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宗教改革与德国农民战争（第4页）

图9-11524—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

1524年年底或1525年年初，一支农民军以《书简》形式提出一份纲领，明显地受到闵采尔的思想影响。《书简》开宗明义地指出：城乡贫苦百姓受政府和领主的沉重压迫，是违背上帝旨意的；为了“基督教的共同利益”（《书简》四次使用类似提法），贫苦人应当团结起来加入“基督教同盟”，与其他“兄弟同盟一道”，把自己和子孙后代从苦难世界解救出来。办法是在可能范围内用和平手段，如办不到则采用暴力。对叛徒和拒不投降的僧侣和贵族实行“世俗斥革”，断绝与他们的一切关系，使之虽生犹死。纲领的基本思想显然是打倒现存统治阶级，由普通人掌握政权。

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封建统治阶级一筹莫展。意大利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德军主力陷在那里，国内空虚。到1525年2月底，士瓦本同盟才勉强拼凑3000多步骑兵。符腾堡公爵乌尔利希乘机积极进行复国活动，他纠集数千雇佣兵向斯图加特推进。农民军如能乘此千载难逢的良机主动进攻，士瓦本同盟就会完蛋。可惜他们没有这样做，温和妥协情绪帮了敌人大忙。2月26日，士瓦本同盟派人与农民军谈判，以便集中兵力迎击乌尔利希，得手后再回击农民。农民上当了。士瓦本同盟司令官格·特鲁赫泽斯派兵抢占斯图加特。这时，法王在帕维亚战败被俘（2月24日），瑞士各邦见风转舵召回支持乌尔利希的部队，迫使他撤兵。特鲁赫泽斯立即回师讨伐农民军。恩格斯写道：“从此以后，开始出现了种种周密策划的叛变倒戈、背信食言和阴谋活动。贵族和诸侯在整个农民战争期间都以玩弄这一套手法而臭名昭著，而这一套手法也正是他们对付分散而难于组织起来的农民的最有力的武器。”[44]

士瓦本农军没有统一领导，而且良将稀少，纪律松弛，士气不振，远不是诸侯军队的对手。4月底，各支农军分别被特鲁赫泽斯的军队击溃。

1525年3月底起，法兰克尼亚爆发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斗争十分激烈。农民军占领几百个城堡和修道院，惩办了他们最痛恨的恶霸。年轻的魏因斯贝格伯爵异常残暴，见到起义农民，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勒死。4月中旬，由骑士弗洛里安·盖尔率领的农民军精锐部队“黑军”，活捉了那位伯爵，并将之判处死刑。伯爵请求用巨款赎免，农民说给两吨黄金也不行，血债要用血来还。农民一边击鼓，一边将他用梭镖乱刺而死。这件事震动全国，许多伯爵赶紧表面上归附农民军和宣誓遵守《十二条款》。“黑军”名震遐迩，敌人闻风丧胆，正如他们唱的革命歌曲那样：

我们盖尔黑军，暴君听见头晕。

长矛前进！冲向敌人！

烈火，把修道院烧成灰烬！

亚当种田那阵，谁是贵族农民？

长矛前进！冲向敌人！

烈火，把修道院烧成灰烬！

判处领主死刑，圣经是我命令！

长矛前进！冲向敌人！

烈火，把修道院烧成灰烬！

盖尔率领着我们！诸侯教皇是敌人！

农民战旗高，“鞋徽”迎风飘。

长矛前进！冲向敌人！

烈火，把修道院烧成灰烬！[46]

1525年5月9日起，各支农军代表在海尔布隆开会，协商改革方案和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会议秘书长，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德尔·希普勒向大会提出14条改革方案，即《海尔布隆纲领》。纲领要求：取消诸侯的一切同盟，各地只由皇帝负责保护，就是说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国。为此，纲领规定：除“皇帝赋税”外，取消一切关税、杂税和赋税，统一法律、币制和度量衡，实行政教分离，取消地租。[47]纲领作者是谁，还有不同意见，但希普勒无疑参与其事。他有丰富的经验，头脑敏锐，向往统一；虽是农军领导人，却深知不能只代表一个等级去反对其他等级，必须取得市民和贵族的支持，才能统一德国。他是一个正确认识到现状的进步势力的中间状态的代表人物。在统一立法、币制、度量衡和废除种种赋税方面纲领规定得十分仔细，显然是适应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取消地租要给贵族以现金或其他补偿（优先当法官，将没收的教产转给贵族），说到底是要用类似近代赎买的办法，即有利于贵族的办法，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政教分离的矛头是指向罗马教廷，目的也是为了德国的独立统一。至于农民的具体要求，像变戏法一样踪影全无。在农民战争时期，纲领无法立刻实现，但已经存在实现的物质条件，迟早是可以实现的。当起义者正在辩论这个方案的时候，特鲁赫泽斯的军队赶到。希普勒慌忙逃走，组织力量继续战斗。6月，法兰克尼亚的农民起义失败。

