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新写实与现实主义冲击波（第2页）

从创作者来说，他们奉行“读者就是上帝”的准则，他们以此为借口给自己寻找市场，并以市场效应衡量自己的创作价值。这些创作者根本忽略自身的“主体性”和艺术创作的神圣性，责任、道义、精神的东西都远其而去，只要读者喜欢我就挖空心思去写，喜欢什么我就写什么。

从读者方面来看，在当今世俗化风气弥漫的空气里，相当一部分读者趋从于世俗的享乐原则，对文学只求瞬间的快感、开心。

这方面的合谋合拍却成为一种似乎势不可挡的时尚潮流，“精神”之类的东西无奈被边缘化。例如被批评界批评为“媚俗”的池莉创作现象，既是典型一例，其虽精神匮乏，却市场走红。池莉所写小说，大多是对世俗的日常生活和情状的描摹、展览，在其作品中几乎看不到任何高于生活的精神层面的东西，给予读者的也就是一个旁观者对世俗世相琐碎无奈的捡拾和观赏。它们最多也就向读者唠叨了一些生活周围的家长里短、矛盾纠葛、情仇恩怨，缺乏对现实和历史存在的深度拷问，缺乏诗意的艺术理想和精神追寻。

侯文宜：《当代文学观念与批评论》，69～7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人们对《一地鸡毛》中“鸡毛与蚂蚁”的梦中情景应当不会陌生。但是，从一般读者到批评家对这一相当奇特意象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一致性的缄默，对它所可能具有的深刻的象征与隐喻的性质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陈晓明先生说：“那个一地鸡毛的梦，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寓意，当然也不会使我们的主角突然醒悟，这不是一个自我意识的哲学问题，生活就是一大堆琐碎的实际问题，除了认同现实关系别无选择。”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在论及《一地鸡毛》时，其语义表述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说“‘一地鸡毛’这个标题所具有象征意义在小说结尾处通过小林的一个梦境直接表述出来”。但在引述这一梦境后又评述说，“这显然不是那种追求深刻性的象征，而是以十分表浅的意义述说揭示出作者所理解的生存本相：生活就是种种无聊小事的任意集合，它以无休无止的纠缠使每个现实中人都挣脱不得，并以巨大的销蚀性磨损掉他们个性中的一切棱角，使他们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丧失了精神上的自觉”。本文深刻地看到了《一地鸡毛》所体现的作者的人文意图及“新写实小说”所缺失的现实批判立场，但它倾向于认为这种“意图”与“立场”只是通过作品的“隐约闪烁着一种尖锐的讽刺精神”来呈现的，而不是来自更实体化的小林形象以及“鸡毛与蚂蚁”的深刻隐喻。

我的观点与上述看法不同。我倾向于认为出现在小林梦境中的“鸡毛与蚂蚁”这一意象正是对小林所生存其中的现实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的胁迫下逐渐被同化、被吸纳，逐渐丧失自我、逐渐由生活的主体而客体化处境的一种隐喻。“鸡毛与皮屑”是外在于个人，但与个人生存休戚相关、互为表里的生活环境，即客体的象征，而“蚂蚁”就像卡夫卡笔下的甲虫一样所意指的正是一个自我丧失，主体“他化”、客体化的“自我意识的哲学问题”。

事实上，“鸡毛与蚂蚁”的意象出现在小林的梦境中，对小林对刘震云来说都不是一个无意为之的简单讯号，或者说，这一意象适时地出现在小林“成熟”时的梦境中，显然与林自身的处境以及对这种处境的意识与焦虑有关。梦境言说的是人在理智状态下无法反抗的现实，无法实现的愿望，是对现实处境的深层焦虑，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叛方式。也就是说，梦境中有一个与现实逻辑相反的逻辑，是对现实逻辑的批判与改写；在现实中被磨损、改造得面目全非的小林接受了生活的“磨损”与“自我丧失”的事实，但在内心深处，在潜意识中对这种“磨损与丧失”充满了深深的恐惧与焦虑，在抗拒、批判着这种被同化和自我丧失的处境。

“鸡毛与皮屑”这一与蚂蚁相关意象在生活中的对应物，就是“单位”与“家”中复杂得千头万绪让人撕捋不清的鸡毛蒜皮：豆腐、蜂窝煤与大白菜，同事之间的钩心斗角、谄媚与陷害，夫妻及邻里之间的失和与媾和，拉关系、走后门等等，它是对外在于个人、个人的自由生存构成严重威胁，但又是渗透到个人生存的所有空间，与个人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联系的各种生活因素的综合隐喻。“鸡毛与皮屑”这一意象鲜明的身体特征意在突出它与个人生存的亲切感与无所不在的性质，它的柔软与琐细则突出了它以混乱、深陷、消磨为特征的非人文性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梦境中所说的躺在上边睡觉“柔软舒服，度年如日”就不能不被理解为作者的反讽。

