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智诜与净众禅系（第1页）

第七节智诜与净众禅系

禅宗至五祖弘忍，法门大启，龙象辈出，南能北秀固超出时伦，号为两宗，安、如诸师亦各领**，而资州智诜弘化蜀地，传灯不绝，法脉流长，也是禅宗一支不可忽视的宗派。然学者对于蜀地禅宗着力不多，杜继文先生之《中国禅宗通史》，对资州智诜及其下传的净泉（众）保唐系有专门的介绍，杨曾文先生的新著《唐五代禅宗史》亦有专论，其他则罕闻言者。近读杜斗城先生《敦煌本〈历代法宝记〉与蜀地禅宗》一文，大受启发，觉其引述丰富，考证精审，特别是将正史与佛书互参，发前人所未发，极见功力。然其中有些观点亦可商榷，如谓智诜为虚构人物，恐有问题。

杜先生认为，“《法宝记》中所说的智诜，可能是一个虚构的人物”[1]，这一结论恐怕是不易成立的。资州智诜虽然不见于僧传，亦无碑铭传世，然他作为一个禅宗大师的存在，应当是没有疑问的。有关智诜的资料，有净觉《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神清《北山录》、宗密《圆觉经大疏抄》《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道原《景德传灯录》等书，还有吕温《南岳弥陀寺承远和尚碑》、柳宗元《南岳弥陀碑并序》等碑，要想全盘否定这些资料，可以说是相当困难的。

杜文否定智诜的存在，盖是仅据《法宝记》及柳《碑》，忽略了其他资料之故。所谓《法宝记》记“智诜从弘忍之事，也不见它籍印证”是不准确的，其中最早且最为有力的证据便是净觉的《楞伽师资记》。净觉《楞伽师资记》引其师玄赜《楞伽人法志》记五祖弘忍大师临终之言曰：“如吾一生，教人无数，好者并亡，后传吾道者，只可十耳。……资州智诜，白松山刘主簿，兼有文性。”玄赜亲在五祖左右，其记乃师之言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他也没有必要随便为自己虚构一个师兄。杜文称蜀地禅宗的谱系可能是无住的门人杜撰的，但在此之前的玄赜和净觉师徒却不大可能为蜀地禅宗编造谱系。

五祖门下十大弟子之说，自《楞伽师资记》（更确切地说是《楞伽人法志》）始，为后世禅史如《历代法宝记》《圆觉经大疏抄》《禅门师资承袭图》等所宗，其中人物屡有改易，然资州智诜始终列名十弟子中，这不是足可证明智诜的存在及其地位了吗？

或谓后世史书有踵袭前辙之嫌，然柳宗元、吕温为弥陀承远撰碑，承远属于天台宗，后世又成为净土宗的宗师，并不专属于禅宗，其碑记应当是可靠的。柳宗元《南岳弥陀和尚碑并序》有云：“公（承远）始学成都唐公，次资川诜公，诜公学于东山忍公，皆有道。”这个学于五祖弘忍的资川诜公当然就是智诜，柳文确实属于追述，道听途说则未必。又据吕温《南岳弥陀寺承远和尚碑》，承远“初事蜀郡唐禅师，禅师学于资州诜公，诜公得于东山弘忍”，传承十分清楚，可见承远一门对资州智诜的存在是毫不怀疑的。

有关智诜的史事，以《历代法宝记》所载最为翔实，其云：

资州德纯寺智诜禅师，俗姓周，汝南人也。随官至蜀。年十岁，常好释教，不食薰莘，志操高标，不为童戏。年十三，辞亲入道场。初事玄奘法师学经论，后闻双峰山忍大师，便辞去玄奘法师，舍经论，遂于冯茂山投忍大师，（师）云：“汝兼有文字性。”后归资州德纯寺，化道（导）众生，造《虚融观》三卷、《缘起》一卷、《般若心疏》一卷。后至万岁通天二年七月，则天敕天冠郎中张昌期于德纯寺请，遂赴西京。后因疾进奏表，却归德纯寺。首尾三十余年，化道（导）众生。长安二年六日，命处寂“扶侍吾”，遂付袈裟云：“此衣是达摩祖师所传袈裟，则天赐吾，吾今付汝，善自保爱。”至其年七月六日夜，奄然坐化，时年九十四。[2]

