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地缘政治 中国文化的地理环境（第2页）

图1-2-7元代画家张渥绘《九歌图》（局部）

图1-2-8《九歌图》（局部）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古代地缘群体集合而成的地域文化，经过长期的不断组合，相对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战国时期主要以地域为特征的区域文化就有齐鲁文化、三晋文化、西秦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各具特色。《庄子·逍遥游》中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寓言:一个宋国人到越国去做帽子生意，可是来到越国一看，那里的人剪光头发，身上刺满花纹，根本就不需要帽子作为装饰品。宋国人由于不了解当地情况而致使生意失败，同时也说明了吴越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巨大差异。在中原，男子二十岁就戴上标志成年的帽子———“冠”，只有平民、罪犯才不戴，而越国人却没有这样的礼俗。吴越地处三江五湖，水给人们带来了秀丽的山川、丰富的水产、肥沃的土地和便利的交通，但水患灾难也增加了人们对水的神秘感与恐惧感。吴越人在劳动时，为减少水的阻力，避免水草的缠绕，保护生命的安全，就剪掉长发，出现了“断发文身”的风俗习惯。再以荆楚文化为例，战国时期，南方的荆楚文化极具地方色彩，当地著名作家屈原的作品充分展示了这种文化的魅力。他的作品与被推为经典的中原文化截然不同，在正统知识分子眼中，这里有诡异离奇的说法———《离骚》中作者远游时驾八龙、载云旗，令云师丰隆驾彩云为自己寻求神女宓妃，让鸩鸟去有娀国帮自己向美女说媒;有神奇古怪的言谈———《天问》中写康回共工触断了天维地柱，使天向东南倾斜，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解决了大地的旱情，《招魂》中说拔木的大力士有九颗脑袋，土神长了三只眼睛;有耿直不阿容不得邪恶的愤激胸怀———《离骚》的结尾要以谏君不从、愤而投水的殷大夫彭咸为榜样，《悲回风》表示要追随因忠谏而被赐死的伍子胥，死后浮江入海来顺适自己的心愿;有“荒乱**邪”的内容———《招魂》中写男男女女杂坐一处，不加避嫌，日日夜夜欢愉饮酒，沉醉其中以为快乐。作品虽然明示了屈原的文学个性，但实际上是楚文化崇巫医、重神怪、好骋情等特点的文学再现，与经典的中原文化自然不同。

即使是中原文化内部，如常常合称同一区域的齐鲁文化，由于一定时期分属不同的诸侯国，导致文化也有差异。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问题。周初大分封之后，姜太公问周公:“您怎样治理鲁国?”周公回答道:“尊尊而亲亲（尊重长辈和地位高的人，爱自己的亲人）。”周公又问姜太公:“您如何来治理齐国?”姜太公回答:“尊贤而尚功（尊重有才能的人，崇尚实际利益）。”这个故事真实地道出了齐、鲁两国在建国方针上走两条不同道路的状况。齐人人生目标的追求，不是在对义理、道德等纯理性的精神上，而是注重现实的物质利益，把物质的追求看作是对精神追求的基础，重视衣食等最基本的物质利益，和礼节、荣辱等精神的需要相比，物质利益在齐人心目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而鲁文化却重祭祀好礼节。周公的儿子伯禽将父亲制作的周代朝廷礼乐制度带到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影响到鲁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鲁人知礼识礼，社会成员在君臣上下、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等各种社会关系中的行为规范都有严格具体的规定。鲁人的丧葬礼俗真可谓“繁文缛节”，从病人临终到吊丧、出殡、埋葬等，每一步骤都有严格的程序。地域的不同造成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但随着高度统一国家的发展，时代越后，文化交流越频繁，地域色彩也越来越淡薄。

