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各类创作的成就及其特点（第1页）

第三节各类创作的成就及其特点

一、小说

（一）在“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小说无疑是各种体裁中最为发达的。

“十七年”时期的小说，总体来说是一种革命历史和现实的史诗性叙述，共和国政治的历史认同和合法性诉求，通过小说这种时间性叙述得以很好地展现。革命现实主义在小说创作上表现得非常突出，培养革命和革命家的“典型环境”，蕴含了历史的必然性；小说一般都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革命英雄人物的成长历程，并最终将这种成长导引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度。

这一时期小说从表现内容看，主要有两种类型。

“革命历史小说”。它主要采取回溯叙述的方式，在想象中演绎中国红色革命的历史，以回答红色革命政权的历史“由来”与合理性问题，此类作品数量众多。主要作家有梁斌、曲波、姚雪垠、欧阳山、吴强、杨沫、峻青、杨益言等。《青春之歌》（杨沫）和《三家巷》（欧阳山）等主要讲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工人知识分子的曲折的成长历程；《红旗谱》（梁斌）则形象化地展示了农民朱老忠从复仇农民成长为革命者的蜕变；《黎明的河边》（峻青）、《林海雪原》（曲波）、《红日》（吴强）和《保卫延安》（杜鹏程）等则以真实的国共战争历史为背景描绘了正面战场或剿匪的战斗图景；《红岩》（罗广斌、杨益言）、《野火春风斗古城》（刘知侠）则以革命者地下斗争的惊险故事，张扬理想情怀；而《苦菜花》《报春花》《迎春花》（冯德英）、《新儿女英雄传》（袁静、孔厥）、《敌后武工队》（冯志）、《铁道游击队》（刘知侠）和《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等则大都讲述共产党游击队的抗日反奸的故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玛拉沁夫的《在茫茫的草原上》（上部，后改名为《茫茫的草原》）、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陆地的《美丽的南方》、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李根全的《老虎崖》等作品，有意识地表现少数民族如蒙古族、彝族、壮族、朝鲜族等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坎坷历程，成为这一时期“革命历史叙事”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由于这些小说叙事对象的民族文化和历史的特殊性，在革命斗争的主线中融进了民族的、宗教的和风俗的等等因素，更显出丰富与多彩。这些小说主要叙述中国红色革命的历史，塑造革命的英雄人物，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崇高的人物形象塑造是其主要特征。其中，《青春之歌》因为涉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长，曾引起很大的争议。《在茫茫的草原上》也引发了关于如何正确地认识与描写民族之间尤其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话题。

“农村小说”。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是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为故事演绎的背景，表现中国农民在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还是走小农经济的老路之间的选择。主要的作家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浩然的《艳阳天》（第一部）等。这些小说的着力点在于叙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但多数形象比较平面化，其中李双双、梁生宝等较有特色。这些小说同时也塑造了众多的“中间人物”形象，这些形象虽然在政治上被定为“落后人物”，但由于这些人物的性格内涵丰富，行为语言等带有夸张性的幽默感，其形象呈现出的生动性更为读者所欢迎。及至60年代，政治生活中的阶级斗争意识日益膨胀，文学叙事中的“两条道路”斗争逐渐演变为“两个阶级”的斗争，而作品中的三类人（即好人、坏人、不好不坏的人）则逐步演变为两类人（“我们”和阶级敌人）。这种变化在浩然的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50—60年代的农村题材的小说，虽然大都以两条道路或两个阶级的斗争为题材，但由于都以乡土为背景，涉及地方的风俗民情和传统的人格构成，因此，都具有政治乡土小说的特点。无论是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还是浩然的《艳阳天》，除政治表现之外，在乡土人物和风俗民情的表现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在革命历史小说和农村题材小说之外，“干预生活类”的创作也值得注意。此类作品通过描写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呈现出对生活进行干预的功能指向，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可谓代表。此外，还有极少数小说作品涉及爱情、民俗方面，但这些内容的描写在当时是受到抑制的。

（二）70年代末小说发展进入新时期，50—60年代盛行的僵化的革命现实主义受到冲击，众多小说作品将新时期政治的“改革开放”作为总主题，一方面回溯性地叙述“过去”受伤害的遭遇、反思“文革”以及一系列“极左”行为发生的原因；另一方面则面向“现实”和“未来”，叙述政治改革中的惊喜。作为一种政治叙事，新时期小说延续了革命现实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虽然表现手法单调，不乏道德理想主义的简单化判断，但作品内容的人生范围却大为扩展，人物形象的人性色彩得到强化。