智诜（609—702）幼年好佛，十三岁即出家入道场。初从玄奘法师习经论，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归国，智诜从学于他当在此年之后，其时已经三十六岁了。五祖弘忍于四祖道信永徽二年（651）灭度之后始正式开法，智诜离开玄奘转事弘忍当在此年之后。既然智诜化导众生三十余年，则他咸亨三年（672）以前已经正式开法了，这在五祖诸大弟子中算是开法最早的人之一，因此他离开黄梅到蜀地传法的时间当在咸亨三年以前。

这里所说“初事玄奘”，是相对于“后闻弘忍”而言。其十三岁时所入“道场”肯定不是玄奘主持的道场，因为下文说得很清楚，智诜先事玄奘，后闻弘忍之名，便舍教入禅，转从弘忍。弘忍住冯茂山是在道信灭度之后，智诜此时于玄奘道场闻其名，因而其所住道场是玄奘归国后所立，并非其二十余岁时所立（当时玄奘虽在成都，好像他本人尚在求学时期，没有资格开法度人，也不大可能主持道场）。

由于智诜开法较早，又是一个精通经论、颇具文采的禅师，他在蜀地开创禅宗的工作进展顺利，影响很大，故他较早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于万岁通天二年（697）七月被召入西京，受到武则天的尊崇，然智诜对这种被供养于内道场的生活是很不情愿的，大概于久视元年（700）便借口有疾回四川去了。智诜还是很幸运的，神秀多次上表请求归山，始终未蒙允许，最终卒于京都。则天赐智诜新译《华严经》一部，弥勒绣像、幡花及摩纳袈裟等，新译《华严》圣历二年（699）始讫，则天以此赐之，大概因为他是一位曾参与玄奘译场、精通经论的禅师。

杜文提及《续高僧传》载有此前蜀地另有一位名为智诜的律师，但这位律师与作为禅师的智诜毫无关系，疑其为禅师智诜的“原型”是缺乏根据的。杜文还提到一个旁证，即李商隐《唐梓州慧义精舍南禅院四证堂碑铭并序》以益州无相大师、保唐无住大师、洪州道一大师、西堂智藏大师为“四证”，其中未提及作为净众禅门初祖的智诜，但这其实不能作为证据，道一之师南岳怀让及作为六祖的大鉴惠能均未列名“四证”，能据此说惠能与怀让不存在吗？

作为蜀地禅宗的开创者的智诜的存在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但其后世的传承却有待探讨。智诜的传法弟子为俗称唐和尚的资州处寂（665—732），诸书皆同，没有疑问，据《法宝记》，处寂为绵州浮城县人，俗姓唐，家代好儒，十岁父亡，感投智诜出家，深受器重。智诜被召入京，处寂担其就道，一肩不移，他又身高八尺，看起来是有些武功的。后归资州德纯寺，化导众生二十余年，于开元二十年（732）付法于无相禅师，其年五月二十七日灭度，享年六十八。

唐和尚处寂是智诜的嫡传弟子，《法宝记》、柳《碑》、吕《碑》等皆作此说，处寂的弟子除无相外，还有承远、道一等，其影响也是颇为深远的。然《法宝记》未记的道一和承远从学于处寂是没有疑问的，其一再宣扬的作为正传弟子的无相是否是他的弟子还待探讨，因为与其同时，还有一位同样名为处寂的禅师。

据《宋高僧传》卷二十《唐资州山北兰若处寂传》：

释处寂，俗姓周氏，蜀人也。师事宝修禅师，服勤寡欲，与物无竞。雅通玄奥，居山北，行杜多行。天后闻焉，诏入内，赐摩纳僧伽梨，辞乞归山。涉四十年，足不到聚落。坐一胡床，宴默不寐。常有虎蹲伏座下，如家畜类。资民所重，学其道者臻萃。由是颇形奇异，如无相大师自新罗国将来谒诜禅师，寂预诫众曰：外来之宾明日当见矣。宜洒扫以待之。明日，果有海东宾至也。……

寂以开元二十二年正月示灭，享年八十七。资中至今崇仰焉。

这位周和尚处寂（648—734）显然与唐和尚处寂是两个人，虽然两人法名一样，地方一样，时代相近，但传承和行事很是不同，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周处寂为宝修禅师弟子，宝修禅师已经无可稽考。从周处寂“雅通玄奥”“行杜多行”来看，他仍有可能属于达摩一系。据《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达摩一门“复有化公、彦公、和禅师等，各通冠玄奥，吐言清迥”，而行头陀（杜多）行又是达摩一派早期的宗风，因此周处寂之师宝修禅师可能属于仍然保持早期传统的禅者，是否是五祖弟子难下定论。周处寂曾被则天太后诏入内，并赐摩纳僧伽梨，其时当在天授元年（690）则天建立大周之前，而唐处寂则无这一荣誉，他早年随师入京，得此礼遇的是他的老师智诜，非其本人，他开法化人二十余年，则于其师灭度近十年后始正式开法授徒，其时中宗早就复位了。

