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道法自然 道家自然观与人生观（第1页）

第三节道法自然:道家自然观与人生观

一、道家的学术文化

班固认为道家学术出于史官。后人进一步阐述，认为道家源于史官文化背景而基于隐者的社会实践。史官文化就道家的理论渊源而言，隐者的社会实践就其依存的社会基础而言。先秦道家的派别，有多种不同的记载，仅从史家记述与现存文献考察，主要有老、庄、列三家。比较而言，战国时期列御寇所撰的《列子》一书，疑点诸多，有学者考证出它为伪书。所以现代人讨论先秦道家学术，多着意于老、庄二家。

老子其人及其著作《道德经》，对后人而言，就像一团团巨大的雾障，遮蔽着人们的视线。老子姓甚名谁，其故里何在，其平生事迹有哪些，孔子是否曾问学于他，诸多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者。关于老子的生平事迹，《史记》中有记载，但因为《史记》对那些记载也不敢完全确认，再加上后来方术之士神化老子，更使老子的身世显得扑朔迷离，因而《老子》（即《道德经》）的著作权问题也受到人们的质疑。早在北魏时期崔浩就怀疑《老子》非老聃所著，这一疑问一直延续到现在。至于孔子是否问礼于老子，本无疑问，因近人梁启超在20世纪初疑古思潮盛行时将这一说法视为“神话”，引发了新的讨论。关于老子的身世，现在较为通行也较为权威的说法是，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出生于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其地在今河南鹿邑县东，毗邻安徽亳县。老子曾任周朝的藏室之史，生卒年不可考，大概略早于孔子，孔子确曾向他请教过礼，而且他的学术对孔子有所影响。大约在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稍后，老子因周王室内乱，离职去周。后老子西游，至函谷关，关令尹久闻老子大名，挽留老子为他著书，于是便有了五千言，为《老子》的蓝本。

《老子》一书的版本，后世流传甚多，以两种为主:一是河上公本（河本），民间流传本;一是王弼注本，为历代官方定本。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出土，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中期楚墓简本《老子》出土。新近出土的三种老子版本与传统的文本有较大差异，尤其是郭店简本出现了很多新内容。不过，从总体思想来看，这三个版本的《老子》仍属于传统的老学体系。所以，新出土的文献，并没有改变老学研究已有的体系，而只是对现有研究的补充与修正。故而阅读时可以参考。

从现存的《老子》文献看，老子的文化本体论是自然观，且由自然而推衍至人生、政治，阐明“道”、“德”之根本，就自然论而言，老子对自然性的“天”、“地”的生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系统，认为道先天地生，天地由道而生成，并在此基础上，由“道”推衍出系统而完整的宇宙结构思想。这就是《老子》四十二章中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生一”，指道生出其自身“一”。在老子的话语体系中，“一”即是“道”。“一生二”，是指道在不断运行中分离出阴、阳二气。“二生三”，指阴、阳二气产生之后，相互作用，二气和合，显示了道的一种孕育万物的饱满状态，道生万物触手可及。“三生万物”，阴阳二气交感所含能量释放，产生出万物。老子的“道生万物”的过程，也就是其宇宙生成论。这种系统而完整的宇宙生成系统，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形而上学宇宙本体论，它的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人对万物生成的一般看法。如果我们对老子所言的自然之“道”进行分析，又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归纳。

首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由物的存在推求宇宙本原。那么，“道”又是什么呢?在《老子》二十五章中有这样的描述:

有物混成，先天生地。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认为，大道混成，无迹可寻，而又是具体的存在。“道”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又融于时间和空间中。因为不受物态生灭变化的影响，所以“道”具有超越性;因为能够生长、覆育、畜养万物，所以“道”又内在于万物。“道”是一切存在的根源，也是一切存在的开始。“道”是自然界中最初的发动者，具有无穷的内潜力和创造力。“道”又是万物的最终归宿，而万物的归复，又意味着道的新的创造，又一轮循环的开始。“道”是唯一的永恒存在，其中潜藏着一切的可能。也正因为此，“道”是现实的宇宙本原。

其次，“有无相生”———以“无”为本、有无相生的对立统一认识。老子认为世间任何事物都有其对立面，同时又因其对立面的存在而有自身的存在。老子以人们最熟悉的“美”与“恶”，“善”与“不善”两对概念为例，“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二章）因为有了“美”的观念，所以就产生了“丑”的观念;因为有了“善”的观念，所以就有了“不善”的观念。如果没有所谓的“美”与“善”，也就无所谓“丑”与“不善”了。根据这一道理，老子提出，一切事物及其名称、概念与价值判断都是在相对关系中产生的。于是他又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之所以有“有”的判断，是因为有了“无”的存在;而之所以有“无”的判断，又是因为有了“有”的存在。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的也是相互依存的。同时，矛盾的双方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他举例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祸患中隐藏着幸福的种子，幸福中又暗含着祸患的根苗。这种思想在后代《淮南子》“塞翁失马”的故事中有生动的表现。