孙先科：《“鸡毛与蚂蚁”的隐喻：个人的磨损与丧失——对〈一地鸡毛〉中“鸡毛与蚂蚁”意象的精神分析与文化释义》，载《名作欣赏》，2005（5）。

7。“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也就是说，它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出现的，与其说它顺应了历史，不如说是历史选择了它。从外在（社会）原因看，社会的各种改革在经历了它的新锐期后，各种矛盾逐渐突出、激化，进入到了一个十分艰难的境地。一些重大而又棘手的问题浮出水面：工厂破产、工人下岗；农民与土地的矛盾日益尖锐；大学生就业困难；黑恶势力抬头；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止；尤其是腐败问题积重难返。这些都需要作家以社会书记官的身份予以忠实地记录和反映，并寻求解决的办法。从内在（文学）原因看，文学正在日益偏离正常的审美轨道而误入歧途：它或以先锋的姿态玩弄玄奥，或以轻佻的媚相迎合世俗。这样就必然脱离了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成为无根的浮萍或断线的风筝。所以，在这特定的历史阶段就迫切需要反映社会人生、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学作品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于是一大批具有强烈现实性和当下品格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

这些作品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我们国家在社会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以及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尤其是基层广大群众的生活境遇和心灵创痛，让人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赎的责任。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出了20世纪末的中国物欲膨胀、精神萎缩，物质进化、道德退化这个阻抑社会发展的巨大矛盾及产生的原因和危害。这对我们深刻认知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及如何疗救社会的弊病，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杨立元：《“现实主义冲击波”论》，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8。人文关怀的欠缺典型地表现在所谓“分享艰难”的主题中（其中又以同名小说《分享艰难》为代表），恰恰是这个听上去似乎明达的理性精神，这个被这些作家用来解决中国改革中遇到的问题的“灵丹妙药”，最为典型地体现了部分“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价值混乱与认识混乱。

在分享艰难者的行列中，大致有三类人。一类是基层领导干部（农村中的乡镇领导以及城市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如《分享艰难》中有河西镇党支书孔太平，《大厂》《大厂续篇》以及《年底》中的国有企业的厂长书记们。作为对自己属下的百姓最直接负责的父母官，“分享艰难”之于他们主要表现为：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呈现高度紧张与冲突的情况下，以责任伦理为重，而抑制自己的信念伦理。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昧着良心（可憎）不择手段（可怕）发展所谓“经济”。虽然小说也表现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内心的某种暂时的“痛苦”，但他们必须、也只能“分享艰难”，并为此而饱受灵魂分裂之苦，他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一个首先要解决肚子问题的时代，是经济压倒一切的时代。在上面所举出的小说中（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也如此），几乎所有的基层领导都面临一个烂摊子，并为维持这个烂摊子用尽心机、四处奔波、精疲力竭。他们所领导的或者是经济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穷乡镇，或者是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于是钱的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为此，他们不得不为了抓经济而把孔夫子到马克思都赞成的道德理想、善良之心等一切属于人性的东西都放在一边。

第二类分享艰难的人物是处于社会底层，并且在社会转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普遍群众。比如《分享艰难》中孔太平的舅舅、《大厂》中的退休工人、原劳动模范章荣等。如果说基层干部们为了“分享艰难”表现为不得不从“信念伦理”走向“责任伦理”，这已构成一种反人文的价值取向，那么，这类普通群众对于“艰难”的“分享”就显得更加匪夷所思。这些人无疑都是一些安分守己、深明大义、勤勤恳恳的好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好人为了“分享艰难”，就必须放弃自己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与权利。

“分享艰难”的第三类人物与孔太平的舅舅以及章荣他们都不同，他们是一些商业大潮中的所谓弄潮儿，也是基层单位的“经济台柱”。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道德败坏的流氓企业家，或者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国家干部。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也在与大伙一起“分享”着“艰难”。作品特意赋予这些人物以所谓“复杂性”。比如，在《分享艰难》中，作者安排了洪塔山的几次捐钱，尤其是结尾时卖车捐钱的细节。这样一来，洪塔山就不再是一个十足的混蛋，而似乎也在“分享”着“艰难”，也和别人一样地有人性。当作品这样去为这些“经济动物”（人类中的坏蛋和渣滓）涂脂抹粉的时候，它们的“辩护辞”却是非人文或反人文的语言：贪污、腐化、强奸、嫖娼等都是小节，没有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他们会弄钱。

