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艾青与七月诗派（第1页）

第二节艾青与七月诗派

内容提要

艾青不仅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的集大成者，更是一位成就卓越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予以了成功综合和有力推进，对国统区的左翼诗人以及七月诗派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虽已走出“尝试期”但仍多元驳杂的诗歌现状为艾青诗歌的整合与突破提供了契机。1933年，艾青以《大堰河——我的保姆》正式登上诗坛，诗歌情感沉郁而激愤，既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又吸纳借鉴了西方现代诗派的创作技法。

抗日战争爆发后，诗人在救亡激流中迎来了创作高峰。短短几年，先后出版了《北方》《向太阳》《他死在第二次》《旷野》《火把》等诗集，为中国新诗贡献了以“土地”和“太阳”为核心的经典意象群。皖南事变后，艾青奔赴延安，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积极投身工农兵生活，写有《献给乡村的诗》《黎明的通知》等大量诗作，但诗歌整体质量较前期有所下降，部分作品情感单薄，显得浮泛浅白。

艾青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第一，在成功塑造的“现代中国”这一宏大形象的同时，也成功塑造了一个感情丰富、颇富个性的抒情主体形象，将个人的忧郁气质与民族苦难意识完美融合，避免了一般左翼诗歌的概念化与公式化。第二，广泛吸纳了象征派等现代主义文艺所创造的现代性感受和表现方式，不仅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纠正了左翼诗歌直白浅显的写实和浪漫浮躁的叫嚣，而且达到了中国象征派、现代派纯诗所无法企及的思想境界，意象深沉凝重，诗风明朗质朴。第三，对自由诗体大力推崇，并以成功的创作实践将自由体诗歌提高到一个成熟的境界。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是七月诗派的精神内核，而艾青的诗作则是七月诗派的创作旗帜，艾青的诗歌与胡风的理论相互印证，共同推进影响了七月诗派的形成和发展，成为抗战时期存在最久、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七月诗派以《七月》《七月诗刊》《希望》以及《诗垦地》等杂志为艺术阵地，主要成员包括邹荻帆、阿垅、鲁藜、绿原、彭燕郊、冀汸、曾卓、牛汉、罗洛、化铁、胡征、芦甸以及田间等。其诗歌以现实主义传统为旗帜，用饱满的热情拥抱生活，直接用诗投入实际的斗争，具有深重的忧患感、强烈的现实性和浓郁的战斗色彩。诗作的基本特征为：第一，承继普罗诗歌以来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战斗传统，强调诗歌的时代精神和革命倾向，注重诗人的纯洁性和诗歌的严肃性。第二，具有鲜明的主体抒情性，注重用个体的情感力量来传达时代和民族情绪，追求客观现实的真实性与主观抒情的真挚性的完美统一。第三，多写自由诗，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在磅礴雄浑的革命现实主义风格中展现诗人的个性特色。

教学建议

1。阅读评论摘要1、2，理解七月诗派的艺术特色及其诗史地位。

2。阅读《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作品，探析艾青是如何将现实战斗传统与西方现代派诗艺，将民族化、大众化与世界性、现代性成功综合的。

3。就拓展练习1进行分析讨论。

精读作品

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土地》《手推车》

阿垅：《纤夫》

评论摘要

1。二十年代末普罗派诗人大多抹煞了创作主体性，把“自我”消融于集体中，看不出诗人独特的抒情气质和个性。中国诗歌会诗人则由主情移到写实剖析上，以直接摹模的写实方法处处作“具体描写”，然而缺乏个人真切的生活体验。两个诗派都失去诗人风格和个性，难以留下传世佳作。而七月派诗人既是时代最忠实的代言人，又把作为审美主体的情感置于主导地位，诗人的感情和自我形象鲜明。他们遵循诗歌的特性，从各个侧面表现个人独特的感受，从而把时代感和个性特征统一在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中。……如果说，普罗诗派、诗歌会把诗人的“自我”消融于“大我”之中，而使诗歌只有一个浮泛的时代外观，缺乏诗人的抒情个性，那么，七月派诗人恰恰相反，他们以“小我”的独特感受来表现“大我”的时代情绪，诗中的“自我”中蕴含着“大我”的形象，正如艾青所说；“诗人的‘我’很少场合是指自己的，大多数的场合，诗人应该借‘我’来传达一个时代的感情和愿望”。它标志着现实主义诗歌逐渐摆脱了标语口号式的呐喊和生活现象罗列的表现手法，达到主观与客观、时代与个人的融合统一。

