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第二个十年文学19271937（第1页）

第二编第二个十年文学（1927—1937）

总论

内容提要

1927年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政治强烈地影响着文学，改变着文学的品格。许多作家的政治热情也远远高出艺术创作的冲动，文学潮流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空前政治化。随着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运用，五四时期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多元文学思潮消失，革命现实主义成为主导文学思潮。与此同时，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与其他倾向的文学也丰富了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创作。无产阶级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各自发展与演变，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现代都市与传统农村的对立、相互渗透，引发和激化了知识分子在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选择的困惑，反映在文学的审美层次上，更形成了这一时期“左翼”“京派”“海派”三大文学派别之间的对峙与互渗。3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已趋于成熟，与第一个十年相比，这一时期的创作题材得到空前拓展，表现角度也有了进一步开掘。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反映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迁、心理变化的作品大量涌现，革命者、民族资本家等一些新形象大量出现在作品中。第二个十年，由于文体意识的自觉，作家们在继承第一个十年文体开创成果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开拓，许多体裁都有了新的发展，其中长篇小说、话剧取得巨大成功，长诗、报告文学也得到一定的发展，文学由五四时期的抒情时代进入了叙事时代。许多作家把人物命运与风云激**的时代精神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第二个十年厚实、有力、壮阔的文学审美风格。

教学建议

1。与第一个十年进行比较，分析本时期文学创作的潮流与趋向发生了哪些变化?

2。简述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与新月派的论战。

3。阅读相关书籍和文章，评价“左联”的历史功绩与局限。

精读作品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冯雪峰：《关于“第三种人文学”的倾向与理论》

评论摘要

1。左翼文学在“白色恐怖”的严重政治斗争形势下冲出一条血路，在文学与创作实践上历尽千辛万苦，不断纠正和摆脱“左”的机械论的影响，坚持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奋进。特别是1932年11月歌特（张闻天）的重要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在党的机关报《斗争》第30期上发表，以及1933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口号传入之后，左翼文学理论界才开始清算“左”的理论影响。现实主义经过一段坎坷曲折经历之后，终于复苏了，并且赢得了创作丰收期的到来。至此，以社会剖析和典型化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重新回到“五四”新文学开创的现实主义发展轨迹上，并重新占据新文学主导地位。左翼文学现实主义，朝着政治化、社会化、理想化方向完成对“五四”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超越的历史使命，为中国新文学开辟一条新路。

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23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大体说来，“海派”是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畸形繁荣的产物，他们依托于文学市场，既享受着现代都市文明，又感染着都市“文明病”。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他们更接近西方现代派艺术，有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而以北京等北方城市为中心的京派是一批学者型的文人，也即非职业化的作家。他们一面陶醉于传统文化的精美博大，又置身于自由、散漫的校园文化氛围之中，天然地追求文学（学术）的独立与自由，既反对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这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而左翼作家则自觉以现代大工业中的产业工人代言人的身份，对封建的传统农业文明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同时展开批判，要求文学更自觉地成为以夺取政权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20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1931年12月25日，胡秋原主编的《文化评论》在上海创刊。在创刊号上，胡秋原代表“文化评论社”发表了宣言《真理之檄》，提出了“自由的智识阶级”的概念：“我们是自由的智识阶级，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说明一切批评一切。我们没有一定的党见，如果有，那便是爱护真理的信心。”之后，在答复左翼作家的文章中，胡秋原又明确打出“自由人”的旗帜：“我并不能主张只准某种艺术存在而排斥其他艺术，因为我是一个自由人。”表明了自己“自由人”的文化立场：“我们所谓自由的智识阶级，不过表明我们：1。只是一个智识分子；2。是站在自由人的立场。事实是如此，因为我们：1。不愿自称革命先锋，2。我们无党无派，我们的方法是唯物史观，我们的态度是自由人立场。”从胡秋原的自述来看，他所谓的“自由人”是指不隶属于任何党派、坚持自由主义文化立场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正当左翼作家与“自由人”论战正酣之时，苏汶大概有感于文坛创作的不自由及左翼作家的霸权者姿态，在1932年7月《现代》第1卷第3期上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表达了对于胡秋原的部分认同和对于左翼作家的不满，提出了“第三种人”的概念：“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的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在苏汶最初提出“第三种人”的概念时，“第三种人”是指居于“自由人”和左翼文坛之间的“作者之群”。和“自由人”概念相比，“第三种人”在指代范围上要宽泛得多。当时论争者对“第三种人”概念的理解与苏汶的原意颇有出入。胡风把试图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作家皆指称为“第三种人”，而在戴望舒、郁达夫等人的理解中基本也是如此。可以说，在一般的作家、理论家的概念中，“第三种人”其实就是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文艺上否认文学的政治功能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黄德志：《左翼对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的误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4）。

4。鲁迅与梁实秋的争论，有时难免彼此挖苦、讥讽，但绝非个人义气之争，而代表了两种社会思潮和文艺观点的交锋。当时的知识界，大致有三种倾向：一是社会主义，鲁迅和左翼作家是代表；二是自由主义，梁实秋和新月社就是其中活跃者；三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文学”家即属此类。“民族主义文学家”虽以官方为后台，但无论理论还是创作都拿不出东西来，闹了一阵子，受到鲁迅和左翼作家的批判，很快就偃旗息鼓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有相当的力量，他们有不同的派别，新月社崇尚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参政意识较强，虽然在人权问题上与国民党政府有摩擦，但与共产党的分歧更大，所以他们与左翼作家的对立是必然的。而梁实秋是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的信徒，白壁德反对唯物论，反对功利主义，不相信群众的统治，而倾向于知识的贵族主义，主张人性论，追求一种完整的均衡的人性，这些都是被梁实秋用来作为武器。

吴中杰：《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19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5。然而，我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这种表面的相似其实掩盖了实质的巨大不同。这实质的巨大不同根本就在于把“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进而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些革命的同盟者当作革命对象，由此产生了以（不甚了解的）“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以（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人道主义”、以“阶级论”反对“人性论”、以“无产文学”取代“人的文学”、以唯物论批判唯心论（其实二者都是形而上学的不同表现形式）、以集体主义批判个人主义、以人民文学取代个性文学、以遵命文学取代自由文学、以政治工具论取消艺术自律论等一系列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早在狭义的“革命文学”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批判中就有明确的表现。（1）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2）从“人道主义”到“马克思主义”。（3）从“人性论”到“阶级论”，“人的文学”到“无产文学”。（4）从“唯心论”到“唯物论”、“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5）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个性文学”到“人民文学”。（6）从“自由”到“遵命”、从“艺术自律”论到“革命工具”论。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1922年开始的“革命文学”历程，其价值取向与五四“文学革命”相较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尽管它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受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路线的掣肘，它无可置疑地带有极左色彩：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机械地理解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用想当然的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取代辩证法，混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仅将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而且将知识分子当作“小资产阶级”进行革命，从而把人道主义、自我表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艺术自律等都当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加以批判，于是将五四新文学视为资产阶级文学予以否定，不适当地展开了对鲁迅等人的思想斗争，乃至对革命队伍之外的不同文艺观点无限上纲上线，实行唯我独尊的关门主义，纵容和鼓励标语口号化和公式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