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解释与讽喻之间的张力（第2页）

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底观念。旧用“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涵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观念之输入，中国人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常有人引用顾亭林先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以证其义，这完全是不看原文。……他（指顾炎武）所积极表示每个人要负责卫护的，既不是国家，亦不是种族，却是一种文化。[4]

对作家来说，传统的忠贞节义观念还存留在意识中，同时又接受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这种新旧观念的交融与碰撞也出现在重写中。郑振铎的《黄公俊之最后》（1934）与《王秀才的使命》（1936）两篇小说的对比就很有意思。前一篇小说写投奔太平天国的湖南文人黄公俊的故事，他奉忠王李秀成之命试图联合曾国藩，结果被曾杀害。后一篇小说写鸦片战争中王秀才等一干人自愿效劳英国鬼子，为的是换取一点“油水”。《黄公俊之最后》中，从顾炎武到章太炎的“夷夏之辨”是小说的文化背景，黄公俊为了“兴复故国”才反抗清廷，他对曾国藩所说的一番话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曾老先生，我们做了二百多年的臣仆，还不足够么？为主为奴，决在你老先生今日的意向！你难道不明白我们汉族所受的是怎样不平等，不自由的待遇么？”《王秀才的使命》中，王秀才开始还忧虑所做的事是“通敌”，周茂林却说：“有奶便是娘，管他妈的敌不敌！”阿林哥更是干脆：“什么敌不敌，妈的那皇上家还不是个番人？”最后，王秀才想通了：“孔子是圣之时者：生今之世，必从今之道，三月无君，便遑遑然莫知适从。我们既为世所弃，为何不自择所适呢？”前一篇小说，黄公俊被描绘成一个视死如归的反清志士；后一篇小说，王秀才被刻画成一个卑鄙无耻的卖国小人。这两个文人都背叛了清廷，却得到完全不同的评价，原因就在于在满汉对立之外又加上了中外的对立。而在主旨颇为传统的《黄公俊之最后》中主人公对清朝“不平等”“不自由”的斥责也透露出迥异于传统的现代观念。[5]

（三）批评的错位

重写史乘，可以“解释”，也可以“讽喻”，或者兼具解释和讽喻两种功能。当批评者各持己见，以不同的标准来要求重写史乘的小说时，争议就产生了。围绕郑振铎《桂公塘》的一系列争论就由此而来。

《桂公塘》发表于1934年4月《文学》第2卷第4号《文学创作专号》，描写文天祥被元军扣留之后设法逃出的经历，同时以回溯的形式描绘了文天祥所处的历史氛围。小说的前文本正是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小说刚刚发表，就有人高声叫好。1934年4月出版的《新垒》第3卷第4期，发表了署名马儿的评论文章《郭源新的〈桂公塘〉》。文章称《桂公塘》是“满胸热血千行泪写成的作品”，是“死寂腐臭的中国文艺园地”里“一棵壮丽的花树”。不过，这叫好的声音却只能使郑振铎无可奈何，因为接下来文章就给《桂公塘》戴上了“真正的民族文艺，国家文艺”的高帽子，借赞美《桂公塘》而攻击“普罗文艺的英雄们”写的是“没有灵魂的傀儡文艺”，嘲笑“提倡民族文艺的英雄们”写不出值得一看的作品。这篇文章的作者马儿，就是《新垒》的主编李焰生。李当时追随汪精卫、陈公博的国民党改组派，很显然，文章的真正命意不在表彰这个小说，而是为了将矛头指向“普罗文艺”以及国民党蒋介石一派搞出的“民族主义文艺”。正如鲁迅致郑振铎的信中所说，“其意在一面中伤《文学》，侪之民族主义文学，一面又在讥讽所谓民族主义作家，笑其无好作品。此即所谓‘左打左派，右打右派’”。[6]紧接着李焰生的这篇文章，1934年5月出版的《新垒》第3卷第5期又发表了署名天狼的《评〈桂公塘〉》，继续李的论调。一方面，天狼称《桂公塘》“在国家民族意识上说起来最为可取”，用意却在利用小说的“讽喻”层面大做文章：“在今日，当然不乏文天祥之类的爱国忧时的志士；就譬如忠肝义胆的杜浒，热血真情的余元庆，吴渊等人在今日也正多得很，这班人碍于一切，自然不为国人所谅且进而被摒弃了”。“爱国忧时的志士”云云，当然是拉来套在改组派之流头上的纸糊桂冠。另一方面，天狼干脆称左翼作家为“灭弃国家民族意识者”，称提倡“民族主义文学”的国民党文人为“假冒民族招牌者”，对后两类人大肆攻击，以至于谩骂：