从历史进程来看，时代越古，部落分布越多;时代越后，兼并越为激烈，地缘群体也化零为整，所以到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完成，地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因融蚀而消解。但从整个文化结构来看，地域文化又不因帝国文化的统摄而消失。这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帝国疆土的拓展和变迁，新的地域不断兴盛，如汉代的西域文化、唐代的岭南文化、南宋的闽浙文化，都富有特定的历史内涵和独有的风采。另外，人系水土风俗，积淀深厚的文化心理，有不随时间的变迁而变迁的深层底蕴，如论古代学术则有洛中、江左;论诗文则有江西、桐城;论戏剧则有临川、吴江;论绘画则有吴派、浙派，都是因地而异的流派意识。直到今天还有贾平凹“商州系列”、李杭育“葛川江系列”的小说创作，融通历史（如秦汉、荆楚、吴越等文化因子）与现实，构成了当代文学的“地域文化派”。这种对先秦地域文化的不断追仿与复归，同样显示了这一特型文化的生命历程。

由于长江黄河流域是生民所依赖的母亲河流域，而且古代政权多次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因此在地域文化中，中国古代习惯以南北文化对称。夏商周三代因政权变迁而带来的文化迁移，又造成东西文化之分。夏人兴起于汾河流域，经常与东方夷人作战，夏朝的建立是西方胜过东方;商人发源于东方，在漳、洹流域获得兴盛，代替夏朝称王，这是东方胜西方;周人崛起于泾、渭流域，东进消灭了商和奄，又是西方胜东方。秦汉以后，东西之争仍持续存在着，如绿林赤眉颠覆王莽政权、曹操大破袁绍的军队等，在地理方位上都属于东西之争。但随时间的进展，东西之间的交融日深，分歧的迹象渐渐泯灭。其中原因，则在于东西之争都是属于北方黄河大曲地带的故事。随着三代的迁转，秦汉以后南方长江流域文明的复兴，尤其是东晋、中唐、南宋几个阶段文化的南移，长江流域的文化风格也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南北比较，成为区分中国文化类型的一大课题。

大体来说，北方风格刚健，南方风格柔婉。古老的神话故事透露了二者最初的差异。传说禹巡视治水成就的路上，遇见涂山氏之女，禹没有娶她就又巡视南方去了。涂山氏之女就让婢女在涂山南边等待禹的到来。涂山氏之女唱起了“候人兮猗”（等待君子啊），后代将这首歌视为最初的南音。有娀氏有两个未嫁的闺女，于是就建造了一个九层的高坛让她们居住。天帝命令燕子去探视她们，两个女孩十分喜欢燕子“咿呀”的叫声，就捉住了它，用玉筐将它盖住。一会儿打开看时，燕子往北飞走了，只留下两枚蛋。两个女孩就作了一首歌，结尾是“燕燕往飞”，传说这是最初的北音。“候人兮猗”四字中只有前两字有实在意义，“兮猗”是拉长声音的语气词，因此这四字唱起来就很柔婉;相比之下“燕燕往飞”显得刚健有力。

南北风格的差异全面表现在文学、经学、绘画、戏剧以及宗教等各个方面。以文学为例。先秦时期《诗经》与《楚辞》是二者的代表。《诗经》中描写打猎战斗的场景，读后令人翘然自喜，慨然有跃马贾勇之气;而《楚辞》诸篇，音涉哀思，托词寓物，以芳草美人代表高尚的品行，语言郁纡而感伤，读后愀然有登山临水、羁臣弃妇之思。由于南北朝时期中国的长期分裂，南北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南方文风文雅，贵清绮，重形式，文辞华美，以诗擅长，宜于咏歌;北方文风质朴，贵刚直，重内容，气质健劲，以文见长，便于实用。概括地说，就是北文理胜其辞，南文辞过其意。不仅文人的创作表现出这样的特色，民歌也有这样的不同。南方多委婉曲折的情诗，如“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子夜歌》）以织丝不成匹段隐喻情人不成匹配，显得深沉含蓄。北方民歌抒情的气势豪宕，境界开阔粗犷，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就是对待负心的男子，北朝女子也不像南方女孩那样缠绵徘侧，而是如“欲来不来早语我”这般果断。

