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20世纪末的长篇小说创作高潮（第1页）

第十节20世纪末的长篇小说创作**

内容提要

20世纪90年代，既是一个时代结束之后，作为该时代对既往过去整体思考的展示，也是新启蒙文学在长期积累后，对自身整体创作实力的展示，出现了长篇小说创作**，其代表作有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张炜的《九月寓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张承志的《心灵史》、王安忆的《长恨歌》、前述张平的《抉择》以及李锐的《旧址》《无风之树》、莫言的《**肥臀》、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李佩甫的《羊的门》、阿来的《尘埃落定》、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阎连科的《日光流年》、韦君宜的《露沙的路》、史铁生的《务虚笔记》、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唐浩明的《曾国藩》、刘斯奋的《白门柳》等。这些作品作为新启蒙文学各种精神路向、创作范式的集大成者，对其价值、意义的“史性”归纳，还有待于时日。

除此之外，王朔现象可谓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所谓的王朔现象是指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纸质文学呈现低迷时，王朔全集不但成为热销作品，而且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和广泛的争论，根据其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已获得了不俗的收视率。王朔以“痞子文学”而著称，其代表作主要有《动物凶猛》《我是你爸爸》《看上去很美》等。

教学建议

1。参阅评论摘要1、2、3，分析《废都》中庄之蝶这一形象内涵，并谈谈你对小说主题的理解。

2。参阅评论摘要4、5，比较《白鹿原》中白嘉轩和鹿子霖的性格特征，分析该作品的审美特征与文化意蕴。

3。参阅评论摘要6、7，分析《务虚笔记》的文学史意义。

4。以拓展练习3为主题，组织课堂讨论。

精读作品

陈忠实：《白鹿原》

贾平凹：《废都》

史铁生：《务虚笔记》

王朔：《我是你爸爸》《动物凶猛》

评论摘要

1。多年来我内心感到寂寞，一种无以应对的寂寞。要我来讲，我可以这样说：《废都》的发行量是巨大的，但真正的读者极少。虽不能妄言自己的作品如何，有一点却是，《废都》是开放型结构的作品，而不是封闭型结构的作品，即有的作品本身就充满了作品的立意和主题，作者在前边走，读者就跟着走，而《废都》，读者跟着作者走着走着就走到另岸去了。《废都》通过了性，讲的是一个与性毫不相干的故事。《废都》充满了**，是一种自我作践的写法，如一个人为了让别人知道人体，剖了肚腹指着说：瞧，这就是肝！这就是肺！这样的写法易于被人误读，也易于毁灭自己。我是反英雄主义的，社会发展到今日，巨大的变化，巨大的希望和空前的物质主义的罪孽并存，物质主义的致愚和腐蚀，严重地影响着人的灵魂，这是与艺术精神格格不入的，我们得要做出文学的反抗，得要发现人的弱点和罪行。当年《废都》出版后，有人说写了社会不良风气，以这样来批评我，我不同意，以这样来赞扬我，我也只有叹气。

贾平凹：《答陈泽顺先生问》，载《小说评论》，1996（1）。

2。《废都》也以讽刺的笔调描写了城市生活的许多病态、丑态，特别是借那个收破烂的疯老头之口唱出的民谣，很有批判锋芒。这一部分，算得上这个作品的所有四十万字中间最有价值的部分。然而我们对一个小说家所能指望的，理当比这更高。假如仅仅是看到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普通读者自己也做得到，而不必依靠艺术家。艺术的作用不在于把众所周知的现象描述到纸上，而用艺术特有的方式解释它，从而让人们从这些现象里发现和想到他们自己未曾发现、想到的东西。《废都》的情节、语言、人物，写得如此破绽累累、漏洞迭出，根源却只有一个，这便是我先已指出的作者的整个创作当中溺于自我，为了自己而忘了艺术。尽管他想的是给城市写一本书，可写出来的却是某个“名人”的苦难，尽管他试图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但是那“安妥灵魂”的强烈**心理，却夺走了这部小说的主题、情节、语言、人物的自在性，其结果，与其说产生了一件艺术品，不如说产生的乃是关于他个人精神梦魇的一份笔录。