所有的专事笑骂《桂公塘》作者的许多以批评家自命的人许就是没有灵魂的傀儡文艺中的健将们，许就是那些假冒民族招牌灭弃国家民族意识的大混蛋！……自然啰，假冒民族招牌者见了《桂公塘》必定要眼红，灭弃国家民族意识者见了《桂公塘》当然也必定要气短的，不这么来挑剔一下子似乎总是有点不甘的。

所谓“眼红”，文中指明是“署名烘燎者”之流写《四月的〈文学创作〉》等文章；所谓“气短”，应该指的是艾淦在《春光》月刊上发表文章批评《桂公塘》。1934年5月出版的《春光》月刊第1卷第3期，有一篇署名艾淦的文章《〈桂公塘〉和〈天下太平〉》，对同期《文学》上的两篇小说一贬一褒，批评《桂公塘》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是“老作家”“不甘没落，卖卖名子”。文章说：

像文天祥《指南录》之类的东西，多分是和史官所作的历史一样的不可靠的。他们作这种东西的动机，只是为了“颂德”或者贬斥，他们根本没有表现当时那动乱的社会状况的企图。而作家根据了这种东西来写作，根据这种东西加以“缀饰”或者“铺张”，不但不会有什么精华开采出来，甚至还会开出毒蛇来的。

这位艾淦，就是宋之的。对于这些来自左翼阵营的批评，鲁迅非常生动地形容道：“《新光》（应为《春光》）中作者皆少年，往往粗心浮气，傲然凌人，势所难免，如童子初着皮鞋，必故意放重脚步，令其槖槖作声而后快，然亦无大恶意，可以一笑置之。”[7]

显然，宋之的批评《桂公塘》不在于“讽喻”的指向，却在“解释”的效用。鲁迅用“童子初着皮鞋”来描绘，确实精彩。称《指南录》只是为了“颂德”或者贬斥，指责其没有表现动乱的社会状况，从这些地方，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皮鞋”者，唯物史观也，新的认知模式也。当这些“少年”发现依照唯物史观能够对历史作出完全不同于传统史观的解释时，他们当然兴奋于这样的发现，于是并不深究，便“傲然凌人”，苛责别人没有新观念，不能作出历史的新解释了。

相比《新垒》上别有用心、近乎肉麻的赞美，相比《春光》上“粗心浮气”的批评，这之后1934年7月《文学》杂志上刊登的读者来信似乎更能代表一般读者的阅读眼光。显然，读者很容易以“讽喻”的眼光来阅读《桂公塘》，比如，苏蜚认为在“一团漆黑”的“现在的中国”，这篇小说比来上一篇《文天祥评传》有价值；[8]汪家瑜则读出《桂公塘》“充满了救亡图存为国奋斗挣扎的精神”。[9]另一面，也有读者以“新的解释”来要求《桂公塘》，弱缨就觉得小说“没有什么味道”，因为“一个民族英雄的故事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大众是不会引起亲切之感的”。[10]有意思的是，从读者所附的地址来看，以“讽喻”的眼光赞美《桂公塘》的读者更像是一般市民，如苏蜚的地址是“苏州吴趋坊同顺典”，汪家瑜的地址是“苏州城内义巷十六号”，前者像是一个店铺，后者像是一户人家；而以“解释”相要求《桂公塘》的读者更像大学里的学生，如弱缨的地址是“北平清华大学”。甚至“苏州”和“北平”一南一北两个城市，似乎也暗示着不同地方的读者有不同的阅读倾向。

并不止宋之的这样的批评者和弱缨这样的读者在“解释”的层面不满意《桂公塘》，几个月以后，张香山从另一个角度批评这篇小说，认为“主人公已经给灌足了作者的思想了，整个地成了作家所企图的人物，一点不大像原来的人物”。[11]这里，张香山不是像宋之的一样认为《桂公塘》没有给出“新解释”，恰恰相反，他认为小说给出了新的解释，但却是不忠于历史真实的解释。应该说，《桂公塘》还是很忠实前文本的，不然，鲁迅也就不会指出小说“太为《指南录》所拘束，未能活泼耳”了。[12]张香山以上述理由批评陈白尘《虞姬》是准确的，他以此批评《桂公塘》却并不准确。不过，张香山的批评却从另一个层面体现出，批评家（主要是左翼批评家）往往以“解释”来要求“重写”。