80年代文学时期，出现了众多的小说类型或小说现象。早期有“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知青小说”、“意识流小说”等；中后期则相继出现“现代派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等。有的经过发展变化，形成了重要的小说类型，而有些则在时过境迁之后逐步淡出文学历史。上述小说类型中，“知青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等对后来的小说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80年代文学初期的小说主流是“伤痕反思小说”，主要的作家作品有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芙蓉镇》、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谌容的《人到中年》、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王蒙的《蝴蝶》、宗璞的《我是谁》、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以及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等。这些小说从不同的方面突破了文学表现内容的禁锢。比如《班主任》通过描写青年学生的受害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人到中年》则通过中年女知识分子陆文婷的遭遇，提出了“知识分子不公正待遇”的问题；张贤亮和从维熙的小说大都以监狱中的政治犯为题材，表现人性的苦难，被称为“大墙小说”；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则表现了农民在那个特殊年代里遭受无情剥夺的遭遇；《剪辑错了的故事》通过两个时代人民对待八路军和革命干部的不同态度，反思了“文革”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长篇小说《芙蓉镇》则通过一个美丽的女人胡玉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遭遇，将反思的触角跨越“文革”，一直延伸到解放初期。

“伤痕反思小说”作为“政治化”的小说，它们呼应着新时期政治的变革，对于“文革”政治有反思后的否定，也有儒家式的对于苦难的感恩；同时由于它们多以受难者为叙述对象，因而洋溢着人道主义的**。在格调上，此类作品多有情绪宣泄、申辩性和概念化的倾向。

“改革小说”是80年代初期小说的另一种类型。其主要的作家作品有张锲的《改革者》、柯云路的《夜与昼》、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陆文夫的《小贩世家》《美食家》、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等。蒋子龙是改革小说创作上倾心用力的代表，他的《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锅碗瓢盆交响曲》《赤橙黄绿青蓝紫》等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反响。改革小说主要呼应着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政治变革，塑造了一大批“改革者”形象。在表现内容上具有泛政治化的倾向，所塑造的人物大多具有封建时代的清官或独裁色彩，而且拘泥于当时时代的政治理想，缺乏超越性的思考和艺术表现力。单纯而强烈的政治性，热情似火但缺少意蕴的语言，简单的改革与保守相对立的冲突设置，叙述和描写的粗糙，艺术审美的孱弱，都使得其艺术生命所行不远。

在80年代初期的小说中，“知青小说”是一个独特的类型。主要的作家作品有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张承志的《黑骏马》、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孔捷生的《大林莽》以及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其中路遥和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影响最大。延及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的还有李锐的《黑白》、张抗抗的《隐形伴侣》、老鬼的《血色黄昏》和梁晓声的《雪城》《年轮》等。知青小说书写了一代“下乡知青”的生活遭遇与青春记忆，从一个侧面再现了那个时代单纯的社会梦想、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以及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人民情怀；同时也有着伤感的人生经历，理想主义的自我完善追求。“知青小说”普遍带有以自传性“我”为叙述中心的抒情小说的情调。

80年代中期，伴随着时代思潮变化和文学意识的逐步自觉，小说作家开始有意疏离平面化的政治叙述，或将触角伸向传统的民间文化“寻根”，或走向形式和思想皆为叛逆的现代主义先锋实验，或者走向原生态的生活之中。

“寻根小说”代表性作家作品有阿城的《棋王》、韩少功的《爸爸爸》、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的岁月》、莫言的《红高粱》、贾平凹的《野山》、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王安忆的《小鲍庄》等，此外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林斤澜的《矮凳桥传奇》、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邓友梅的《烟壶》等描写市井风情的作品，亦可归入。这些小说的内容涉及传统文化或民间文化的多个层面。作家在“文化寻根”的审美描写中，展示了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或以启蒙精神观照，表现其愚昧；或将其作为文化精神之源泉，表现其精湛和深厚；也有在表现其现代化背景下的落寞和消亡的悲哀。但总体上以认同和接受为主导倾向。寻根小说怀古恋古泥古，有原始主义倾向，同时不无赏玩倾向和民粹倾向，甚至有意凸显地方主义文化趣味。但在叙事艺术探求方面付出不少努力，比如扎西达娃、莫言的小说在乡土叙述中融入了“魔幻”的色彩；汪曾祺的小说，则喜欢用简洁、含蓄的方式呈现生活或人生的诗化境界。文化寻根小说，将小说的表现从政治领域向传统文化的深处拓展，摆脱了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使当代小说变得厚实而有韵味。