李洁非：《〈废都〉的失败》，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6）。

3。对于《废都》的隐喻意义，论者并无大的分歧。曾有论者把“废都”与“荒原”做比：“看来小说取名《废都》，包含有对传统文化断裂的隐忧，有失去人文精神倚持的荒凉感。70年前，英国诗人T。S。艾略特写了题为《荒原》的长诗，以死亡和枯竭的意象，来表征被工业文明所裹胁的现代西方人的生命贫瘠。《废都》的命意和《荒原》何其相似！两者同样有着对于传统文明断裂后的隐忧和悲剧感，《废都》也许可以称为东方式的《荒原》。”在这个总体性的隐喻中，贾平凹把庄之蝶在灵与肉之间的沉沦和挣扎推向了极端，从而也把“一种自卑性的自尊，一种无奈性的放大和一种尴尬性的焦虑”变成了病态。《废都》是写“我们是病人，人却都病了”。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苦难。

面对“我们是病人，人却都病了”这样的苦难，面对无法救赎的、已经病了的灵魂，贾平凹自身不无矛盾，甚至无能为力。贾平凹试图通过《废都》的写作来“安妥”自己灵魂的愿望，正如有学者评价得那样，也充满了“悲剧”性：“庄之蝶的悲剧并不在于他与社会抗争的失败，而在于他的灵魂的软弱无力，打不起精神，无法战胜自己的劣根性。贾平凹的劣根性也不在于他只能在这种绝境中、在当代中国灵魂的毫无希望的生存状态中‘安妥’自己的灵魂，而在于他无论如何也还是想要使自己的灵魂在世俗生活中寻得‘安妥’这一强烈的愿望本身。这也就是对那曾经一度那么妥帖辉煌、而今早已被废弃的灵都的无限留恋、无限伤怀。只有在这种留恋和伤怀中，他才感到自己内心仍然保留着一股温热的血脉、一种人性的赤诚，一番超越当下不堪的现实之上的形而上的感慨。”

但这不是贾平凹一个人的局限，而是在“废都”的精神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

王尧：《重评〈废都〉兼论90年代知识分子》，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3）。

4。《白鹿原》的思想意蕴要用最简括的话来说，就是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培养的人格，进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其中，白鹿村族长白嘉轩，尤被作为中华文化的正统人格代表，突现于作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本身就是一部浓缩了的民族精神进化史，在他的身上，凝聚着传统文化的负荷，他在村社的民间性活动，相当完整地保留了宗法农民文化的全部要义。白嘉轩的人格中包含着多重矛盾，由这矛盾的展示便也揭示着宗法文化的两面性：它不是一味地吃人，也不是一味地温情，而是永远贯穿着不可解的人情与人性的矛盾——注重人情与抹杀人性的尖锐矛盾。白嘉轩人情味甚浓，且毫无造作矫饰，完全发乎真情，与长工鹿三的“义交”，充分体现着“亲亲、仁民、爱物”的风范；对黑娃、兆鹏、兆海等国共两党人士或一时落草为匪者，他也无党派的畛域，表现了一个仁者的胸襟。可是，一旦有谁的言行违反了礼仪，人欲冒犯了天理，他又刻薄寡恩，毫不手软。他在威严的宗祠里，对赌棍烟鬼施行的酷刑，对田小娥和亲生儿子孝文使用的“刺刷”，令人毛骨悚然。他的一身，仁义文化与吃人文化并举。

作者把白嘉轩的道德人格与鹿子霖的功利人格比照着写，意在表明：象白嘉轩这样的人，固然感召力甚大，但终不过是凤毛麟角，他所坚持的，是封建阶级和家族长远的、整体的利益，他头上罩着圣洁的光环，具有凌驾一切富贵贫贱之上，凛然不可犯的尊严，但是，真正主宰着白鹿原的，还是鹿子霖、田福贤们的敲诈和掠夺，败坏和亵渎，他们是些充满贪欲的怪兽，只顾吞噬眼前的一切。于是，白嘉轩的维护礼义，就面临着双重挑战：一面是白鹿原上各式各样反叛者的挑战，一面是本阶级中如鹿子霖们的挑战。毫无疑问，白嘉轩是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那么独特，那么深刻，那么富有寓言性质，关系到民族精神的长远价值问题，质而言之，白嘉轩的悲剧性也即民族传统文化的悲剧性。

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载《文学评论》，1993（6）。

5。它以白鹿原的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为主线，既透视了凝视在关中农人身上的民族的生存追求和文化精神，又勾勒了演进于白鹿原人们的生活形态和心态的近代、现代的历史发展轨迹，及其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回响。在一部作品中复式地寄寓了家族和民族的诸多历史内蕴，颇具丰赡而厚重的史诗品位，在当代长篇小说中当属少见。

