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地关系（第1页）

第二节人地关系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以地球表层一定地域为基础的人地关系系统，也就是人与地理环境在特定的地域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动态结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核心领域是土地利用及其变化。就宁南黄土丘陵区而言，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及对土地资源的过度依赖，使其生态系统结构发生改变，引发了水土流失、草场退化、水资源短缺等一系列变化，而生态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生存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

一、宁南黄土丘陵区人地关系现状

（一）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人口素质较低

在人地关系中，人是主导的最有活力的因子，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关键的因子仍然是人。宁南黄土丘陵区发展滞缓的重要原因就是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和人口素质的低层次性。一方面，这里长期受严酷自然条件的制约，人类的不合理行为已使土地承载力日趋下降。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经济落后，当地群众思想保守，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把儿孙满堂看成是“家业兴隆”的标志，养儿防老意识很深。同时，清苦的生活使抚养孩子的成本极低，多数人至今仍然把多生育、生男孩作为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导致本区超生现象严重，人口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是全国生育率较高的地区之一。各县人口自然增长率均高于宁夏全区水平。另一方面，作为宁夏乃至全国回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回族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汉族，这是本区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的重要原因。2012年，宁南黄土丘陵区人口密度为78人每平方千米，远高于联合国划定的干旱地区人口承载的水平（20人每平方千米）。而且目前该区域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达到19。4‰和11。8‰，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宁南黄土丘陵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导致教育文化落后，群众文化科技素质较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本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37年每人，宁夏引黄灌区为9。55年每人。宁南山区具有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学生的人数分别为引黄灌区的94％、39％、40％和20％，高学历人力资源严重不足。15岁以上文盲人数高达346631人，占宁夏全区文盲人口的56。12％，回族人口多的西吉、泾源文盲人口分别为63。6％和62。94％。这一群体往往思想趋于传统、保守，只图生计而劳作，不善于接受新观念、新知识和新技术，主观能动性差，在资源开发利用上很难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去认识和思考问题，同时还造成传统生产方式难以改变，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的思想难以确立。

（二）贫困人口比重高，剩余劳动力多

参照国家新的扶贫标准，宁夏将扶贫标准提高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按此标准，宁夏现有97个贫困乡。其中，宁南黄土丘陵区有80个，占82。5%。本区贫困人口的贫困类型以“生存型”为主，人口多，耕地少，生活困难。

由于科技文化素质低，相当部分的人只能从事简单的农业劳动，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造成了农闲时期多达四五十万的剩余劳动力。本区人口城镇化水平低，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发展缓慢的第二、第三产业所能吸纳的劳动力资源非常有限。当地就业困难，而文化素质较低，市场适应能力差，又使得他们无法迅速向外地转移，难以同其他生产资料有效结合，成为真正的生产者。

（三）人口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人地关系紧张

宁南黄土丘陵区处于我国水土流失剧烈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多属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的山区或半山区，地形起伏较大，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水土流失严重

由于自然及人为因素影响，本区以水力侵蚀为主的水土流失十分严重，侵蚀强度以中度、强度和极强度为主。据统计，宁南黄土丘陵区水土流失面积8385km2，其中极强度侵蚀面积达654km2，强度水土流失面积2870km2，中度水土流失面积2817km2。水土流失致使该区墚、峁、丘陵、沟壑遍布，其中沟壑面积是该区总土地面积的10。4%左右。水土流失造成每年流失土壤超过1。2×108t，剥蚀表土近1。5的速度向前延伸，每年破坏耕地约30hm2。土壤侵蚀带走大量的养分物质。据估算，本区域每年流失有机质126×104t，全氮9。45×104t，全磷26。04×104t，尿素26。54×104t，普通过磷酸钙105×104t。水土流失严重破坏了土地资源，也降低了水利设施的利用效率，并使当地可用水资源减少，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

2。频繁的旱涝和其他自然灾害

本区水资源严重短缺，旱灾频繁且持续性非常强，有季节连旱（如春夏、夏秋连旱）和年际连旱（五年连旱、八年连旱）等，对农业生产的危害特别严重，例如，1991～1995年的连续大旱，就使很多脱贫农户返贫，甚至出现了人缺口粮，畜缺饲草，地缺籽种的危急局面。此外，雨涝、冰雹、大风等自然灾害在本区也经常发生，这些灾害的影响范围和程度虽然不如旱灾，但也给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众多负面影响，如暴雨引发山洪侵蚀土壤，造成水土流失的同时，还冲毁道路、桥涵，促使河岸坍塌，蚕食农田等。