郑振铎创作《桂公塘》当然主要出于“讽喻”的目的，所以他才会“自己写完了再读一过，却又落了一会泪”。这种“讽喻”的创作倾向同样十分鲜明地体现在他重写希腊神话的小说《取火者的逮捕》上，体现在他重写史乘的小说《黄公俊之最后》《毁灭》上。《桂公塘》之所以会引发争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批评家与读者对这类重写型小说的“解释”与“讽喻”两种目的功能有着不一样的要求。郑振铎这些小说预示了一种新的文学创作倾向。阿英总结1934年的文坛时，专门提出“历史小说的新倾向”；[13]王任叔也指出，郑振铎的小说发表之后，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有了“显然的变化”。王任叔将郁达夫《采石矶》和郑振铎的小说比较，注意到前者基于“个性主义的立场”，“借古人的尸体，来还自己的灵魂”，而后者却是“通过历史底某一现象”来“反映现实社会的一面”。[14]显然，是时代语境使“个性主义”褪色，而作家开始更关注现实社会。如果说前者具有五四色彩，那么后者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动向。关于这一点，《文学》第2卷第4号（发表《桂公塘》的同一期）上署名芬的评论文章《从五四说起》《我们有什么遗产》就曾谈到。“芬”是茅盾的笔名。文章指出，五四的启蒙还没有完成，就被新的时代精神、时代任务所取代。这里涉及的正是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当然，“借尸还魂”也好，通过历史反映现实也好，其实都是讽喻。两者固然有表现个人与表现社会的区别，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后者比前者更尊重（甚至拘泥于）前文本。

[1]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275～301页。

[2]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第151页。

[3]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中对“国家”概念在晚清的形成与衍化有细致的论述，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第166页。

[5]在此，再交代一下两篇小说的前文本问题。当时评论家异口同声称之为历史小说的《黄公俊之最后》，其主人公黄公俊实在是个虚构出来的人物。当然，虚构者并非郑振铎，郑乃是重写者。关于黄公俊，这里还有一段史学的公案。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罗尔纲，他在《大公报》上发表《太平天国诗文钞订伪》，正是《黄公俊之最后》刊载几个月之后。罗尔纲在这篇文章中指出，黄公俊《断句》其人其事都是假的，原因之一就是清末一些宣传革命的人往往伪托太平天国文献来鼓吹革命。后来，胡怀琛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读太平天国诗文钞》，透露黄公俊其人其事本是自己1913年虚构的小说，后来却被写进《太平天国野史》，继而小说中的诗句入选《太平天国诗文钞》，“假诗变成真诗，假人也变成真人”。胡怀琛1913年在《中华民报》刊登写黄公俊的小说时，郑振铎年纪还小，他看到的“黄公俊本事”应该来自《太平天国野史》和《太平天国诗文钞》，后来径直将其采为史料，接着重写了这个故事。可能是考虑到《黄公俊之最后》曾涉及小说主人公是否历史上真人的问题，郑振铎在1936年写的《王秀才的使命》的结尾，加上了一段后记：“右一章系依据牛津大学一图书馆所藏鸦片战争的汉文文件之一而写的，这文件的时间是庚子年，即英国兵舰陷舟山，侵宁波的时候；这文件的作者是一位通敌的秀才；他献书于英国舰长，自愿效劳；措辞之卑鄙，读之令人心胆俱战。故更易其姓名，并隐其地名，写成如上的一章。”

[6]鲁迅：《书信·340516致郑振铎》，见《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04页。

[7]鲁迅：《书信·340516致郑振铎》，见《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04页。

[8]苏蜚：《读文学创作专号》，载《文学》，第3卷第1号，1934（7）。

[9]汪家瑜：《读文学创作专号后》，载《文学》，第3卷第1号，1934（7）。

[10]弱缨：《评文学创作专号》，载《文学》，第3卷第1号，1934（7）。

[11]张香山：《论以历史的题材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载《申报·自由谈》，1934（12）。

[12]鲁迅：《书信·340516致郑振铎》，见《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04页。

[13]阿英：《一九三四年中国文学小记》，载《文艺电影》，1935（2）。

[14]王任叔：《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动向底蠡测》，载《创作》，第1卷第3期，19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