既然周处寂与唐处寂为二人，那么《宋高僧传》为何将唐处寂的弟子无相当成周处寂的弟子，是僧传有误，还是无相及其后人有意攀龙附凤，改变了宝修—周处寂—无相—无住的法系，使之变成弘忍—智诜—唐处寂—无相—无住，成为禅宗的一支？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作为宝修禅师弟子的周处寂除见于僧传外，不见于其他任何资料，而唐处寂虽不见于僧传，却见于《法宝记》、吕《碑》、柳《碑》、《景德传灯录》等史料。赞宁固然不会故意制造一个并不存在的周处寂来搞乱蜀地禅宗的传承，然其资料来源是什么已不清楚，他显然不是依据碑传，因为其中并未提及，从“资中至今崇仰焉”一句可以得知处寂的故事流传后世，是不是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处寂的故事和身世有所改变，从唐处寂逐渐变成了另外一个行事颇显神异的周处寂呢？

两个处寂都以无相为弟子，而无相虽然没有两个，但《法宝记》与僧传的记载亦有不同，其中也有不少的迷团。据《法宝记》，无相（684—762），俗姓金，新罗王族，感季妹以刀割面、誓不嫁人、志在出家之事，遂舍亲事佛，后渡海来华，周游访道，至蜀中德纯寺，礼唐和尚，“和尚有疾，遂不出见，便燃一指为灯，供养唐和尚”，唐和尚知其非常人，便留他在左右二年，后居天谷山，复归德纯寺，和尚临终时，密付于袈裟信衣。无相得法后，复居天谷山，苦节为务，行头陀行，后章仇大夫请其出山，居成都净众寺，化导众生二十余年，宝应元年（762）五月十五日，派人密送衣法付于无住禅师，十九日灭度。

据《宋高僧传·唐成都净众寺无相传》，释无相（680—756），为新罗国王第三子，于郡南寺落发受戒，“以开元十六年泛东溟至于中国，到京，玄宗召见，隶于禅定寺。后入蜀资中，谒智诜禅师。有处寂者，异人也，则天曾召入宫，赐磨纳九条衣，事必悬知，且无差跌。相未至之前，寂曰：外来之宾，明当见矣。汝曹宜洒扫以待。间一日果至，寂公与号曰无相，中夜授与摩纳衣”，此后无相入岩谷坐禅，行杜多之行，异迹颇多，后长史章仇兼琼礼谒之。明皇入蜀，无相受到召见，略显神异，感令县令杨翌为造净众、大慈、菩提、宁国等寺，使此派有了自己的根基。“至德元年建午月十九日无疾示灭，春秋七十七”，“乾元三年，资州刺史韩汯撰碑”。

《法宝记》与僧传所记颇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差别有二：其一，一是认为无相是唐处寂的弟子，一是认为他是周处寂的门人；其二，一是以为无相卒于宝应元年（762），寿七十九，一是认为他卒于至德元年（756），寿七十七。孰是孰非，实难断定。按说《法宝记》乃门弟子当时亲录，应当是最可靠的，但亦难排除其为攀龙附凤故意作伪的可能。僧传虽是后起，然赞宁用的是当时的资州刺史韩汯于乾元三年（760）所撰碑文，其记较《法宝记》更为详尽，不能轻易否定。

若无相果为周处寂弟子，与唐处寂无关，那么无相至蜀来谒智诜，其时智诜早已亡故，无相自当寻找智诜的传法弟子唐处寂，为何去依与智诜无涉的周处寂为师呢？这里还有一个疑问，据《宋高僧传》及神清《北山录》，无相于开元十六年（728）来华，僧传谓其“后入蜀资中，谒智诜禅师”，《北山录》谓“后入蜀至资中，谒诜公学禅定”，柳《碑》谓承远（712—802）“始学成都唐公，次资州诜公”，这些都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一个误解，即直至开元十六年以后，智诜仍然在世，而据《法宝记》，智诜早在长安二年（702）就已经去世了，不论无相还是承远，都没有从其受学的机会。那么是不是《法宝记》所记有误或是故意作假呢？智诜长安二年入灭，已是九十四的高龄了，若谓其开元十六年后仍然在世，那么他须活到一百二十多岁，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智诜的师兄老安便活了一百二十多岁。然若智诜享此高寿，本是禅门的骄傲，其后世又何必隐瞒，故意让其短寿早亡呢？因此还应以《法宝记》所说为准，不可谓智诜活到了开元十六年之后。

