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新历史小说（第1页）

第八节新历史小说

内容提要

新历史小说是在西方新历史主义观念影响下，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支小说创作潮流，其创作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站在个体生命立场上，重新解读过去的历史，并对将历史运行看得高于个体生命的历史真实提出质疑。其代表作是乔良的《灵旗》、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李锐的《银城故事》、李洱的《花腔》等。第二种，更多地受到西方新历史主义历史观念的影响，认为历史是“文本的历史”“历史的文本”，从而提出新的历史真实观。代表作有格非的《迷舟》《青黄》、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等。第三种，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重新找寻女性的“不在”的历史，代表作有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徐小斌的《羽蛇》等。新历史小说是用新的观念来重新理解历史的小说，所以，与寻根文学、新写实、先锋小说、女性写作，均有着相互交叉的关系，譬如，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既可以视为是寻根文学的一支，也可以视为是新历史小说第一种形态的代表性作品，譬如，女性新历史主义小说，就横跨女性写作与新历史小说两个小说创作潮流。

教学建议

1。以《灵旗》为例，参阅评论摘要6，谈谈其中所描写的关于长征的历史与你所接受“正史”中的长征有何不同？其对历史、自然和人的哲理性的透视是如何完成的？

2。以《红高粱》为例，参阅评论摘要8，查阅索引中相关评论，谈谈你如何理解其“文化主题”与“历史主题”的特点。

3。以具体文本为例，参阅评论摘要1至5，概括新历史小说的整体特征，并说明与寻根文学、新写实、先锋小说等的关系。

4。选择拓展练习中的一个主题，进行讨论。

精读作品

莫言：《红高粱》

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

王安忆：《纪实与虚构》

乔良：《灵旗》

评论摘要

1。由于这种神秘的历史理想和颓伤的历史宿命，在中国先锋历史小说中，完整、理性的历史神话被打破，代之以零散、神秘、奇异的历史景观，以此破坏和重建历史神话。历史在这些叙事话语中以极为个人化的形态出现，变成一种对它们所破坏的、正在失去的历史神话的叙事修整和挽救，重要之处在于，先锋历史小说常常不顾历史事实而去建立一种历史的文化精神气质，独特的叙事形式成为这种历史气质存在的唯一方式和根基，历史在这里成为一种形式的效果或产物，它与规范历史的区别在于不以适应历史事实的形式去表现历史，或者说，先锋历史小说的外壳无法盛装规范化的历史内容。

然而不能认为这种历史描写就远离现实。应该说，先锋历史小说正在由历史寻找现实，由历史返回现实。这里，讲述古老的历史神话，并非是先锋历史小说向历史领域迫不得已的逃亡，而是借讲述往事而进入现实，借对历史容貌的故意涂改思考历史的本性，借对历史的形式化构造来重新创造历史。……先锋历史小说中，始终萦怀着对现实的留恋，就像《敌人》中的恐惧贯穿于历史和现实一样，那些对古老往事的叙述，不过是填充现实和超越之后返回现实的方式，并且力图以此完成对现实的救赎。

徐肖楠：《中国先锋历史小说的神话国度》，载《南方文坛》，1997（2）。

2。新历史小说的特点是：

（1）小说主题强调从正史到野史。新历史小说要打破旧历史那种经学化、意识形态化的框架，消解已经僵硬的体制化思维模式，或一元化的政治主导心理的所谓正史，将其所遮蔽的意义加以敞开，以获得一种多元意义的可能性。

（2）思想观念从民族寓言到家族寓言。从体裁上看，旧历史小说总是要表现一种宏伟的历史场景。新历史小说却将不再是去重视民族性的、革命性的、战争式的大体裁和大寓言，而是回归到个体的家族史、村史和血缘的族史，使“民族寓言”还原缩小归约为“家族寓言”，使其从宏观走向微观，从显性的政治学走向潜在的存在论。

（3）叙事角度强调历史的虚构叙事。新历史主义强调过去那种历史的叙事是真实的谎言，它在真实的历史框架中，却是将若干谎言意识硬塞给人们，使人们看不到真正的历史。所以它只具有真实历史的躯壳，而不具有真实历史的神态。而现在，小说作者一反这种常态模式，以大量的虚构和想象去填空历史，重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虚构的历史，真实变成了虚构的真实。

（4）人物形态从红黑对立到中间灰色域。新历史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强调人物的边缘性，土匪、地主、娼妓、姬妾，以及一切凡夫俗子，皆在正面描写之列，使得正统的政治色彩消失殆尽，而边缘人物、中间状态，以及世俗化、生活化、民间化的东西成为小说的主要色调。灰色已然成为新历史主义的“钟爱色”。

（5）小说语言表征为从雅语到俗语。新历史小说再也不是一种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全知视角和话语，而是不断回归，陷入历史的相对性和不可知论。所运用的语言是粗糙的世俗化日常化口语，甚至是带有调侃的、农村化的充满喜剧色彩的语言。