再次，“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由自然观而产生的政治理想。老子本是周王室的史官，他后来虽然过起了隐居生活，但内心深处并未与政治划清界限。他的哲学思考中仍然含有政治因素。老子的治国之道可以以“无为自然”概括，哲学基础同样是其自然之道，对此，老子这样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需要说明的见，“道法自然”的语法结构与上文“人法地”等不同。这里的“自然”，充当状语，不是名词。并非是比“道”更高的一个实体，而是指大道以自己本来的样子为法则，自然而然。老子“无为自然”的政治观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他的逻辑思维是:道既然是宇宙的本原，又是万物的根本法则，所以有关人道的一切问题，包括政治问题，也应该以道为根据。“道”生天下万物，却“生而弗宰”，任凭万物自生自长，不加任何有为的操作和干预。人应该效法大道，故而为政时不要强迫人民做违反人性之事，不要总是对人民发号施令，扰乱民心，要让人民顺其自然，自我生存，让人民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生活。老子将其“无为自然”之政寄托于“圣人”或“侯王”身上:“道常无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希望统治者如大道一样，行“无为”之政。所谓“无为”，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不为”或“无所作为”，而是指不要胡作非为，不要违背物之自然、事之自然、道之自然。如此，“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的“无为”思想，包含着下面三层意思:（一）清净。这既是主体精神应有的一种心态，也是客观事物本来的一种势态。只有为政者清净，才能做到无为;只有为政者清净，才能表现出无为。这主要针对为政者好大喜功而言。他说:“燥胜寒，静胜热，清净为天下正”。（二）无欲。无欲是无为的条件和表现。他理想中的圣人向往别人所不追求的东西，不看中世人所贪求难得的好东西。告诫为政者怀朴素之心，弃私欲贪心。（三）无事。这也是无为的具体表现，要求为政者不要滋事。老子对治国之政，曾提出一句有名的格言:“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意思是烹小鱼时，不能老是翻来翻去，不然鱼就不成样子;治理国家也是这样，不能总是生事，否则国家就不成样子了。

与老子相比，庄子的生平比较清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附传:“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生活年代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约于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3年左右在世，比孟子稍晚。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后来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一生贫困，曾以编草鞋为生，有时还要靠贷粟度日。楚威王听说他是贤才，曾派人以重金请他入朝做国相，但遭到他的拒绝。庄子主要接受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同时吸收了杨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氾论训》），田骈“贵齐”、“因性任真”的思想。与先秦其他著作一样，《庄子》一书，并非庄子一人所著，而是由庄子及庄子后学共同创作完成。关于《庄子》的流传及卷篇，有多种说法。流传至今的为郭象注三十三篇。唐代尊奉道教，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庄子》一书又称为《南华真经》。关于其真伪，一般认为《庄子》内篇七篇为庄子本人所著，《庄子》外篇及杂篇多为庄子后学所作。苏轼认为《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为伪作。但也有很多学者不同意苏轼的看法。研究庄子学术思想，当以内七篇为重点。

庄子不但坚持了老子哲学中“道”的哲学范畴，而且从多方面进行了诠释。庄子认为“道”自本自根，就是说“道”的存在是第一性的，它不依赖于其他任何存在，“自古以固存”，天地万物都由“道”派生。同“本根”相联系，庄子还论述了大道的有关其他规定:第一，“道”具有普遍性与无限性，即无物不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超越了任何实物与时空的限制。庄子论述“道”的存在时说:“道”在蝼蚁、在稗、在瓦甓、在屎溺（《庄子·知北游》）。第二，主宰性与规律性，即大道支配万物，同时使万物有固然之理，连鬼神也要受大道的支配。第三，形而上的超越性，即“道”没有具体的实物形态与时空形式，不能为一般感官和理智所认识，只有通过精神修养来体悟，庄子如此全面地论述了“道”的性质和规定，把老子所创立的道论在先秦时代推向高峰。

图4-3-1《庄子》书影

庄子推进老子道论的同时，又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气论。“气”在庄子思想中是形上之道与形下之物的沟通和过渡。庄子认为“气”的不息运动，造就万物的生灭变化，他以人的生死为例，生命产生之前，是无生命的东西，是无形、无气的东西。由于大道变化之间而出现了“气”，由“气”才产生有形的身体，由有形的身体产生生命，生命的变化又会走向死亡。生死的变化就像春夏秋冬四时的运动。人的生死，说到底，就是气聚而生，气散而死。万物亦然。这种“通天下一气”的哲学思想，无疑影响到了庄子的生死观。