柯文溥：《中国新诗流派史》，285～286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

2。七月诗派提倡高扬主体的现实主义，即强调诗人的主体性，把诗人的整个生活实践和创作过程视为“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过程，并认为其中关键是发挥诗人的能动的主观作用。……七月诗派对高扬主体的现实主义的提倡，是有着鲜明的针对性的，即反对诗歌创作中普通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倾向。所谓主观主义，就是“热情离开了生活内容，没有能够体现客观的主观”。……所谓客观主义，就是“生活形象吞没了思想内容，奴从地对待现实，离开了主观的客观”……为了克服创作中的这种不良倾向，七月诗人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和主观突入客观、拥抱客观的美学追求。主体要反映或认识客体，必须通过主体的内部条件才能实现。在创作中，当现实生活、客观对象进入人的意识的时候，首先在高扬主观战斗精神。根据胡风的解释，就是在创作过程中，首先要提高作为诗歌的主体的诗人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认识生活和感受生活的能力，也即是提高对于客观现实的把捉力、拥抱力和突击力。然后，以这种高扬了的主观战斗精神去拥抱客观，“向**裸的现实人生搏斗”，要在拥抱、把捉、突击现实生活和客观对象过程中，又体现为“相生相克的搏斗过程”，也就是说，诗人不是被动地反映着客观世界，而是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由诗人的主体意识面对客观世界的反应（即“迎合、选择、抵抗”的过程）以及客观世界对诗人主体意识的进一步制约（即“促成、修改、甚至推翻”的过程）的相互作用下，来获得历史对象的真实性。

龙泉明：《高扬主体的现实主义——论七月诗派诗歌创作特质》，载《理论与创作》，1999（2）。

3。艾青的诗歌之所以具有不朽的价值，首先在于他的诗歌始终经营的不是小感觉，而是大感觉，抒发的不只是一己的悲欢，更是大时代的诗情，而这种大感觉、大诗情对于民族精神支柱的树立，民族灵魂的铸造所发生的影响是重大的，由此证明诗歌在国家民族的生活中的地位是不可偏离的。其次，艾青的诗歌具有与其时代主题表现相适应的艺术架构，新诗的成熟的审美规范在他诗中得到了充分而全面的体现，由此证明诗人如能超越极端，即追求美又不迷失于艺术至上，既富于道德力量又不流于说教，乃是其诗歌创作实现其最高审美价值的根本保证。其三，艾青的诗歌是诗人诗品与人品完美统一的结晶，由此证明诗人只有保持高尚的人品和卓异的诗品，才能求真求善求美；诗德能催生出诗歌的永恒，对诗歌永恒的追求可以造就纯正的诗德。

龙泉明：《艾青四十年代诗歌创作论》，载《文学评论》，1988（5）。

4。艾青在这里用“嘶哑的”喉咙歌唱的是四个意象，四个方面：“被暴风雨所击打着的土地”——这灾难意象兴发出了苦难感；“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悲愤意象兴发出了奋起感；“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这反抗意象兴发出了战斗感；“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这希望意象兴发出了光明感。这四类意象的组合次序说明，艾青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的现实，想要以实际行动——以他的诗歌号召、鼓舞广大爱国者在灾难、痛苦中奋起抗争、争取光明的前程。

骆寒超：《艾青评传》，119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5。（《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首诗有一个主旋律，一种反复咏叹的主旋律：“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这个主旋律在这首诗里不断地被强调，也不断地深化。诗人想象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不仅写它被寒冷所封锁，也纳进了失去家园的逃亡、流浪的书写结构：前面写“北方”，出现了赶着马车的中国农夫不知要到哪儿去；后面写到漂泊的乌篷船里无家可归的女人，乌篷船是南方的意象；让人感到从北到南、从男到女的中国人“就像异邦人不知明天的车轮要上怎样的路程”；而最后，则整体想象中国的苦难：“饥馑的大地，朝向阴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颤抖着的两臂”——这里最能体现艾青作为大诗人的才气、胸怀、境界和想象力。他把失去家园的、流亡的中国变成一个“活”的雕塑。“饥馑的大地，朝向阴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颤抖着的两臂”，在20世纪现代汉语诗歌里，谁能够这样用一个具体、准确的形象整体想象中国的苦难？此外，诗中还有一些在我们阅读感觉上很细微的东西，比如从写“你，蓬发垢面的少妇”到“我们的年老的母亲，都蜷伏在已不是自己的家里”，在我们阅读感觉当中，好像年轻的少妇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母亲，一下子就老了一样，读了这些东西后，我觉得非常的震撼。

不过，我觉得这首诗的结构有一些问题，自由诗如果不作细致的艺术经营，就会出一些问题。这首好诗的遗憾是结构上不严谨，诗中说话者“我”的介入太随意。“告诉你，我也是农人的后裔——”和“而我”这两段，游离了开篇所设置的想象场景，使诗中对北方的想象未能得到充分的展开。艾青把北方凝聚“风”这个典型意象上，是非常高明的，但在展开不如写南方时细致、具体，并十分注意具体与抽象的通融。艾青对北方的想象被“我”转移了，干扰了，而最后一段，是为了呼应“我”那两段而设置的。我认为从整体结构和艺术效果上看，最后一段是画蛇添足的，可以不要，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结束，诗的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