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新生代诗歌（第1页）

第四节“新生代诗歌”

“新生代诗歌”又称“后朦胧诗”、“第三代诗”或“实验诗”，是继“朦胧诗”后出现的又一股新的诗歌潮流。其主要代表诗人有韩东、于坚、翟永明、徐敬亚、默默、多多、万夏、杨黎、李亚伟、马松、杨克等。他们的诗歌理论新异而驳杂，流派、团体不断涌现。为了超越“朦胧诗”的诗歌范式，他们极力推崇反崇高、反优雅、反文化和反语言等诗歌理论，主张诗以平民化的视角、粗鄙的意象、客观冷静的抒情姿态、口语化和粗俗化的语言以及愤世嫉俗的反讽修辞，呈现庸常生活中人内心的孤独感、焦灼感、荒诞感与失落感。

1982年之后，虽说“朦胧诗”的论争仍在继续，但“朦胧诗”的创作潮流已渐趋衰退，而且当时许多“朦胧诗”诗作仅仅是对北岛和顾城诗歌的简单模仿和复制，不但诗歌里充斥着伪饰的情感，而且形式上也缺少持续革新的努力。另外，“朦胧诗”一方面出现了被过早“经典化”的迹象；另一方面也遭遇了自我突破的困境，这些现象引起了一批60年代出生的青年诗人的不满和担忧，于是他们对诗歌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叛”和“超越”行动。

1982年一些诗人提出“打倒北岛”口号后，他们开始有意颠覆“朦胧诗”所形成的诗歌书写模式，创作一种有别于“朦胧诗”的“新的诗歌”，这些诗歌在诗学理念和艺术形态上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84年以后，“新生代诗歌”创作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具体表现在当时出现了大量带有实验性的诗歌社团和各种自办（自印）的诗刊、诗报和诗集，同时还出现了许多由诗人的“结社”写作方式而形成的社团和诗群体，这些社团（诗群）主要有南京的“他们文学社”，上海的“海上诗群”，四川的“新传统主义”、“非非主义”和“莽汉主义”等。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并介绍了60余家“诗派”，这些“诗派”由100多位“后崛起”诗人组成。如此众多的“诗派”和“社团”，有效地推动了“新生代”诗歌的崛起。

“他们文学社”因《他们》期刊而得名，主要成员有韩东、于坚、翟永明和吕德安等人。虽说《他们》中作者审美趣味不尽相同，但他们的诗歌有共同的诗学主张，即回到诗歌本身、追求个体的生命体验，重视诗歌中日常生活的还原和日常口语的运用。韩东甚至提出了引起争议的“诗到语言为止”的诗歌观念。

“海上诗群”于1984年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默默、刘漫流、陈东东、王寅和陆忆敏等人。他们的诗力图呈现个体生命与都市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揭示现代大都市背后人的生存孤独感、荒诞感和“无根”的漂泊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焦虑，同时他们的诗歌充满“怀旧”气息。

“莽汉主义”是四川的万夏、胡冬和李亚伟等人组成的诗歌群，他们以绝对“通俗易懂”和随意性的口语，以一种嘲讽的、**不羁的口吻和“反文化”的姿态，摧毁和消解“优美”与“崇高”的美学意义，他们的诗作表现出明显的“解构”性。

“新生代诗歌”具有较为鲜明的美学特质。首先，消解“文化”、消解“崇高”和解构传统。实际上，“朦胧诗”崛起之后，诗与现实政治和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依然受到重视和强调，许多“非诗”的元素仍制约着诗歌的发展。“新生代”诗人认为，人类生存在各种文化网络中，人已被诸多文化形式所围困和异化，人和世界也失去了原有的“本真”状态。于是，他们提出了诗歌的“归真返璞”（“他们文学社”）和“前文化还原”（“非非主义”）等诗学主张，努力颠覆诗歌向文化层面提升的传统。

以杨炼的《大雁塔》和韩东的《有关大雁塔》的比较为例。杨炼的长诗《大雁塔》书写了象征着民族苦难的“大雁塔”的历史：“我被固定在这里山峰似的一动不动墓碑似的一动不动记录下民族的痛苦和生命”，“我的身躯、铭刻着千百年的苦难、不屈和尊严”，“与民族的灾难一起与贫穷麻木一起固定在这里陷入沉思”。在诗中，“大雁塔”不仅是人格化了的意象，而且也熔铸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它成为一种民族命运的隐喻符号以及中国文化的原型意象。诗人将个体的人生际遇或世事的评说，借助记忆与想象挪移到被吟咏对象——大雁塔的文化积淀之中，来抒发创作主体的苦难意识、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确认自我存在价值，高扬曾经被践踏的人性和被批判的人道主义精神，提升诗歌的文化底蕴、思想厚度和情感张力。

而“新生代”诗人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则有意解构“大雁塔”意象的文化意蕴：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

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

为了爬上去

做一次英雄

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

或者更多

那些不得意的人们

那些发福的人们

统统爬上去

做一做英雄

然后下来

走进这条大街

转眼不见了

也有有种的往下跳

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

那就真的成了英雄

当代英雄

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什么

我们爬上去

看看四周的风景

然后再下来

在这首诗里，“大雁塔”被赋予的文化象征意义遭到解构，它不仅丧失了文化和历史的隐喻功能，也失去了意象所蕴含的丰富想象和深刻内涵，它成为与历史与文化毫无关联的景观，一个仅为我们提供实现所谓“英雄”梦想的平台。韩东一方面以口语化的方式拆解了大雁塔的历史与文化，破除了人们对英雄的讴歌与崇拜，切断了知识精英对大雁塔持久的文化记忆，消解了“大雁塔”意象既有的文化底蕴；另一方面则以极其冷静的姿态呈现一种平淡而又乏味的存在，零度的情感**裸地揭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真实情状。

由前述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新生代”诗人努力坚守一种“非文化”意识，他们让诗歌超越文化的种种樊篱，并向诗的本体回归，以消解一切的方式让诗歌在卸下外在的文化负载的同时，借助语言形式最大限度地呈现事物的“本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