分来源于北京图书馆资料的叙述，一部分来自传闻、采访、或者对历史的某种有距离的想象，叙事人还承认个别史实是出于他的加工编排，所以，“姥娘”的故事很难说是十分可靠的。因此，叙事人与作家的关系至少可以分析出三个层面：一，他代作家说出了故乡的历史苦难，表达了对底层社会的同情和对上层社会的“农民式的愤怒”；二，小说中的材料，只有一部分取自作家的故乡，大部分则是无数个历史灾荒材料的缩写；三，正因为真正的“历史”和“死者”是不可能对话的，因而二者的关系中充满了某种游戏性和戏剧性。在小说中，“附录”一节写得最为精彩：国家大事、结婚离婚启事、寻人声明都被“烩”在一起，历史正剧与日常生活合而为一，其中的用心大有深意，然而，这一切又被遮蔽在一种不确定的“叙述”当中。

程光炜：《在故乡的神话坍塌之后——论刘震云90年代的小说创作》，载《文学评论》，1999（5）。

泛读作品

李锐：《银城故事》

格非：《迷舟》

叶兆言：《枣树的故事》《夜泊秦淮》

苏童：《我的帝王生涯》

评论文献索引

樊星。人生之谜——叶兆言小说论（1985—1989）。当代作家评论，1990（3）。

陈晓明。空缺与重复：格非的叙事策略。当代作家评论，1992（5）。

易晖。世纪末的精神画像——论格非90年代小说创作。小说评论，1999（6）。

雷达。游魂的复活——评《红高粱》。文艺学习，1986（1）。

周政保。红高粱的意味与创造性。小说评论，1986（6）。

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1）。

李敬泽。莫言与中国精神。小说评论，2003（1）。

孙先科。“新历史小说”的意识形态特征。当代文坛，1995（6）。

陈晓明。“历史终结”之后：九十年代文学虚构的危机。文学评论，1999（5）。

路文彬。作为修辞的历史感——“新历史主义”小说之后的历史叙事。文学评论，2004（2）。

李阳春。颠覆与消解的历史言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特征论。中国文学研究，2007（2）。

拓展练习

1。“天哪！天……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你既然给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宽恕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王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这是莫言的《红高粱》中“奶奶”在遭受日军的机枪扫射，生命垂危之时的一番自白。请以此作为理解莫言小说的一个切入点，分析他的红高粱系列小说中张扬生命欲望的文化意义，你如何评价这种“民间立场”。

2。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是出现在不同时期的小说形态，体现着不同的时代精神，请以《保卫延安》和《灵旗》为例，比较分析二者之间存在哪些差异？

3。在谈到新历史小说的产生原因时，有论者指出“是因为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在现实生活和文化历史生活中寻求新的精神资源、价值支点受阻或对之不信任从而转向对历史的重新认识以试图从中解脱现实的存在危机的”。[17]请以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和《夜泊秦淮》为例，并参阅相关的评论文章，比较分析新历史小说和传统历史小说各自的特点，说明其何以在造成轰轰烈烈的声势之后不久就开始衰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