农民战争的另一个中心是图林根和萨克森。这里是宗教改革的策源地，群众基础好。1525年3月17日，缪尔豪森的平民和矿工推翻贵族政权，成立革命政权“永久市政会”（由一个团体永久执政）。闵采尔不是新政权负责人，但以牧师身份经常出席市政会议，在对外联系上发挥重要作用。起义的烈火以缪尔豪森为中心向四方蔓延。到4月初，各地起义的烈火汇成一个通红的火圈，环绕着缪尔豪森，形成德国农民战争的顶点。

起初，诸侯们对突然爆发的起义束手无策。1525年4月底，黑森伯爵菲利普纠集一支军队准备镇压。他的目标很明确，主要打击缪尔豪森。他写道：“缪尔豪森是一切冲突和不满的根基和发源地，一切叛乱行动像泉水一样从那里涌出。”[48]敌人的污蔑从反面证明这里的起义影响巨大，使他们感到恐惧。

1525年5月15日，黑森伯爵、不伦瑞克公爵和萨克森公爵的联军8000多人，进抵弗兰肯豪森。萨克森选侯[49]亲自带领3000多人正在赶去。闵采尔组织一支8000人的武装，以车垒和壕沟为掩护据守俯瞰弗兰肯豪森的什利亚赫特山（战斗山）。农民军新兵多，缺乏武器和训练，没有良将的指挥，远不是诸侯军的对手。他们如果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撤到近在咫尺的哈茨山里去，局面可能完全改变。可惜，他们没有这样做。5月16日，诸侯军用大炮轰击，突破车垒，然后攻入城里，逢人就杀，血流成河，战死和被杀的农民竟达5000多人。闵采尔受伤被俘，遭敌人严刑拷打，但坚贞不屈，壮烈就义。5月25日，缪尔豪森投降，缴纳罚款，取消“永久市政会”，并入萨克森的领土，从自由城市降为诸侯城市。6月，图林根和萨克森的农民起义失败。

1525年4月，在斯特拉斯堡附近活跃着多支农民军，总称“下阿尔萨斯农军”。有趣的是，这里的农军提出自己的《十二条款》，要求“正确宣讲福音”，替“贫苦农民”说话。它除了提出农民的许多具体要求外，还提出除皇帝外，“其他诸侯和领主概不承认”，农民还有权“另选”官员。[50]这是要求建立以皇帝为首的、统一的德国，而其下属官员都是农民选举的。这种统一不同于“海尔布隆纲领式”的统一，因为它替“贫苦农民”说话，对他们的要求规定得很仔细，至少较多地保留了闵采尔的思想和主张。到5月中旬，起义军几乎控制了整个阿尔萨斯。法国的洛林公爵组织3万多人的雇佣兵，镇压了起义。

同样是1525年4月，萨尔茨堡爆发农民起义，并向南蔓延到施蒂里亚、克伦地亚和克莱纳。大致同时，米夏埃尔·盖斯迈尔领导的提罗尔农军，势力扩展到阿迪杰河畔的博岑（今意大利的博尔萨诺），在梅朗（梅拉诺）设立司令部，甚至把农军营寨设到特兰托近郊。1526年年初，盖斯迈尔提出“新的邦国制度”设想，其主要内容是：消除“损害永生的圣经、压榨穷苦百姓和妨碍公共利益的不敬上帝的人”，“消除人间尊卑贵贱的区别，实现完全的平等”；“成立由本邦各区选举的中央政府”；“废除不合理的贡赋和关税”；取缔高利贷，矿山国有，巩固国防等。[51]盖斯迈尔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1526年上半年他指挥农军打了一系列的漂亮仗，把奥地利大公、巴伐利亚公爵和士瓦本同盟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7月，敌人凭优势兵力向他扑来，他率部杀出重围，退往威尼斯继续坚持斗争。不幸的是，这位德国人民的优秀儿子被大公收买的刺客刺死。自从盖斯迈尔退入威尼斯后，德国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结束了。

