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卧伦禅师的禅思想及其影响（第1页）
第一节卧伦禅师的禅思想及其影响
卧伦，原名昙伦，是慧可弟子端禅师的门人，为禅宗早期的著名禅师，是推动禅宗理论革新和修行方法改进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将般若思想引入禅法，并创造性地提出“卧禅”，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卧伦是禅宗早期的革新者，对禅法的创新和发展有重要贡献，不仅对后世禅宗影响深远，而且在当时就享有盛誉，他的著作和禅法遐迩闻名，甚至传到敦煌一带，并由此流传西藏。然而，他未被列入禅门正传，是故一直受到史家的忽略，使其在禅宗史上的地位与其贡献、影响不相符，也使禅宗早期的历史全貌未能彰显。
据《续高僧传》卷二十：
释昙伦，姓孙氏，汴州浚仪人。十三出家，住修福寺依端禅师。然端学次第观，便诫伦曰：“汝系心鼻端，可得静也。”伦曰：“若见有心可系鼻端，本来不见心相，不知何所系也。”咸怪其言，嗟其近学，如何远悟。故在众末，礼悔之时，随即入定。大众弹指，心恒加敬。后送钵上堂，未至中路，卓然入定，持钵不倾。师大深赏，异时告曰：“令汝学坐，先净昏情，犹如剥葱——重重剥却，然后得净。”伦曰：“若见有葱可有剥削，本来无葱何所剥也？”师曰：“此大根大茎，非吾所及。”不敢役使。进具已后，读经礼佛都所不为，但闭房不出，行住坐卧，唯离念心以终其志。次知直岁，守护僧物，约勒家人曰：“犬有别食，莫与僧粥。”家人以为常事，不用伦言。犬乃于前，呕出僧粥。伦默不及之。后又语，令莫以僧粥与犬。家人还妄，答云不与。群犬相将，于僧前吐出粥以示之。于时道俗咸伏其敬慎。又有义学论士诤来问者，随言即遣，无所罣碍。仁寿二年献后亡背，兴造禅室召而处之。还即揜关，依旧习业。时人目之为卧伦也。有兴善粲法师者，三国论首，无学不长。怪伦卧禅，言问清远，遂入房与语，探究是非。伦笑曰：“随意相审。”遂三日三夕，法乐不眠。伦述般若无底，空华焰水，无依无主，不立正邪，本性清净。粲乃投地敬之，赞叹心路无滞，不思议乃如此也。伦在京师，道俗请者相续，而机缘不一，悟迷亦多，虽善巧方便令其醒悟，然各自执见，见我为是，故此妙理罕得广流。有玄琬律师、静琳法师，率门人僧伽、净等往来受法。如此众矣，如鱼子焉。武德末年疾甚，于庄严寺傍看寂然。有问往生何处，答无尽世界。又便寂然。僧伽以手寻其冷触，私报人曰：“冷触到膝，四大分离，亦应生苦。”伦曰：“此苦亦空。”问曰：“舍报云何？”报曰：“我主四大斗在，已到屈膝。死后籧篨裹弃之，莫作余事。”又曰：“打五更钟未？”报曰：“未。”少时维那打钟，看之已绝，年八十余矣。诸门学等依言送于南山，露骸散于中野。有鲍居士者，名慈氏，弱年背俗，爱乐禅观，生不妻娶，形无饰华。亲承德音，调心养气，守闲抱素，承伦余业五十余年，七十五矣。[1]
据《续高僧传》，昙伦（约546—约626），俗姓孙，汴州浚仪人。武德末年（约626）入灭，寿八十余，故可推知生于东魏武定四年（546）左右，亦即梁中大同元年。他一生经历东魏、北齐、隋、唐四朝，生逢乱世，得享高年，住持大寺，受崇帝室，在早期禅宗的大师中算是最为幸运的，堪称有福德人。