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先锋小说”则醉心于形式的实验，有意追求现代主义的审美表现。“先锋小说”与前期的王蒙的“意识流小说”、“现代派小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主要作家作品包括余华的《世事如烟》《现实一种》、格非的《褐色鸟群》、马原的《冈底斯的**》、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等。这些小说深受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等拉美作家的小说的影响，游魂式梦幻的叙述、时间和空间的跳跃、记忆碎片的组合、精神分析式的灵魂剖析、多重叙述视角的叠合、诉诸直觉的语流、能指的飘移不定、语言和结构形式的游戏等是其特点。先锋小说以破坏性的形式和暴力性的表现内容，运用暗示、影射和象征等手法，传达对于稳定的历史和现实的谴责和消解；在形式和思想的叛乱中沉醉狂欢，宣泄快感。先锋小说广泛地运用陌生化的手法，从而将接受美学的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

“通俗小说”在80年代后期走向繁荣。其作家作品大多来自港台，也多是六七十年代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中国大陆属于延时性走红。大致有三大类：武侠小说，主要有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等人的创作。其中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鹿鼎记》等都很流行。爱情小说，则主要有以琼瑶为代表，她的作品有《窗外》《几度夕阳红》等。此外，还有香港女作家梁凤仪等的财经系列小说如《豪门惊梦》《九重恩怨》等。这些小说大多具有情节程式化、人物类型化的特点。其流行模式符合典型的商业化流程法则。在所有这些通俗小说中，金庸的评价最高，影响也最大。而中国大陆也有些作家发表了一些仿作，但均未能超越金庸。

（三）90年代的小说，总体上延续了80年代中后期的发展态势，同时在整合变异中呈现诸多新的特点。重要的小说类型和小说现象包括“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女性小说”、“现代都市小说”等。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也影响着小说的表现内容和叙事方式的嬗变，小说在叙述和情节内容上对于读者趣味有着明显的迁就，相对平易的生活化的叙述，让小说具有了写实的特征。而且，相较于80年代，90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日渐发达，其对文化蕴含的开掘也更显深厚。

“新历史小说”是90年代具有重要影响的小说类型，并取得明显成绩。“新历史小说”的新颖性首先来自作品所展现的新的历史观、观察历史的视角和处理历史的方式。这与新时期以来文学领域关于历史叙事的逐步变化和西方现代、后现代理论的传播接受大有关系，应该说是多年来文学中历史叙事不断探求与尝试的累积结果。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作家那里已出现了自觉解构既定历史的冲动，如余华的《鲜血梅花》、格非的《迷舟》、苏童的“枫杨树系列”（《罂粟之家》《妻妾成群》等）、池莉的《预谋杀人》、方方的《祖父活在父亲心中》、季宇的《当铺》《盟友》、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潘军的《风》等。此类作品采用现代主义的蒙太奇和梦幻等手法，破坏以往历史叙事所建立的整体化结构，通过对历史存在的断裂、缝隙以及偶然性的叙述，阐释必然性因果链的虚妄，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历史话语；要么对历史进行解码和重新的编码，在一种抒情的诗意的叙述中，托出历史的另一种真相；也有相当部分的新历史小说喜欢以边缘人物如土匪、地主、罪犯、妓女等为叙述的对象，意欲建构以民间为主体的历史。尤其是当“新历史小说”与“家族叙事”融合之后，形成了90年代“新历史小说”的庞大阵容——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高老庄》、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阿来的《尘埃落定》、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花朵》、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1934年的逃亡》、叶兆言的《追月楼》《状元镜》《半边营》、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檀香刑》《**肥臀》、阎连科的《夏日落》《耙耧天歌》、张炜的《古船》《家族》、李佩甫的《羊的门》、铁凝的《玫瑰门》、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等。这些乡土家族叙事往往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大家族，放在近现代历史的长河中，来演绎其艰涩的存在及其无可奈何的衰变。在家族小说中，家族丑恶人性的理性批判、文化本源的认同感，以及艰难生存的体念等都处于胶结的状态。陈忠实的代表作《白鹿原》，以家族兴衰和民族革命为经纬，在一种神秘的乡土世界中，叙述了家族的起源、壮大及其湮灭与中国近代历史风云变幻的复杂图景，成为新时期文学里鲜见的富有史诗意味的厚重之作。总体上来说，新历史小说喜欢以民间野史为想象的资源，以在野的个人化的民间视角观照历史。它强调历史的个人体验性，致力于发掘人性，乃至人的本能欲望在历史中的作用。它强调历史的审美性和想象性，注重展示多种因素在历史构成中的相互作用，力图表现人与历史的复杂景观。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新历史小说”各位作家的风格差异。

