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小 说（第1页）

第一章小说

第一节概述

内容提要

尽管曾出现短暂的、区域性的停滞甚至倒退，但战争并没有阻止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现代化进程。

就区域分布来看，国统区小说主要致力于对黑暗现实的深刻揭露，有对世态人情的尖锐讽刺，有对乡村故土的深沉反思，也有对人生命运的执著探索；沦陷区小说在政治高压和市场需求下，由启蒙救亡转移到对日常生活的关注，通俗文学应市民精神的勃兴而空前繁荣，呈现雅俗合流的趋向；解放区小说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政策影响下自觉成为革命斗争的一部分，以“光明的赞歌”为主调，着力凸显民众坚毅刚强的民族品格，形成昂扬激越的审美格调，尽管也曾出现一些触犯“常规”另类作品，如《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丁玲）、《丽萍的烦恼》（莫耶）等。

就发展阶段来看：抗战初期的小说创作大多篇制短小，形式通俗，主要以前线的英雄战事和后方的新人新事为叙述对象，如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萧乾的《刘粹刚之死》。进入相持阶段后，作家以较为平和的心态对战争有了更为深入的生命体验和理性认识，除涌现出《华威先生》《在其香居茶馆里》《小二黑结婚》《荷花淀》等优秀短篇小说外，中长篇小说在数量和质量上更是大幅度提升，进入多元发展的繁盛时代。国统区有茅盾的《腐蚀》、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沙汀的《淘金记》、沈从文的《长河》、萧红的《呼兰河传》、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钱锺书的《围城》、冯至的《伍子胥》，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沦陷区及“孤岛”有张爱玲的《金锁记》、苏青的《结婚十年》、徐訏的《风萧萧》；解放区也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创作出《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暴风骤雨》（周立波）、《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等长篇小说。尽管由于政治情境、生命体验的不同，这些作品或以阶级、民族为本位，或以人类、个体为本位，在叙事方式与审美取向上呈现出“英雄主义”与“非英雄主义”“戏剧化”与“反戏剧化”的巨大差异，但却共同表现了作家对于战争的独特体验，展现了战火之下中华民族的生存境遇。在历经20年代的开创期，30年代的规范期，中国现代小说终于在40年代迎来多元繁盛的格局，并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尺度内保持了高速发展。

教学建议

1。阅读评论摘要1，了解40年代小说发展概况。

2。细读《华威先生》，就拓展练习2展开讨论。

3。结合评论摘要5，探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艺术价值。

精读作品

张天翼：《华威先生》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评论摘要

1。大多数中国作家与他的描写对象一样，都是怀着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去看待（对待）战争的，他们确信：战争将按照人可以掌握的规律发展，自己（的国家、民族、阶级）将最终赢得战争；在他们看来，战争所造成的毁灭，不仅是为争取最后的胜利所必要付出的代价，而且是必须的：新的世界（国家、民族）只能建立在被毁灭的旧的废墟上。他们不仅怀着“创造大时代，开创历史新世纪”的庄严感、神圣感去投入战争，而且把战争视为“富于刺激的，（充满）戏剧意味”的，千载难逢的盛大节日（如同革命一般），他们笔下的战争也就必然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气概，他们将战争中的一切痛苦、眼泪，全都转换成复仇的烈焰和战斗的豪情。这样，他们也就在实际上将所说的革命（正义）战争，连同战争中的苦难、牺牲，都理想化、神圣化了。这样的占主流地位的战争文学，是必然以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作为自己的主人公的，用40年代流行的说法（以后又发展为指导性的美学原则，一直影响到今天），就是要塑造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人（新英雄）。40年代出现了大批的“英雄传奇”，当然不是偶然的；《新儿女英雄传》（孔跃、袁静作）、《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作）、《李勇大摆地雷阵》（邵子南作）等等，都是风行一时的。这些作品里的主人公都是所谓“新英雄人物”，首先强调的是“群体”（革命的政党与革命政权）的，而非个人的作用，个人是群体（党）培养的，离开了群体（党），即使是英雄个人也毫无价值，这也就暗示了新英雄对群体（党）的依附性。

如果说这是一种对于战争的“英雄性”的体验与想象，那么，我们这里所研究的边缘性作家，他们穿透战争的废墟，发现的是战火中的人的日常生活的无言的价值与美。或者如我们一再引述的张爱玲所说，经历了战争的大破坏、大毁灭、大劫难以后，一切都变得“靠不住”，于是人们“攀住了一点踏实的东西”，发现了人的“日常生活”这一最稳定的，更持久、永恒的人的生存基础。并由此而引发出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从而产生新的体验与想象，新的把握与审美方式：更愿意从“人生安稳的一面”“和谐的一面”，而不是从“飞扬的一面”“斗争的一面”去把握与表现人和人生。

