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耕织文明 中国文化的经济基础（第1页）

第三节耕织文明:中国文化的经济基础

一、中国古代二元经济区的矛盾

根据考古发现，仰韶、龙山等文化遗址已有农产品和村落的出现。一场被称为“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发生，标志着先民由渔猎向农耕的过渡，中华农耕文明也由此肇端。历史典籍中记载了大量统治阶级提倡农稼的言论，自古以来，农耕经济是中国文化所依托的社会基础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中是无法动摇的。

即使如此，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华大地上已经普遍形成了以原始种植业为主，家禽饲养和渔猎采集为辅的综合经济，但同时有些地区也出现了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方式。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和长江流域的一些地区经历了耕作区日益扩大的过程，游牧业却被迫向北部、西北部边缘地区和山区发展。此后，也许是作为报复，游牧经济区不断骚扰着中华大地上的农耕经济区。于是一幕幕战争悲剧和一个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就接踵而至了。闻名世界的雄伟的万里长城，它的被称颂、被诅咒，其中蕴含了太多太多的文化意味。

图1-3-1长城

相传秦始皇为修筑长城，在全国范围内强行征夫，除妇女儿童外，所有男丁都要应征去修筑长城。一批批人去而无返，累死在长城之下。一对新婚的年轻夫妇，男的叫范喜良，女的叫孟姜女，他们做梦也未想到，新婚大喜之日，新郎范喜良就收到了应征的文书，孟姜女含泪送别夫君。不料，没过多少日子，范喜良就因饥寒交迫劳累过度而死。在家盼望丈夫归来的孟姜女，因思夫心切竟历尽艰辛不远万里来到长城脚下寻夫。当孟姜女得知丈夫的死讯，她悲痛欲绝，就趴在长城边放声痛哭，一连哭了七天七夜，只见城墙轰然倒塌。这就是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在孟姜女故事形成前已有《长城谣》和《饮马行》。《长城谣》今存四句:“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撑拄。”为了避免长大后葬身长城之下，人们宁愿养女孩而不愿生男孩。《饮马行》写道:“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诗写征夫至长城下让马饮水，他的妻子思念他在外劳苦，于是就写下了这首诗。这些故事和歌谣，表面上是对秦王不施仁义的控诉，但它反映的征戍、徭役之苦，都归结于秦朝修筑长城这一焦点，揭示的正是中国古代农耕与游牧两大经济区域现象，以及作为主体经济的农耕区拒胡自保的文化问题。

图1-3-2北方游牧民族

长城并非到了秦朝才出现，其实春秋战国年间就开始修建。那时筑城有互防与拒胡两个作用。互防是指各诸侯国之间互相防御的长城，当年的齐、燕、赵、魏就有互防之城。齐宣王为了防备楚国，利用崇山峻岭之势建筑了一条东至大海，西到济州的千里长城。拒胡是防御游牧民族而修筑的军事工程，当年的燕、赵、秦为了阻止游牧民族铁骑的南下，不得已而修筑长城。秦统一以后直到清代，历代修筑长城都是为了拒胡。秦始皇在发起北逐匈奴战争的同时，命大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人，占据有利的地势修建起万里长城。秦长城是在燕长城、赵长城、秦长城的基础上修复、连贯而成的。西起今甘肃岷县，中经黄河河套以北阴山山脉，东止于朝鲜平壤北部清川江入海处。全长七千余公里，即一万五千华里。汉代时匈奴背叛不臣，屡次侵犯边疆。统治者考虑到长期的兵备会劳民伤财，而不防备又侵盗不止，于是修筑长城，使之成为汉、匈的边界线。长城作为保护农耕经济区人民安居乐业的人工屏障，功不可没，所以孙中山先生感叹长城对后世的功劳与大禹治水的功绩不相上下。

但是，民间为什么又流传着千年未绝的哭倒长城的歌声呢?这个答案应该在两大经济区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由此导致的不同的文化观念中去寻找。被历史学家称为“住国”的农耕区人民，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战争形式格格不入，他们最切实的生存与美好的理想就是那种“小园几许，收尽春光”（秦观《行香子》）的耕织之乐和睦邻之亲，以及由此升华的以德治理天下的境界。与此相反，被称为“行国”的游牧民族，他们吃肉饮酪穿皮衣，没有固定的城郭和田园，仿佛飞鸟走兽活动在旷野中。遇到水足草茂的地方他们就停留下来，水竭草尽就赶着牲口继续寻找，这样难免会扰乱农耕民族的边境。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战争形式完全一致，由于以射猎禽兽为生，形势有利，他们就前进;形势不利，他们也不因为逃跑而感到羞愧。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使他们不像农耕区注重社会秩序而讲究礼义。于是，以长江黄河流域为主体的农耕区和以北方广漠为主的游牧区在生存方式和文化形态上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二者之间的对立，在具体的军事行为方面，长城自然被推到战争的前沿阵地;在宏观的政治方面，有征伐与“和亲”两种策略的交互实施;而在文化方面，也形成了长期对峙中的绌补。