中国画有南派和北派之说，南派飘逸、洒脱，表现文人的气质和胸怀;北派用笔繁复，造型严谨。南派注重秀美，追求韵味;北派以雄浑为主，以骨法见长。即使同样画山，南方的山玲珑峻峭，讲究笔墨情趣;北方的山绵延起伏、气势磅礴。南派风格讲究灵动、潇洒、轻妙，善山水花鸟，常抒发文人归隐的闲情，多为小幅;北派的画风则多凝重、厚实、古朴，长于人物刻画，常表现历史场景，多为巨幅。

学术思想上，南方学术环境宽松，大多喜欢形而上学的探究，有很高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哲学思辨水平;而北方的学者严格遵守师传，不敢有所超越，多以经验世界为世界观的基础，礼法和仪文极其繁褥，忽视了对现象背后本质的探讨。北方的学者对于宇宙，只考察现象变化的规则，而南方学者则进而阐明宇宙的内在规律。先秦时期的老子和孔子可以作为南北学术不同风格的代表，直到南北朝时期依旧保持着这样的态势。南北文化思想的分歧，决定古代学术思想“道”和“儒”的分别，这是中国文化发展演进史上值得重视的问题。

当然，南北之分只是在某一文化层面的相对之论，秦、汉、唐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南北交通与儒道互补更是文化学术发展的趋向，所以我们在关注地域文化与南北文化的差异时，还应该重视大一统帝国政治图式的帝京文化。

中国古代地理类著作在分类时，编排的次序有先后的不同。一般是宫殿类摆在最前，其次是总志，次都会郡县，次边防，次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把宫殿、都会类摆在前列，显然是大一统文化为历代学者重视的结果。古代大一统帝国的核心是皇帝为代表的集权政体，也就是宫殿所在的帝都，这样就构成了历史悠久而且为人钦羡的“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王维《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帝京文化。

古代都城制度最为严密，因为都城（或称国都、京师、京都）是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所以国家不允许地方的城市在规格上超过它。春秋时期，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心怀不轨，有意和郑伯宫廷对抗，封地城市的规模超过了都城。按当时的规定，国家最大的城市不能超过首都的三分之一，中等城市是五分之一，小城市是九分之一。大臣们认为不合礼制的城市必将给国家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请郑庄公务必小心防范。这说明国家对地方城市有严格的控制，以确保全国首善之区京师在规模上有压倒性的优势。

图1-2-9故宫

选择好的地址为都城，这是新建政权的首要问题。为此，有时还要不断更换京师。早在三代，传说夏朝先后建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安邑（今山西夏县）、帝丘（今河南濮阳）等地。商朝由于水患，迁都频繁，始建都亳（今山东曹南县），后相继迁于嚣（今河南荥阳东北）、相（今河南内黄南）、邢（今河南温县东）、庇（今山东郓城北）、奄（今山东曲阜）与殷（今河南安阳西）。根据考古发现，这些都城还类似大型聚落。有史料记载的都城建设始于西周，周文王定都于沣水西岸的丰（今陕西户县东），称丰京。周武王迁都东岸的镐（今陕西长安县西南），称镐京或宗周，与丰京合称丰镐。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之后，史称东周。洛邑有王城和外城之分，王城方一千七百二十丈，外城方七百里，颇具规模。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王国都城都非常富丽宏大，如鲁国的曲阜，齐国的临淄，晋国的新田，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安邑与楚国的鄂都等。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之后，帝都建设开始相对稳定，例如秦的咸阳、西汉的长安、东汉的洛阳、六朝的建康（南京）、唐的长安、北宋的东京（开封）、南宋的临安（杭州）、元代的大都与明清的北京，都成了各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心。