昙伦的师承宗系是比较清楚的，僧传云其十三出家，住修福寺，依端禅师，这位端禅师是他唯一的授业师。据《续高僧传·法冲传》，二祖慧可有一弟子端禅师，口说玄理，不出文记，这位端禅师当为昙伦之师无疑。杜继文曾指出昙伦的禅法思想与慧满、法冲等一致，也应是“南天竺一乘宗”中的人物。[2]然道宣未明确指出这位端禅师就是慧可的弟子，而与昙伦同时代名为端的禅师并非一人，如此就为后人留下了一些疑问。其中《续高僧传》卷十八所载的静端禅师就被认为有可能是昙伦之师端禅师。静端（543—606），亦名慧端，武威人，十四投僧实禅师受治心法，后又归僧实弟子昙相（？—582）习行定业，隋文帝、献后皆加崇礼，延请入宫说法，后为大禅定寺住持，大业二年（606）十二月入寂，寿六十四，则其应生于西魏大统九年（543）。静端先得僧实之传，又蒙大师兄昙相指授，然最终认宗于昙相门下，算是勒那摩提一派第四代禅师，昙相传中云“其承绪禅学，遗嘱慧端”[3]可知。表面看来，静端有可能是端禅师，因为他年长于昙伦，又是勒那、僧实一派的嫡传禅师，属于当时的禅法正宗，而此派偏重“九次调心”，大概属于九次第定一类的传统禅法，而昙伦之师端禅师恰恰又习次第禅观，似乎与静端正好一致。如若如此，昙伦就成了勒那、僧实一派的嫡传，和达摩禅宗并无关系。然细推其事，可知上属假设实难成立。静端只比昙伦长三四岁，昙伦十三岁时静端不过十六七岁，刚在僧实门下学了两三年，尚未受具，不可能取得开法度人的资格，况且昙伦为汴州人，当时属东魏境内，而静端为武威人，又投僧实，当在西魏京师，很难想象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会远至敌国去投师学禅。
或谓次第禅观属于传统的小乘禅法，与达摩一派无涉。其实早期禅宗并不废弃传统禅法，道宣“然端学次第观”之句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仿佛端禅师只会次第禅观，其实端禅师是因人施教，按照常理，对于一个十三岁的乍入禅门的孩子除了教他最基本的次第观法还能如何呢？只是昙伦属于六祖一类的天生利根，是一个智力超群的少年天才，一点就透，一拨就转，端禅师才显得反不如弟子了。
虽然道宣并未明言昙伦之师端禅师就是慧可弟子端禅师，但是从种种情况来看，二者应当是同一个人。达摩一支自慧可以下，都活动在东魏、北齐境内，昙伦为汴州浚仪人，其所住的修福寺当在家乡附近，这正是靠近邺下、相州的地方，慧可弟子端禅师在这一带住持是合乎常理的。从端禅师所授昙伦的禅法来看，也与禅宗无别。所谓“令汝学坐，先净昏情，犹如剥葱，一一重重剥却，然后得净”，正是《楞伽经》如来藏思想的体现，以烦恼外衣为杂染葱皮，除此杂染外皮，方可显示如来藏真净本心，亦如葱心，这一譬喻还是非常贴切的，与后世神秀的“时时勤拂拭”有似。昙伦本人的禅法行事也表明了他与禅宗的密切关系，应当认定他是达摩派第四代传人，与四祖道信同辈。
昙伦的禅法确有独到之处，他是较早将般若引入禅宗并付之于具体的禅修者之一。众所周知，达摩最重视的经典是属于如来藏系统的四卷本《楞伽经》，将其作为藉教悟宗的主要依据，虽然《楞伽经》本身也包含着般若的思想，时人亦将达摩禅法视为“虚宗”，但是明确地将般若经典引入禅宗，则是慧可之后的事。据《续高僧传·玄景传》，玄景（？—606）曾从慧可弟子和禅师习《大品》《维摩》，和禅师又命其依止慧可另一弟子慧法师受学“大乘秘奥之极”，看来和禅师辈已经将般若经典作为方便，以配合本宗的“大乘秘奥之极”。玄景的弟子玄觉后住京师隶庄严寺，纯讲大乘，“于《文殊般若》偏为意得”[4]，足见禅宗这一支重视般若的特点。玄觉所隶之庄严寺正是昙伦住持之寺，大概他是奉师遗命，前来投奔师叔的。