《白鹿原》在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的结构框架中，始终以人物为叙述中心，事件讲求情节化，人物讲求性格化，叙述讲求故事化，而这一切都服从和服务于可读性，有关的历史感、文化味、哲理味，都含而不露地化合在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之中，比较好地打通了雅与俗的已有界限。一部作品内蕴厚重、深邃而又如此好读和耐读，这在当代长篇小说中亦不多见。

可以说，陈忠实还是把白鹿原作为近现代历史替嬗演变的一个舞台，以白、鹿两家人各自的命运发展和相互的人生纠葛，有声有色又有血有肉地揭示了蕴藏在“秘史”之中的悲怆国史、隐秘心史和畸态性史，从而使作品独具丰厚的史志意蕴和鲜明的史诗风格。

白烨：《史志意蕴·史诗风格——评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4）。

6。我们还必须把关注点放在史铁生为这一小说设定的同样呈示出明显的“不确定性”的语言叙事方式上。我们注意到，作为一部别具现代精神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首先表现出了突出的“虚拟性”的特点。细读文本即不难发现，其中大量充斥着诸如：“如果、或者、比如、也许、可以是、也可能、说不定……”等这样一些带有明显的虚拟色彩的叙事词汇。这些虚拟性词汇所透露出的信息首先即是这一文本所具备的“虚拟性”的叙事时态。其实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虚拟性”的叙事时态，也才会出现如上我们业已剖析过的人物与事件的“不确定性”。……他叙述上这一明显的“虚拟性”其实乃是作家探索人类存在诸多可能性的一种有效手段。说到底，这种“虚拟性”乃是作家的一种叙事策略，作者旨在通过这一策略的运用进一步拓展小说的话语空间，打破传统小说主线霸权的合法性，打破传统小说对读者想象力的圈定以及对读者参与意识的禁锢，力求在解放文本的同时也解放读者，解放读者的想象世界。正是因为文本采用了“虚拟性”这一恰切的叙事策略，才使得史铁生展示探索人类生存之多种可能性的创作意图成为了可能，也才使得《务虚笔记》成为了一个充分体现作家之超凡想象力的成功的巨大的艺术空间。

王春林：《〈务虚笔记〉：对“不确定性”的沉思与表达》，载《名作欣赏》，1999（2）。

7。《务虚笔记》已完全哲理化和意向化了，它的深邃、驳杂、明暗不定，仿佛一个谜让人难以揣摩。史铁生拒绝了平庸读者与自己的接近，他完全走进了玄学的孤境里。《务虚笔记》思辨的句子和诗意的独语，模糊了艺术与哲学的限界，你已完全再也看不到传统小说的形态，人物形象也稀释于朦胧的理念里。流动在作品中的仅仅是印象、梦幻、呓语，精神飞升的无限可能，被其以精湛的笔再一次证明了。这不是一部史诗性的小说，也不是简单的精神自传。史铁生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梦幻曲，一本关于人性，关于中国人心灵的沉思录。我在这里不仅体味到了史铁生式的悲怆，也感受到了我们民族的悲怆。多么悲天悯人的长叹呀，难测的命运、孤魂野魄、生离死别、无极之维，人类被无形的力量拴在巨大的网上，好像一切已经前定，一切又不可预知。作者写诗人、写医生、写导演、写残疾人，实际是写苦难的人间。这里已没了故事，没了情节，一切都是情绪化的、幻想化的，那些精彩的独语，撼人的哲思，像风景一样向你扑来，让人喘不过气来；而有时，又岑寂得像月下的旷野，清冷中散出彻骨的寒意。拷问灵魂是痛苦的，史铁生没有一点的闪烁其辞。你在他的文字间，可以领略到悠长的苦涩，甚至可看到灵魂在流血。

孙郁：《通往哲学的路——读史铁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8（2）。

8。五四以来，我们的作家虽然屡有可怕的分歧与斗争，但在几个基本点上其实常常是一致的。他们中有许多人有一种救国救民、教育读者的责任感：或启蒙，或疗救，或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声讨敌人，或歌颂光明，或暴露黑暗，或呼唤英雄，或鞭挞丑类……他们实际上确认自己的知识、审美品质、道德力量、精神境界、更不要说是政治的自觉了，是高于一般读者的。他们的任务他们的使命是把读者也拉到推动煽动到说服到同样高的境界中来。写作的过程是一个升华的过程，阅读的过程是一个被提高的过程，所以作品比作者更真、更善、更美。作品体现着一种社会的道德的与审美的理想，体现着一种渴望理想与批判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