古代史书和一些都城志记载了大量文物制度和史事趣闻，而对以帝京为主体的大一统文化则描述很少，相比之下，历代文学作品对帝京文化的宣扬就显得十分珍贵了。我国第一部文学总集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选赋十五类，首列“京都”，第一篇是班固的《两都赋》，第二篇是张衡的《二京赋》，都是宣扬两汉首都长安与洛阳的帝京文化的典范之作。东汉第一任统治者刘秀是南阳士族豪强的代表，他从关东士族豪强的利益出发，建都洛阳。这引起了关中父老的不满，他们要求朝廷迁都长安，而极力贬低洛阳。班固持反对意见，为此创作了《两都赋》。其中《东都赋》颂扬了光武帝刘秀的功劳，又叙述汉明帝崇礼仪、明教化，修建洛邑，以及田猎、祭祀、朝会和宴饮等盛况，以此和代表关中父老观点的西都宾仗险阻、夸奢丽、恣游猎的描述形成鲜明的对比，从政治和地理形势等方面说明建都洛阳的正确性。张衡《二京赋》以京都为主体，对整个大汉帝国的政治、经济、天文、地理、宗教、历史、艺术、礼俗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描绘。描写长安三辅景况，不限于地理形态，而是表现出一种掩压前修、君临万邦的态势，是大一统文化的象征。赋中极力刻画东汉王朝的各种典礼，充分显现那种帝国雄强、文德武功、礼乐彬蔚、四方宾服的帝京文化风采。继班、张之后，历代都有京都赋的创作，如晋左思《三都（魏、蜀、吴）赋》，唐李庾《两都（长安、洛阳）赋》，宋周邦彦《汴都（开封）赋》，元黄文仲《大都（北京）赋》，明桑悦《两都（北京、南京）赋》，金幼牧《皇都大一统赋》、陈敬宗《北京赋》，清乾隆皇帝《盛京（沈阳）赋》等，无一不是表现统一帝国文化的雄张气象。这是不能依据地域文化或南北文化概念来加以分割的。

三、政区与文化

作为以内陆为主体的大国文化，因地制宜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政治文化构建的思想主旨，所以画野分州的行政区域的设置，集中体现了帝京文化对地域文化的统摄。

传说唐尧时期中国已经划分为十二州，但为后代普遍接受的是禹制九州之说，宋代诗人陆游临死时写下了一首绝命诗《示儿》，其中有一句是“但悲不见九州同”，清代诗人龚自珍写的《己亥杂诗》中有“九州生气恃风雷”一句，都是用禹制的九州来代指中国。这种因水土之宜“画野分州”的政区思想，以及由此而来的以政治化俗统民的理念，到周朝已经非常明豁。历史学家将我国古代行政区的沿革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先秦的州服制、秦汉的郡县制、魏晋至隋的州制、唐宋的道（路）制和元明清的行省制。如果从文化的演进看行政区域的划分，可断为两大阶段，即先秦时期天子与诸侯构成的松散联盟形式的“州服制”和秦汉以后中央集权政体下的“郡县制”，而以后所谓州制、道制、省制，仅仅是名称的变化，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先秦州服制的出现源于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度。商朝封国称方国，至西周分封制始有“畿服说”。畿服制是指以国都为中心，将全国疆土向四周划分若干部分，每个部分都承担各自服侍天子的义务。“畿”是指国都周围的广大地区，“服”就是“服事天子”。《尚书·禹贡》提出五服制。夏代的畿服制，是将夏的五千里疆域划分为五服。“五服”分别是甸、侯、绥、要、荒。甸服为治田赋;侯服为王室环卫;绥服又称宾服，本为前代王室封国，现为王室屏藩;要服为受约束的蛮夷;荒服为边陲的戎狄。要、荒两服都必须向王室纳贡。《周礼·夏官》提出九服制。“九服”分别是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蕃，每服以与王畿五百里的距离递增。很多学者认为“畿服”是战国以后地理视野开阔的反映，并不是先秦的行政区。但是周代有“王畿”与“封国”，把天子居住的区域与诸侯所居之处相关联，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意义。