在农业生产技术手段没有较大改变的情况下，宁南黄土丘陵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难以承受超负荷的人口压力之重。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区域人均耕地、草场、森林、水等资源负荷过重，人口自身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物质再生产的速度，给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带来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从而造成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的贫困。为了生存，当地群众在延续旧有的粗放型生产模式的基础上，不惜采取“有水快流”，“竭泽而渔”的手段，过垦、滥伐、过牧，其结果只能造成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更大破坏，降低植被覆盖率，加剧水土流失，频频诱发自然灾害，引起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在诸多限制性因素的制约下，贫困、人口剧增、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失调，矛盾积重难返，并形成贫困、人口和环境之间互为因果的“PPE怪圈”，制约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二、宁南黄土丘陵区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

宁南黄土丘陵区经历了长期的生态演进过程，近千年的基本演进趋势是趋向恶化，其原因既有自然方面的，也有人类活动的不良影响。到了近现代，人们对资源和环境的掠夺式开发更加速了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又直接威胁人们的生活甚至生存。脆弱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口经济的极度贫困落后便成为制约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

宁南黄土丘陵区一直是农牧交错过渡区域，区域文化自然而然地具有农耕文化和牧业文化交错过渡的特征。农牧交错过渡性的文化特点表现为畜牧业粗放的游牧形式，不利于草场资源的合理利用；而传统农耕方式则为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势，粗放经营，广种薄收，过度开垦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交错过渡所表现出来的生产方式的二元性，受历史时期气候波动、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不断交替和消长，是导致当地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并深刻影响着现今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状况。

本区先秦时期为游牧民族占据，人烟稀少，生态环境基本处于自然状态。自秦汉至元明，农耕和畜牧两种土地利用方式随着政局的变换而不断交迭。汉朝时期农牧兼收，两晋至五代十国以牧马为主，唐朝亦重牧轻农，宋朝时期则推行军垦政策，农业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大规模的弃牧屯垦可追溯到元明时期。元代这里成为政府移民屯垦的中心区域。进入明代，随着人口的增加，屯垦剧增，林草锐减。据《明经世文编》卷63载，自洪武始，“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以尽地力，以实军需，以苏发困”[1]。屯垦推动了此地经济的发展，官府民间多有存粮，但此时也正是该地森林植被遭受大规模破坏的盛期，掠夺式人地关系自此形成。进入清代，历史上汉牧民族的军事对抗已经结束，宁南山区由原来的“边塞”变成了“内地”。随着南下西进的汉族人口不断移入，加之清政府的“降低赋税，摊丁入亩”的政策引导，持续长久、规模更大的开荒种地在这一地区形成。据《固原州志》估算，1616年，固原地区（含固原、海原、西吉、彭阳、泾源、隆德6县）有耕地68。94×104亩，但到了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耕地已达200×104亩[2]。耕作业的发展和人头税的取消，使该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到乾隆年间，川塬平地的耕作收益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政府再次鼓励垦荒。清乾隆五年（1740年），朝廷告布“凡边省、内地，零星地上可以开垦者，嗣后悉听本该地夷垦种，免其升科”。由此诱发了更大规模的开荒浪潮，耕殖由川塬平地推广到坡地，大批林地、草地被毁，植被由原来的宿根性草被和多年生疏林、灌丛为易替性农作物代替，生态日渐脆弱退化。到清代中叶，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已步入相当恶化的状态，23以上的森林、草原被拓垦，野生动物锐减，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据公元1805年清代《万里行程记》记载，当时六盘山已是“童山如秃，求一木不可得”，掠夺式人地关系愈演愈烈。

同治年间，陕、甘、宁回民多次起义失败后，大量回民被清政府胁迫迁入宁南山区，强制开垦。据史料记载，仅当时宁夏“金积堡就1。2万余人解赴固原城外，分拨荒地安插”。“关中回民被强行迁入山深林密的化平（今泾源县）等地后，为求生存，大量毁林开垦，伐木烧炭，六盘山深部森林也受到严重破坏”。1906年，固原知州王学伊在其《劝种树株示》中写道，“固郡自连遭兵灾以来，元气未复，官树砍伐罄尽，山则童山，野则旷野”[3]。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日渐明显。清末宁南山区水土流失已相当严重，许多沟塘被泥沙淤积堵截，滑坡、泥石流常有发生。同时，干旱、暴雨、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土地生产力锐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人类掠夺式垦殖最终殃祸了自身。这种互为报复式的人地关系一旦形成，将会长时期地使人与自然两败俱伤，元气难复[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