无相本欲求学于智诜，既然智诜已故，他本应从学于智诜弟子唐处寂，为何如僧传所记去投奔周处寂呢？或可如此解释，无相先从学于唐处寂，在其身边二年，后入天谷山时遇到了在山北兰若习禅的周处寂，故又从其学杜多行。无论僧传还是《法宝记》，都提到无相山居苦修、颇显异迹之事，看来他在天谷山隐居期间或在唐处寂去世之后从学周处寂是有可能的，如果真有这么一位周处寂的话。无相公然说“诜、唐二和上不说了教，曲承信衣”，又言“许弟子有胜师之义”，这是不是表明他另有秉承呢？

神清《北山录》卷六有云：

余昔观净众禅门，崇而不僭，博而不妄，而未尝率异惊俗，真曰大智闲闲之士也。蜀净众寺金和尚，号无相禅师，本新罗王第三太子，于本国月生郡南寺出家，开元十六年至京，后入蜀至资中，谒诜公学禅定，入蜀止净众，付法门人神会，又有南印、慧广，又有安僧、梁僧等，皆宗禅法也。遂礼足为师，请事斯旨。[3]

神清于禅宗多所讥议，独于净众一系青睐有加，并依之学禅，大概是因为由智诜开创的净众系教禅并重、不事神异，如此看来，无相求学于以神异著称的周处寂是不大可能的，然言无相直从智诜学禅定，恐怕也是道听途说。神清对净众谱系有所补充，于神会之后又列南印、慧广，南印即《宋高僧传》卷十一所载之成都府元和圣寿寺释南印，俗姓张，南印本属于曹溪一门，后归于净众神会，长庆初入灭，弟子有义俛，慧广则不知何人，安僧、梁僧亦无考。神清元和中卒，应与南印为同辈，他所礼足为师的应是净众神会。神清强调神会才是无相的嫡传弟子，对于无住一系攀附南宗、依荷泽神会一系的传说立二十九祖说表示不满，以之为“异说”。神清指出智诜才是净众系的开山祖师，但其又谓无相直承于智诜，未提处寂，为后世增加了迷团。

据李商隐《四证堂碑铭》，无相“西谒明师，遇其坚卧。俄烘一指，誓续千灯……师乃引与之言，叹未曾有”[4]，无相所谒之“明师”为谁，虽未明示，然这一记载与《法宝记》所记无相谒唐和尚事完全一样，而与周处寂之洒扫以待迥然有别。这是不是可以证明无相从学的是称疾坚卧的唐和尚，而非预知其来、殊礼待之的周和尚呢？

那么无相的生卒年到底应以何为准呢？这不光是一般的差多少年的事，因为它还影响到无住从无相受学的时间及可能性的问题，因此不可不辨。僧传谓无相卒于至德元年（756），然据段文昌《菩提寺置立记》，“至德二年，长史卢公元俗奏置此寺，以‘菩提’为号焉。先是僧众乡党耆旧相厥林野，将兴塔庙，徘徊凝睇，漠然无所，乃谂于草堂寺无相大师以质之。大师传继七祖，于坐得三昧，以不思议之知见，破群心之蒙惑，遂指兹地，宜开法门。夫风行地上，而万窍自号；大师一言，而天心感悦。故得广轮栋宇，版筑垣墉，剪榛莽以立宏规，缭荒墟以罗物象。大历初，节度使相国崔公宁以此寺隶名，修建未就，乃迎彭州天饬山惠悟禅师以居焉，即无相大师之升堂法子也”[5]，由此可知，菩提寺于至德二年（757）后置立，众人将建塔庙，不知何所，乃决于时住草堂寺的无相大师，大师一言而定，遂置佛刹，可见无相大师至德二年仍然在世，而且“传继七祖”，自当承智诜、处寂（唐和尚）之后。因此僧传所记虽然可能有韩汯碑为据，可疑之处仍然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