本质意义上的政区建置，是秦汉大一统帝国实行的“郡县制”。虽然汉代以来仍然沿袭周代邦国分封的制度，但与郡县制相比，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而历时两千年的以“郡县制”为代表的帝国政区网络的建立，贯彻的正是“画野分州”以治万民的思想，充分显示了地齐政俗的文化理念。

画野分州的思想体现出对帝京文化的重视和以京都为核心的政体文化观念。如果考察先秦时期“中国”概念的形成，就可以看出这种由京师到中原再诸夏的推扩意义。“中国”一词所指范围，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扩展过程。这一称呼最早出现在周代文献中，是指京师（首都）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当《尚书》上出现“中国”时，仅仅是西周人们对自己所居关中、河洛地区的称呼;到东周时，周的附属地区也可以称为“中国”了，“中国”的含义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而随着各诸侯国疆域的膨胀，“中国”成了列国全境的称号，指华夏诸民族居住的地区。战国兼并，以至秦汉统一，中国整体文化格局才形成。大汉王朝声威煊赫，强烈的自信心鼓舞知识分子提出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春秋大一统政治理想。当然，通过行政管理在实际意义上达到六合同风，并没有淡化以帝王为中心的意识。汉代的知识分子更加确信以帝都为核心的华夏诸民族居于土地正中，日月照临之下，饱受天地正气。这又是由帝京中心文化推扩至华夏中心的文化观念。

画野分州还贯彻了一种重人治、重会通的礼德思想。古代划分行政管辖区，固然包括政教、军事、刑罚等方面，但因人治礼，德教为先仍然是主导的思想宗旨。秦汉以后，帝国强大，专制日益炽盛，统治者以重敛为富国，卒众为强兵，拓境为大业，远贡为盛德，所以更引起学者追慕上古画野分州重德治的传说，并以此为现实的指导。他们坚信道德就像春风一样可以吹绿大地，远播四方，边境的蛮夷之辈将会闻风而化。武力的威慑纵然得逞一时，而德化的羁縻政策会让四海之内均为自己的臣民，听命于己。这种德化思想从文化意义上掩盖了划分政区的专制意志，从而形成帝京文化与地域文化的认同，从因地制宜的地域文化观上升到整体文化的会通。仿佛百川虽然异趋，然必汇于大海，这样九州大地才没有洪水泛滥之患;万国虽然殊途，如果都能和华夏民族通好，那么天下太平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历代行政区划分总是很严密的，中国古代对土地管理的重视由此可窥一斑。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古人重视了陆地，却相对轻视了海洋。中国的地理形势是负陆背海，以大河大陆为主体，所以中国古人的地理观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与埃及等重视海洋的海上民族。中国古人并非没有海的意识，前面提到的《山海经》与邹衍的“大九州”观，都是那个时代人们对海洋的描述和想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四海”的观念没有国家所管辖的海域意义，而是指汉族以外偏远的少数民族居处的地方。在元明海上交通开启之前，古人对海洋的认识，除了客观记述外，主要表现在命运避风港与理想仙境两个方面。孔子慨叹如果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在大地上实现，他将驾一叶扁舟漂流海中;喜欢幻想、追求自由境界的李白对“烟涛微茫信难求”（《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海上神山满怀着虚渺的想象。这种重理想、轻实用的海洋观，直到明成祖时郑和下西洋宣扬大明王朝的声威之际才有所变化，海运的益处渐渐呈现在文人的笔下。但郑和下西洋不久，就遭到目光短浅、封闭固陋的朝臣反对，他们只是夸张地看到此举只会费钱粮千万、死军民上万，除了带回几件海外珍宝，对国家有什么样的好处却不是他们的眼界能揣摩到的。此后明清两朝的政策仍是海禁大于海运。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发现印度新航线，他们的努力开辟了一个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在二人之前六七十年就开始海上活动的郑和，他的壮举在他死后却随他埋进了坟墓;此后的封建社会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郑和。明清时代统治者保守落后的思想，中国文化久远的重陆轻海地理观的深沉积淀和影响，恐怕都是我们后人需要质问和反思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