尽管就文化哲学的基本情况看，庄学承老学而来，与老学相近。不过，与老学相比，庄学更重人生与心灵的陶冶，并使之超升，导向自由的精神。从《庄子》内七篇的主要内涵看，可将其析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包括《逍遥游》《齐物论》和《养生主》三篇。这三篇同时也是整个《庄子》的立论核心。这一层面，庄子着重表现的是其对主体精神生命的阐扬。《逍遥游》以“游”为中心，通过对各种自由形象的描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广阔无边的心灵世界和辽阔无比的精神空间，凸显超越现实而应化自然的价值观。该文开篇即设寓言: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庄子笔下，在浩瀚的宇宙中，一只硕大无比的鲲鹏，展翅翱翔，喻示着人的阔大的精神生活领域和心灵空间，是自由心灵的象征。也是贯穿庄学的主体精神。《齐物论》从理论上阐明破除自我中心主义，视万物平等，才能达到真正的主体精神的自由。《养生主》则要求将万物普遍性的自由落实于人生的实际操作与人生的修养中。该篇中设“庖丁解牛”的故事，阐发养生之纲———“缘督以为经”，破除传统习俗，摆脱“善”“恶”观念的束缚，从道德价值规范中跳出，顺其自然。视“养神”为“养生”之本，在庄子看来，人尽管形体会消失，但精神生命却会永存，这就是庄子著名的“火（喻永恒的精神）传薪（喻人的形体）尽”的言论。这一表述，表现出庄子对主体生命价值的探寻。

第二层面包括《人间世》和《德充符》两篇。表现的是现实社会的险恶，以及由此而生发的隔离智慧。即由现实的悲剧意识转化为理想的自由意志。《人间世》描述人际关系纷争纠结，像一张硕大无比的罗网，人们生活在其中，鲜有能避免的。庄子假借孔子和颜回师生两人的对话，揭示了知识分子生存之困难，统治者一意孤行，视民如草芥，而贤能的臣子只要一有爱民的表现，就会遭到忌妒和陷害。面对如此艰难的生计，庄子提出“无用之用”，在“商丘树”的寓言中，庄子表达了这一观点。商丘之大树，其枝干弯曲旋散，不能做栋梁棺椁;舐它的叶子，嘴巴就会溃烂受伤;嗅了它，就会使人狂醉不醒。正因为其无用，才能避免遭斧斤之灾而得以终其天年。同一篇中，庄子还从理论上提出“养中”、“心斋”之法，以摆脱祸害。《德充符》一篇，旨在说明道德充实之人不仅避免了《人间世》中人生的困境，而且实现了生命内在价值的提升。

第三层面包括《大宗师》和《应帝王》两篇，可以说是庄子倡导的自然主义的实践，即从自然观的天人合一，人生观的死生如一到政治论的无为而治。《大宗师》描述宗大“道”为师的真人人生境界。真人体现“道”的无限性、整体性和自由性。庄子形象化地通过对得“道”真人的刻画，表达人对宇宙的亲和感、融合感;由“天与人不相胜”而导出“天人一体”的观念。真人在大化流行中求生命的安顿，认为生来死归为自然变化的必然现象，从而导出“安化”的人生态度。如果说《大宗师》是庄子的“内圣”之学，那么《应帝王》便是其“外王”之道。《应帝王》集中表现了庄子批判儒家形态的德治和人治，进而提出无治主义的观念，主张为政之道，毋庸干涉，当顺人性之自然，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本篇的结尾，讲述了混沌的故事，耐人寻味———南海之帝和北海之帝为了报答中央之帝混沌的善待，为其凿七窍，七窍成，而混沌死。南海之帝与北海之帝用心甚好，然而，其结果却以混沌之死而告终，这就喻示着哪怕统治者出于善心，有意为政，对人民来说也是灾难。

二、老子的人生哲学

宋代诗人王禹偁在其诗《日长简仲威》中写道:“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所谓“道根源”，就是指《老子》一书中对“道”的本根的探寻。老子身处衰周之世，解“道”说“德”，不仅表现出其对神秘宇宙探索的兴趣，也不仅仅表现出被扭曲的政治情结，而且还蕴藏着体现自我与拯救世道的人生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老子的“道论”就是“人论”，是人学的形而上学的呈现。全面检讨老子的人生态度，其中蕴含着一个从虚静之理想到愤世之批判，再返归于真朴境界的演进过程。

（一）“归根曰静”:老子人生观的基调，表现出对生命价值的肯定。

《老子》十四章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营，魂也。老子认为，魂与魄结合，便有了人的身体和生命，魂与魄的相离，便是人的生命的终结。所以老子十分重视魂与魄的“抱一”、“无离”，显示出对生命的珍视。世俗之人养生，注重享受，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老子对此不以为然，称这种养生之法为“益生”、“厚生”。“益生”指纵欲贪生。“厚生”指奉养过度。这两种养生之法，皆不可取。老子以为，人的生命是一个自然体，对待生命也应该效法大道任其自然，不可妄加增益，否则，不但不能增寿，反而损害生命。《吕氏春秋·本性》篇中以“肥肉厚酒”为“烂肠之食”，以“靡曼皓齿”为“伐性之斧”，是对老子这一思想极妙的发挥，也可为老子这一思想做注解。通过对世俗之人错误的养生之法“益生”、“厚生”的反思，老子提出了以恬淡寡欲、清净质朴，一任自然为主旨的养生之道:“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老子》十六章）让心境保持原本空明的状态，不受外物的扰动，让生命回归其本源。如此，才能长生久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