图1-3-3舞俑墓壁画———《狩猎图》

在汉族政权与北方匈奴、鲜卑、乌桓、柔然、回纥、契丹、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交往间，出现了一些有趣的文化现象。首先，中国历史上只有以“夏”变“夷”，而无以“夷”变“夏”的担忧。这种现象在汉族政权稳定时期的“王天下”思想中自不待言，就是在政权衰落期，汉统治者也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同样，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时，无不走汉化的道路，发扬礼仪之邦的文化传统。鲜卑拓跋部从最初聚居地嘎仙洞迁徙到平城历时四百多年，行程四千余里，步步南迁，努力汉化，从一个部族发展壮大为在魏晋诸民族中独领政治**的民族，而且它越是接近中原地区，向汉文化靠拢的势头就越猛。他们建立的北魏政权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诸方面与汉族趋于一致，并最终在民族意识上与汉族达到认同。蒙古族与满族的汉化也是如此，夷夏观念在外族入主的过程中受到冲击，有所改变，学者开始以文化的而不是民族的意义来诠释“中华”，凡是接受先王之教的，就属于中国;凡是穿戴讲究威仪，习俗讲究孝悌，居身讲究礼仪的，都可以用“中华”视之，不论它曾经拥有过多么落后的风俗。以夏变夷已经摒弃了民族的身份，专注点在文化的性质上。

图1-3-4王昭君像

两大经济区域文化对峙与绌补的过程，是以互补与融会为主线的。从汉族中心文化来看，已经形成了一个由来已久的自足体系，但在与游牧民族的交往中，又吸收或接纳了他们尚武善战、生活流动所形成的文化特性，为汉文化的不断更化提供了新的气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盛唐之所以强盛，就是因为它在南北朝胡汉民族冲突与融合的基础上，以无所畏惧的胸怀，不设“胡”、“汉”界限，积极吸收胡文化，给华夏民族输入了新鲜的文化血液，重振了民族精神。实际上，唐宗室本身就是胡汉混杂的血统，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的母亲都是鲜卑人。在唐代，可以说汉人（汉民族）胡化得相当厉害。胡人的风尚，胡人的艺术、饮食、服装和日常生活方式，对汉族影响很大。相对而言，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礼仪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和亲是中原汉族文化传播到边疆少数民族之中的一条影响深远的渠道。汉文帝与匈奴和亲时，送亲使者中行说滞留匈奴，教匈奴人学习计算方法和军事知识。汉元帝时“昭君和亲”的故事更为胡、汉民族共同的话语而津津乐道。文成公主入藏后，吐蕃王松赞干布遣酋豪子弟，入国子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为他掌管朝廷重要公文的写作。金城公主入藏之前，吐蕃王就先派人到唐学汉语;金城公主入藏后，又派人向唐索求一些文化典籍。其他如农业、水利、医疗卫生、植桑养蚕、纺纱织绢、天文历法等方面知识，也都通过和亲进入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的互补与融合仿佛河流的干和支，江河干流离开众多的支流就会干涸，支流失去干流就无所归依。干流和支流共同成就了江河恢弘的气度，为其提供了奔腾入海的巨大动力。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融合，造就了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

图1-3-5文成公主像

当然，在两种文化的对峙中，农耕文化始终处在制胜的地位。这种文化的制胜并不是文化的侵略，而是通过交互与渗融达到的。游牧民族的统治者大都像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一样，在入主中原后，雅好读书，手不释卷，四书五经看了就能知道大意，他们对汉文化心悦诚服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也正是如此，“塞北江南”成为北方大漠变游牧为农耕的美称，这同样兼含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内涵。

可见，中国古代虽然两大经济区并存，但农耕经济始终居于主导的地位，以此为根基，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以“农”为本、文化以“德”为本的鲜明特色。

二、农本思想

民以食为天，“食”与“货”是中国古代政府为政的两项主要内容。所谓“食”是指农殖嘉谷等物，所谓“货”是指可衣的布帛以及市场流通中充当货币的金、刀、龟、贝。古人将二者视为生民之本。由于长江黄河流域以湿润、季节性气候为主，所以我国古代很早就出现农耕经济。根据考古发现，在六七千年前的彩陶文化时期，我国就越过狩猎时期的采集经济，进入以种植业为基本方式的农耕经济时代。这样，也就形成了因农立国、以农为本的文化观念。中国古代并非没有农业以外的经济形式，但是，在那个眼中只有农业的年代，工商业曾经因被赋予“游业”的身份而遭到抑制。学者也告诫统治阶级，为政之大体，要处理好以农为本和以工商为末的“本末”关系。最好的治国策略无疑是抑末而务本，最坏的治国策略莫过于离本而饰末。治理国家，就是要使人民富裕;而要使人民富裕，就要做到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和以农为本紧密关联的是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划地而安民，量田而定赋，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制定政策，使他们安居乐业，这是统治者必须考虑的。尽管在具体落实时不一定和上层知识分子憧憬得那么合辙，然而民为邦本确实被推为古代政治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念。

图1-3-6汉代农耕图壁画

当然，中国古代以农为本的文化观念并不是一种抽象空洞的理念，而是最具体的生存行为和统治行为的理论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