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以失败而告终，有10万以上的农民被杀。各地农民重新陷入领主的奴役之中，权利被践踏，公有地变成领主的土地，农奴制死灰复燃。然而，德国人民，特别是以再洗礼派为代表的下层群众，在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斗争。1534年至1535年，明斯特的再洗礼派奋勇起义，夺取政权，成立以一个面包师和一个裁缝为首的新市政府。他们把粮食、肉、衣服等生活必需品平均分给居民，没收富人财产以应公共之需，并严禁高利贷和投机经营。最后由于叛徒的出卖，明斯特城陷落。

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天主教会势力。在新教各邦，教产落入诸侯或城市贵族手里。农民战争也打击了贵族，使之日趋没落。

市民背叛了农民，也没有好下场。城市的特权被剥夺，城市贵族的统治到处恢复。市民反对派受到挫折，长期不能重振。由于农奴制的恢复和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德国的工商业日渐衰落，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诸侯是唯一从农民战争和宗教改革的失败中得到好处的集团。他们夺取了天主教会的财产，加强了对市民和农民的控制压榨。他们的竞争对手——贵族被大大削弱，不得不听凭诸侯的摆布。德国的分裂割据依然如故，从路德宗教改革开始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失败告终。

德国农民战争说明农民中蕴藏着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高举革命的大旗，浴血奋战，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农民战争的杰出领袖闵采尔，坚持革命，始终如一，视死如归，壮烈牺牲，表现了崇高的品质，至今仍受到敬仰。然而，由于阶级的局限，单靠农民自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他们无法克服自己的极端地方狭隘性，不能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正如恩格斯所说，“农民只有同其他等级结成联盟才有胜利的机会”[52]。也就是说，农民只有在一个先进阶级的领导下并与之结成联盟才能完成革命的历史任务。平民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更不是现代无产阶级。他们不但不能领导农民，而且其行动往往根据农民的立场而改变。只有在闵采尔直接领导的图林根一带，平民中萌芽的无产阶级成分暂居上风，形成农民战争的顶点，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失败了。骑士无意放弃或减轻对农民的剥削，根本不可能与农民结成联盟。资产阶级参加并一度领导了革命，但很不成熟，软弱动摇，革命稍一深入就投降敌人。当时德国的历史发展要求资产阶级担当领导革命的使命，但资产阶级却把自己出卖给诸侯。所以，恩格斯认为德国农民战争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不坚决”[53]。血的历史经验说明，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并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农民阶级的彻底解放。

十二、农民战争失败后的路德宗教改革

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爆发以后，路德公开与诸侯和教皇站在一起，反对曾经同他并肩战斗过的农民、平民大众。他开创的资产阶级宗教改革运动，蜕变成诸侯官方的宗教改革，其标志就是1530年的《奥格斯堡告白》。

1525年3月，士瓦本农民军制定《十二条款》纲领。路德发表《忠告和平》指出，诸侯和教皇的残暴统治是农民暴动的根源，农民的许多要求是正确的，如要求有权选举牧师；但是他又以“公允”的面目出现，指责农民的有些要求“过高”，如要废除农奴制度就“严重违反福音”，最后要求双方“和平磋商，调解争端”。在农民起义已经爆发的当时，鼓吹这些实质上是反对起义的农民，归根到底有利于诸侯的反动统治。4月底5月初，他到处讲道号召农民安静，千万不能暴动。与此同时，他发表《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与《忠告和平》一起散发。他完全撕掉公允的伪装，攻击农民像疯狗一样抢掠，他们打着福音旗号制定的《十二条款》不过是个骗局。他说起义农民犯了三重大罪，死有余辜：一是破坏忠于领主的誓言，用暴力反对上司；二是叛乱，抢劫并非属于他们的修道院和城堡；三是给他们的恐怖罪行披上福音的外衣。因此，“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还是公开，都应该把他们戳碎，扼死，刺杀，就象必须打死疯狗一样！你不打他，他就要咬你和你所在的整个世界”[57]。路德在通信和布道里，还讲了许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话。他的话令人作呕，不可卒读。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是敌我关系的颠倒。他大骂起义群众是“疯狗”，号召“无论谁”，当然包括诸侯和教皇，都应像打死疯狗那样杀死起义的农民。恩格斯说：“在革命面前，—切旧仇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同农民暴徒相比，罗马罪恶城的奴仆们都成了无罪的羔羊，成了上帝的温顺的孩子；市民和诸侯、贵族和僧侣、路德和教皇都联合起来‘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58]