几乎所有的边缘性作家都扬言，他们要写“不像小说”的小说，这实际上就是对前述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从斗争、飞扬方面去把握与表现人和人生的审美方式的拒绝，进而拒绝了与此相应的以塑造人物（特别是所谓“新人”的英雄人物）为中心的，注重情节的传奇性，矛盾、冲突的尖锐与集中，精心设置结构（对横截面的，或展现矛盾的开端、展开、**、解决的完整过程的封闭式结构的追求）的小说模式，也即戏剧化的小说模式。……他们在小说形式上的突破，几乎都是建立在对于战争中的人的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发现与体验基础上的。“小说的散文化”中的“散点透视”，正是要表现未经结构的生命的本真形态；“回忆”中时间线索的削弱，小说的空间化，正是表明了对人的生命（生活）的“恒常”的关注与对“变数”的有意忽略；“小说的诗化”，其实就是这一时期某位散文家所说的“词化”，即是“人的感情不用于战斗，而用于润泽日常生活，使之柔和，使之有光辉”，并且达到“生活的升华”（胡兰成：《读了〈红楼梦〉》）。这里似乎存在着两个过程：首先是将外在的日常生活化为内在的体验，从而达到一种主观化；并进而感悟到日常生活背后（更深层面）的“底蕴”——我们可以称为“诗性哲学（哲理）”的东西，它是与日常生活的感性形态融汇为一体的（而非作家着意拔高外加的），是汪曾祺所说的“随处是象征而没有一点象征的意味”。

钱理群：《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506～51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2。这篇短篇几乎无情节，只有华威匆匆忙忙钻进各种抗战会场进行表演的几个片断，像是一个人物“小品”。华威的忙，与解决任何实际的抗日问题都无关，他要的只是一切会议、团体统统由他占领，只是要到处兜售“一个领导中心”，把一个党派的狭隘利益与个人私利充分地混合。这样，在抗日统一战线刚刚形成的历史时期，张天翼最早透过光明，看清了潜伏的危机，揭发出内部存在的争夺领导权的严酷性。这一切，被以后的历史确凿地证明了，华威这个人物形象，也因其包含着的历史预见性，而熠熠发光。此外，华威的个性极强，那种攫取行为，使得这个典型特别隽永。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49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作者笔下的华威先生，是几笔勾勒出来的漫画性人物，虽不耐人寻味，但其讽刺性高，可让人一目了然，这在“宣传”方面的功效确实是很大，但在人物性格的雕刻上，却是平面的，不具体也不深刻。他这种缺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也说过——

“他那简洁的文体，虽然可以给予短篇足够的力量，如果用来支持两三百页篇幅的长篇，他那种利用几种重现在主角身上的特性来勾画人物的手法，在一个长篇小说内部，便显得沉闷不堪，因为这样的写法，阻碍了心理上的发展。”

尹雪曼：《抗战时期的现代小说》，97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

4。1938年4月，张天翼在《文艺阵地》创刊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华威先生》，塑造了一个只做“救亡要人”，不做救亡工作，包而不办的“抗战官”形象，把暴露与讽刺的锋芒指向了抗战阵营内部的黑暗面。这与当时清一色的以歌颂与赞美抗战“英雄人物”的理论和创作格调发生了抵牾，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暴露与讽刺”问题的争论展开了。“暴露与讽刺”在中国新文学三十年的第一二个十年的理论与创作中是不存在“禁区”的。其时的文学观念为“改造国民性”、“为大众服务”，现实主义者大都以揭露与批判为己任，并形成了艺术个性各异但总体风格相近的暴露与讽刺的作家群与作品系列，“暴露与讽刺”一直是现实主义者手中的锋利武器。但是，这一绵延不绝的文学潮流却在抗战文学勃兴之时受到了阻截，这有其特殊的时代文化背景。最初，论争囿于政治层面上的评析，一些理论家认为“华威”形象的塑造有损于抗战阵线的形象，会剥蚀抗战必胜的信念。……这显然是将文学等同于政治，否定文学具有反映生活的特性，片面夸大文学实用性的工具论观点。后来，论争逐渐转入文学理论层面，探讨如何塑造新时代的真正的典型人物，以及如何统一现实主义创作中的真实性与倾向性问题。茅盾在《论加强批评工作》一文中，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作了深刻的剖露。他指出，抗战的现实是光明与黑暗相交错的，“一方面有血淋淋的英勇斗争，同时另一方面又有荒**无耻，自私卑劣”，人民大众“身受那些荒**无耻，自私卑劣的**”。因此，揭露和消灭这些黑暗势力对于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和争取战争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这场关于“暴露与讽刺”问题的讨论，纠正了抗战初期小说创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脸谱化和肤浅化偏向，对人物的典型化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化了现实主义小说理论。许多作家勇敢地拿起笔，揭露并抨击抗战黑幕及国统区的种种腐败现象，塑造了很多成功的反面人物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