通过对以上三种人对于“艰难”的“分享”的分析，我们发现：“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着意虚构社会转型期物质与精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背离、冲突与紧张。小说似乎着意要表明的是：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明显缺乏人文道德基础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可以接受的。从而，人们为物质生存与经济发展（即所谓“艰难”），就必须违心地做许多事情，甚至必须丧尽天良，必须容忍一切伤天害理的事情，甚至必须把人的尊严与价值置之脑后。基层单位的经济命脉几乎全部掌握在流氓痞子手里，掌握在专门吃喝玩乐的各方客户手中，这完全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一些道德败坏的流氓痞子虽然有道德上的缺陷，却不能不继续任用，如不任用他们，我们的“经济发展”就将会泡汤。道德高尚的则往往无权无势、人微言轻，陷于生活的困顿之中，保障不了基本的物质与生命需要。然而这是他们无能的表现，他们活该倒霉。就这样，人文关怀的理想完全在作家的笔下被消解掉。应当承认，从现象上看，这些小说描写的现实在某些地方可能是一种存在（虽然也不无夸张）。在人文与经济的较量中，人文向经济投降，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屈服，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称臣，这似乎也是中国目前的部分现实存在。但我们要追问的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吗?我们应该对这样的现实妥协吗?小说在表面上的与现实相似的同构性，并不能掩盖其文化价值上的迷乱与深层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的欠缺。即使中国目前的现实如这些小说所写的那样，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也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正义与良知的一边，张扬人文主义，而不是貌似理性地要求大家克制、忍耐、理解、认同，“分享艰难”。这种权宜之计也许是部分干部可疑的选择，但决不应成为作家的审美选择。

童庆炳、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乏——“新现实主义小说”再评价》，载《文学评论》，1998（4）。

泛读作品

刘震云：《单位》

何申：《年前年后》

关仁山：《大雪无乡》

方方：《暗示》

池莉：《太阳出世》《不谈爱情》《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评论文献索引

邹平。女性视野中的《烦恼人生》。当代作家评论，1987（6）。

杨剑龙。真切展示烦恼人生的混浊状态：读池莉的“烦恼三部曲”。当代作家评论，1990（6）。

陈骏涛。在凡俗人生的背后。小说评论，1992（5）。

孙郁。刘恒和他的文化隐喻。当代作家评论，1994（3）。

昌切。无力而必须承受的生存之重——刘恒的启蒙叙述。文学评论，1999（2）。

王彬彬。肤浅的现实主义。钟山，1997（1）。

秦晋。走向发展、开放、多元的现实主义。文学评论，1997（2）。

陶东风。艰难不是分享就可以度过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之我见。作家报，1997-05-15。

熊元义。沉重的现实与活着的文学——为当前现实主义一辩。理论与创作，1998（4）。

于可训。在经典与现代之间——论近期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江汉论坛，1998（7）。

拓展练习

1。池莉和刘震云的作品同样有着“平民视角”，同样表达着“世俗关怀”，也同样描绘着“庸常琐碎”，他们也都在不同场合表达自己对市民世界生活的理解和宽容，然而在文学圈里，却对二人的评论大相径庭，因为池莉缺乏“精神向度”而不无贬义地被称为“小市民作家”，而刘震云却被认为是90年代中国文学界罕见的一位讽刺现实权势的作家，表达了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赖以安身立命的人生原则的绝望，请仔细阅读《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和《一地鸡毛》与《单位》，分析比较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评论差异？你认为他们二人的写作有无本质的不同？

2。传统现实主义和新写实小说都是“写实”的，但前者奉行的原则是对“本质真实”的“艺术加工”，后者则坚持“原有状态”的“本来面目”，前者追求的“深度模式”恰恰是后者所要尽力摒弃的，并以一种“平铺直叙”来代替，但是事实上，有些新写实小说却达到了一种超越政治学、伦理学的“深度意识”。请以刘恒的《伏羲伏羲》为例，并查阅相关的研究资料，分析其所达到的“人性深度”是什么，新写实小说和传统现实主义的区别是通过哪些方面体现出来的？

3。在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方方的《风景》被誉为“当代生存意识的经典文本”，认为这篇小说的叙述者被设置为一名死者，其视角产生了某种“陌生化”的叙述效果，使《风景》以一种极端强化的方式为我们还原出了**裸的生存本相，使得整个叙写充满了令人惊愕的新异和逼真感觉。请以此为解读视角，谈谈这种新的审美经验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