1526年夏，斯拜伊尔帝国议会开幕。人们普遍认为，教会的敲诈勒索造成农民起义爆发，因而反教会情绪高涨，许多教会诸侯不敢出席会议，造成路德派代表占多数的局面，通过了一系列支持宗教改革的决议。1529年2月，帝国议会又在斯拜伊尔举行，天主教代表占多数，决定废除1526年斯拜伊尔帝国议会通过的有利于路德派的决议，继续贯彻1521年的《沃尔姆斯敕令》。路德派代表群众抗议，被称为“抗议者”（Protestant）。后来，这个称号泛指与罗马分裂抗衡的所有新教徒。

1530年6月，皇帝查理五世召开奥格斯堡帝国议会，想利用自己的影响解决德国的宗教纷争，要求路德派提出他们的意见。6月25日，路德派提出经路德审定的该派系统理论，称《奥格斯堡告白》。告白认为，路德派与天主教有许多共同点，大家都是基督的战士，应当互相“宽容”与“协商”，以便“生活在一个基督教会里”。路德一再强调的唯信称义的“唯”字不翼而飞，以便天主教会也能接受。告白是路德派的改革从生气勃勃的资产阶级改革堕落成诸侯宗教改革的重要标志。恩格斯愤怒地指出：这是“一场施展权术、妥协变通、玩弄阴谋和握手成交的丑恶把戏，其结果就是奥格斯堡告白，也就是经过讨价还价而最终议定的改革后的市民教会的章程”；从此，路德的宗教改革蜕变成“市侩性质”的“官方宗教改革”。[59]11月19日，议会里的天主教多数派通过决议，宣布从1531年4月15日起将用武力镇压路德派。路德派在萨克森的山城施马尔卡尔登开会商量对策，决定结成同盟，反击对他们的指控和袭击。1531年2月，同盟正式签订盟约，是为“施马尔卡尔登同盟”[60]。

皇帝查理五世知道，不可能用武力压服路德派，又适逢土耳其人进攻维也纳，所以决定改用和解政策。1532年7月，纽伦堡帝国议会正式宣布：在召开新宗教大会以前实行宗教和解，不得因宗教问题起诉一个邦。德国的宗教和解大致维持了十几年，路德派势力乘机发展，甚至丹麦、瑞典和挪威也先后建立路德派教会。1546年，查理五世与萨克森公爵莫里斯订立同盟，以他当选侯为条件，把他从施马尔卡尔登同盟里拉了出来。接着调动军队，于1547年4月在米尔堡全歼新教徒军队。皇帝的胜利，引起新旧教诸侯的广泛不满。1552年1月，莫里斯顺风转舵，与法国签订《尚贝密约》，共同反对查理五世，差一点把他活捉。5月，莫里斯在帕绍召开诸侯会议，决定另行召开有两派诸侯代表参加的会议解决分歧，在新会议召开前无限期延长宗教和解，是为《帕绍条约》。查理五世决定与法国人算账，带兵围攻梅斯不克，威信急剧下降，只好把处理德国内部事务的权力交给其弟费迪南德一世。1555年9月，费迪南德一世正式签署《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和约规定：“教随国定”，即诸侯有权决定臣民的信仰；路德教取得合法地位，不服从者迁走；《帕绍条约》前没收的教产合法。和约是欧洲第一个宽容新教的和约，当然是路德派的巨大胜利，但其他新教，如加尔文教等不包括在内。有人说和约确立了信仰自由，不过这种信仰自由是属于诸侯的，群众没有份。和约签订的同时，查理五世宣布退位，帝国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