王岳川：《重写文学史与新历史精神》，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6）。

3。随着历史观和文学观的变化，当代新历史小说正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从审美到审丑的大逃亡。如众所知，文学的审美曾经是人类坚不可摧的避风港，甚至在最危险的时刻，海德格尔仍神谕般地宣称：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这就是诗。然而，在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潮和商品社会的侵蚀下，它却轻而易举地被攻克了。仿佛一夜之间，我们从睡梦中醒来，竟突然发现：传统历史小说中美丑对立、转化的叙事模式正面临着赏丑、审丑话语的大规模冲击，历史小说中作为审美必备的优美、崇高、悲剧一变而为新历史小说长盛不衰的荒诞、丑恶与欲望，审美正在告别传统，走向审丑。从关注中心对边缘的制约转向关注边缘对中心的消解，从追索历史的“本真”到沉溺于“本色”的故事化叙事。作家们不再把“形而上”的理性诉求和历史的乌托邦关怀作为有价值的东西加以审视，而是津津乐道地咀嚼一些近乎泡沫的历史碎片，性、暴力、凶杀、死亡……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唱起主角。审美表现进入一种严重的失语状态，以帝王妃嫔、地主商人、妓女小妾、黑帮土匪等为对象，以“戏说”为基调的一批新历史小说，不仅崩解了审美所需的价值取向，而且也潜隐了一个对历史不必认真或认真不得的消费命题。正如英国唯美主义戏剧家王尔德所概括的那样：“一个需要修补的世界被一个无法修补的世界代替了”。

刘忠：《无望的救赎与皈依——“新历史小说”再评价》，载《文艺评论》，2001（4）。

4。“新历史小说”将故事与历史置于相近的水平上面，将历史夷为平地，而瓦解了历史的神圣与庄严，为人们提供与以往不同的关注历史的崭新视角。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由于作家主要通过描写那个时代的一些生活场面来表现主观的现代感受，其中想象的成分远远超出了史料；换言之，史料的匮乏怂恿了想象的放纵，一切历史仅仅来自个人的故事，其中的历史和历史人物便呈现出了极大的随意性，并在历史观上有浓厚的不可知论的阴影。于是，我们看到，不少“历史小说”完全没有不顾及历史的规律性存在，也脱离了生活发展的逻辑。这正如批评家南帆所指出的：“‘新历史小说’所制造的仿历史话语让人疑惑不已：这究竟是故事，还是历史？这是传统历史小说的解放，还是历史下降为故事的道具？”别林斯基曾经指出：“每一个民族都是某种完整的、独特的、局部的和个别的东西；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性格，自己对事物的看法，自己的理解方法和行为方法。”由于新历史小说家们遁入历史，他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近、现代史上面，于是，我们看到了现实性的匮乏：“新历史小说”普遍对于当代中国变动的现实，对于当代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都缺乏必要的认识和应有的表现；也就是说，他们没能表现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问题，没能表现出当代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小说取消了历史的客观真实性，这种无限制的虚构，把“新历史小说”引向疲惫、困境并成了话语的游戏，而使“新历史小说”的“新”似乎正越来越与无数迎合于大众口味与商业规则的“旧”小说重合。

吴子林：《先锋与回归》，见钱中文等：《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些理论问题》，203～20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文艺的影响从开始掺和在现代主义潮流中得到特立凸显，是在20世纪末八九十年代之交，自此，后现代主义的消解就成为中国文学上空徘徊的一个幽灵，已然附身和潜入当代文学中，构成了相当普泛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在对一些趋奉者的价值观和写作观的影响上。在价值观上，“后现代”的怀疑历史、怀疑真理、消解终极价值、消解精神，在清理其价值信念使之变为真空的同时又注入了“去价值”的价值取向；在写作观上，“后现代”的反中心、反元话语、消解作者、消解意义，在使其失去思想向心力的同时又走向所谓的“零度写作”和话语编制。其结果便是中国式“后现代”创作追求的实验，在一些“后现代”先锋创作中，历史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客观性受到了攻击，以文学的虚构代替历史、以玩世不恭嘲解历史成为小说的基调，诸如格非的《迷舟》、余华的《古典爱情》、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即是例证。在这些小说中，对历史的虚构和想象成了随意涂抹历史的刷子，真实的历史被加工制成满足闲暇之余品玩的底本。而在对历史的玩世不恭的嘲解中，消解理想、躲避崇高就成为了相随物。

侯文宜：《当代文学观念与批评论》，9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乔良的《灵旗》讲述广西界首小镇洪毛靖自红军1934年过广西后50年的人事沧桑。

首先，与过去突出中央红军长征官兵的艰苦卓绝相异，将焦点对准长征的边缘群体，包括红四军女战士、中途被迫留下的游击队和行军中偷偷溜走甚至加入地方民团屠杀红军的逃兵。与长征大历史中的英雄人物相去甚远，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超乎他们的理解力。他们所做的多半是出于本能的对生的追求、对死的抗拒、友善的回馈和残酷的报复。

其次，死亡、缺失和残忍成为挥之不去、却又言说不尽的迷思。不像鲁迅笔下的戏剧式景观，砍头成为长征途中留下的游击队员每天面对的挑战——砍头，要么被砍头。没有观者的呐喊助兴，被杀者也不像阿Q那样努力满足人的视觉欲望，一切都显得再平常不过。由此似乎透露出，历史的残忍和鲜血淋漓与其归咎于自然的祸根，不如说是人为的造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