“新写实小说”萌芽于80年代后期，在90年代形成创作**，成为重要的小说类型。主要的作家作品有池莉的《烦恼人生》《太阳出世》、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方方的《风景》、苏童的《离婚指南》、陈源斌的《万家诉讼》等。新写实小说将革命现实主义的典型化乌托邦模式作为解构的对象。它用纪实的手法书写小人物的冷暖人生和鸡毛蒜皮的生活现象。将人物置于平庸平淡平常的伦常日用生活底层，表现人物在凡庸无聊的日月流逝中的生存状态。作家采用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纪实手法，叙述生活的流水账，尽量减少主体的介入和感情的显现，号称“零度情感”。在“新写实小说”世界里，王朔的创作别具一格。他的小说大多以当代生活中的“边缘人”为对象，书写他们对主导文化的嘲弄，对自我生活的放逐，这种具有“痞子文化”意味的小说，曾一度引发见仁见智的评论热潮，也曾对后来一些作家的创作产生影响，如刘恒、王小波等。“新写实小说”在90年代与“新历史小说”呈现合流的态势。

“新现实主义小说”主要是指90年代出现的以描写当下社会矛盾和人生焦点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它可以包括“官场小说”、描写改革后的农村生活的小说以及一些在叙事方式上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小说。“官场小说”在90年代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得以盛行。早期的官场小说的作家作品主要有：张平的《抉择》、刘震云的《官场》、陆天明的《苍天在上》、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等。以传统历史为背景的官场小说主要作家作品有：凌力的《少年天子》、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唐浩明的《曾国藩》等。官场小说主要叙述诡秘的官场人生和权力生态。历史官场小说以封建王朝历史作为叙述的资料，展现封建王朝内部的权力斗争，虽在叙述中引入了一定的现代性观照，但总体上重在表达皇朝观念。而以当代社会为题材的官场小说，则将官场的权力斗争与民生疾苦相结合，在对于官场人生表现出悲悯的同时又不得不对生成官场生态的体制框架予以认同。官场小说在手法上吸收影视艺术的画面和对话叙事。

描写90年代中国深入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矛盾与社会问题的作品，如何申的《年前年后》、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大雪无乡》《麦河》、许春樵的《找人》、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凤凰琴》等可称之为“新革命现实主义”小说。这些作品大多以乡镇小官僚或底层人物的生活为焦点，在朴实的叙述中展现社会基层的小人物（小官僚、下岗职工、乡村教师、农民）艰难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对于苦难的担当和分享。现实主义的批判中又蕴含着人道主义的悲悯、宽恕和谅解。

“女性小说”也是90年代文学的一道风景。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应该始自舒婷的《致橡树》等诗作，但真正引起注意的却是由王安忆发表于80年代中期的“三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荒山之恋》）而起，不过真正大胆主张女权观念，深度叙述女性生存境遇的小说却出现在90年代。带有传统现实主义特色的女性文学的代表作是《长恨歌》（王安忆）、《麦秸垛》《无雨之城》《大浴女》（铁凝）、《情爱画廊》（张抗抗）、《扶桑》《人寰》（严歌苓）等。其中《长恨歌》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代表作。小说在长时段的现当代历史中，叙述了女人王琦瑶与城市的关联以及遭遇。她的另一部小说《纪实与虚构》则运用交叉的形式轮番叙述两个虚构的世界，将女性自我放置在“纪实”和“虚构”两种可能之中来叙述她的存在。铁凝等人将女性放在宏观历史的视域下，来表现女性内在的精神创伤。而晚生代的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徐坤的《狗日的足球》、虹影的《嘴唇里的阳光》等作品则倾向于叙述女性私密的生命经验和成长史，喜欢在独语呢喃中暴露女性的躯体与欲望，以及对于父权制文化的不满。