端禅师是否重视般若史无明述，然昙伦确实是在他的启发下悟到般若妙理的。端禅师令其系心鼻端以得静，他则曰：“若见有心可系鼻端，本来不见心相，不知何所系也。”端禅师又教其坐去昏情，如剥葱得净，他则曰：“若见有葱可有剥削，本来无葱何所剥也？”从端禅师与昙伦的对话中可以发现后世神秀与惠能作偈示法的影子，端禅师侧重禅宗传统禅法，以楞伽如来藏思想为本，强调循序渐进、除染显净，与神秀的拂拭看净一样，昙伦则强调本来无物，既无内心，又无外境，显示侧重的是般若空义，惠能未蒙五祖传授之前与之略同。昙伦后来又与号称“三国论师”的僧桀辩论，“述般若无底，空华焰水，无依无主，不立邪正，本性清净”之义，足以表明他对般若思想的重视和通达。在重视般若上昙伦与同门玄景等无二，但他重视的不是经典文字，而是其精神实质，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的禅修，在这一点上，足以彰显他的特色。他强调“行住坐卧，但离念心”，此与达摩一派“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5]相应，他在实修的过程之中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就非常难得了。
禅法又号心法，修禅意在静心。传统禅法主要是强调心一境性，即通过专著一境以达到心中不乱，实现一心，也就是住境净心，所谓十一切入即是此意。这种住境净心的法门在后世禅宗中也还作为修道初阶保留下来。卧伦对这种通过攀缘外境以净心的禅法提出了批评，以为住境净心，则心随境转，不得自在，“心有攀缘，则有烦恼”，非但不能净心，反而更令心乱。因此他提出了心不住境、离念断想的新禅法。
S6631载有卧伦的偈语三则：
卧伦无伎量，能定百思想。烦恼因兹断，菩提日夜长。
浑浑常不浊，澄澄亦不清，清浊合不合，故号生无生。
同尘随物转，事用常不惑。宁神泯是非，愿得生安乐。
《六祖坛经》载有僧举卧伦禅师偈云：“卧伦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六祖对此不加认可，更示一偈云：“惠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麽长？”惠能之偈是与卧伦针锋相对的，故敦煌传本不如《坛经》所载准确，然大意无失，足以表明卧伦禅法的特点。
可以看出，卧伦强调的是“对境心不起”，百物不思，一念不生，以此增长智慧，此与僧传所载“行住坐卧唯离念心以终其志”相同。心不住境，则妄念不生，妄念不生，则烦恼永断；烦恼永断，则菩提增长。念不起则心自寂静，心性寂静则自然入定，定根坚固，则慧芽日长；念不起，则杂染不生；杂染不生，则清净本心自然显发。
S6631还载有“四威仪颂”，从内容上看，亦当是卧伦的作品。
行威仪
行步徐徐牛顾视，高观下眄不移神。
纵使触目绕诸境，了了知心不受尘。
无尘莫为执为宗，心境双亡不住空。
任运安详到处处，行与行来岂异同？
不记心河是南北，安知途路向西东？
住威仪
住立端然绝思虑，寂寂不虑亦不缘。
纵使风尘千遍度，六入无闻玄更玄。
诸尘所以不来前，良由静虑觉心源。
念念无依著究竟，□□真门当自诠。
坐威仪
坐等须弥不倾动，事绪纵横心拒生。
闭目自知心不起，开眼观尘与理平。
平与不平支可住，于中皎洁息无明。
明与无明俱不起，贪欲之心自不住。
卧威仪
高卧清虚住法印，外示乖慵内精进。
傍眠侧卧不随尘，展脚横腰绝戏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