此外，90年代所谓“新生代小说家”也值得注意。其代表作——朱文的《我爱美元》《中国人民是否需要桑拿》、毕飞宇的《推拿》《哺乳期的女人》、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等，曾引起文坛关注。

二、诗歌

（一）“诗歌”在“十七年”时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发展是在对五四以来中国白话新诗所形成的各种风格类型的重新选择基础上取得的。以郭沫若、艾青为代表成熟起来的现代自由体诗传统，得以有效承续，被新时代诗人们赋予昂扬奔放的格调，形成“十七年”诗歌的一个重要类型——“政治抒情诗”，涌现出一大批诗人，郭小川、贺敬之在此类创作方面成绩明显，影响广泛。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蒙古族）、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维吾尔族）、饶阶巴桑（藏族）、晓雪（白族）、巴图宝音（达斡尔族）、汪玉良（东乡族）、木斧（回族）、哈拜（锡伯族）、库尔班·阿里（哈萨克族）等也是这一诗潮中的重要诗人。

“爱情诗”虽然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上并不受到鼓励，但浸染着时代气息的爱情表达并没有断绝。尤其是少数民族诗人，由于深受本民族文化文学传统的影响，爱情书写在这一时期依然是少数民族诗歌的重要内容，对“十七年”诗坛产生了相当影响。闻捷的“爱情诗”创作，就颇受新疆地区民族文学传统和民族诗人创作的启发与影响，并在实际创作中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他的此类诗作有意借鉴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诗歌艺术手法，着力描写青年男女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甜蜜爱情，内容健康、格调清新，散发着特定时代的青春气息。少数民族诗人在此类诗歌创作方面占有重要分量。

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如公刘、邵燕祥、李瑛、张永枚、严阵等，诗歌创作的题材选择常常集中于某个生活领域，抒发了对于现实美好和工农兵模范人物的赞美之情，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民国时代已享誉诗坛的现代诗人如艾青、田间、何其芳、臧克家、牛汉、鲁黎等，亦在努力适应新时代的转变中不断有新作问世，不过大多成就不高。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国成立之后进入创作高峰期的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如蒙古族诗人纳·赛因朝克图、藏族诗人饶阶巴桑、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等，他们的诗歌创作是体现“十七年诗歌”成就的重要构成部分。

“叙事诗”创作成绩突出。郭小川、闻捷、李季、阮章竞等都曾在这一时期有意进行叙事长诗的创作探索，其中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闻捷的《复仇的火焰》等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叙事诗创作上取得更为明显成就的是少数民族诗人。由于少数民族有着叙事诗传统，深受这一传统影响的少数民族诗人在此类创作方面显得得心应手、顺然成熟。著名的有纳·赛音朝克图的《南迪尔和松布尔》、莎蕾的《日月潭》、阿·吾铁库尔的《喀什之夜》、韦其麟的《百鸟衣》、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包玉堂的《虹》、汪承栋的《黑之英雄》、吴琪拉达的《阿之岭扎》、李旭的《故乡的人们》（又名《延边之歌》）、艾哈迈德·孜亚和穆·萨迪克的诗体长篇小说《热碧娅——赛丁》《伊犁河的子孙们》（第一卷）、丹真贡布的《拉伊勒和龙木措》、康朗英的《流沙河之歌》、阿斯哈尔的《马勒比海》，等等。这一时期整理出版的少数民族史诗作品，如蒙古族的《嘎达梅林》、彝族的《阿细人的歌》、傣族的《召树屯》、回族的《马五哥与尕豆妹》、撒尼族的《阿诗玛》以及流传于多地的《格萨尔王传》等，都无疑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重要资源。

“十七年”时期的诗歌，总体格调上呈现为“颂歌”形态——回顾艰难困苦的革命历史、赞美火热动人的现实生活、想象光明灿烂的美好未来、描绘无私奉献的英雄剪影、抒发壮怀激烈的政治情怀，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共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