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法显与佛陀跋陀罗一系的关系（第2页）

领公远举，乃千载之津梁也，于西域还，得方等新经二百余部。请大乘禅师一人，三藏法师一人，毗婆沙法师二人。什法师于大石寺，出新至诸经，法藏渊（深）旷（远），日有异闻。禅师于瓦官寺，教习禅道，门徒数百，夙夜匪（不）懈，邕邕（和）肃肃（敬），致（尽趣）可乐矣。三藏法师于中寺出律藏，本末精悉（详），若睹初制。毗婆沙法师于石羊寺出《舍利弗阿毗昙》，胡本虽未及译，时问中事，发言新奇。领公者，支法领也，据远公传，似远公弟子，亦远公使之令去西域，华严梵本等皆此师寻至，恨无正传，《华严大钞》略述元由。请大乘禅师者，即佛陀婆陀罗，此云觉贤，据本传，智严所请。以贤学禅业于罽宾佛大仙，严亦学，此固请贤行以传其事。弘始中入秦，于瓦官寺教习禅道。江南慧严、慧观、关中玄高等，皆从师受，论主亦在中矣。[7]

依照文才的解释，僧肇《答刘遗民书》此段意思是，慧远门人法领从西域还时，不仅带来了方等新经二百余部，还请来了大乘禅师一人，三藏法师一人，毗婆沙法师二人。由于法领的努力，东西交通，人法俱至，功德无比，因此僧肇赞其为“千载之津梁”。当然僧肇对法领的赞美，还暗含着称颂慧远的意图，因为法领为远公门人，而且其西行求法也是出于远公的授意。

这一解释是否完全符合僧肇的原意，还值得探讨。依《答刘遗民书》，僧肇前文称颂秦王“道性自然，天机迈俗，城堑三宝，弘道是务。由使异典胜僧，方远而至；灵鹫之风，萃于兹土”[8]，是将“异典胜僧”的到来归功于秦王，而且“胜僧”前来的邀请人似应是秦王，未必是说法领。

当然两种解释都能说得通，难说孰对孰错。据《四分律序》：

自大教东流，几五百载。虽蒙余晖，然律经未备。先进明哲，多以戒学为心，然方殊音隔，文义未融，推步圣踪，难以致尽，所以怏怏终身，西望叹息。暨至壬辰之年，有晋国沙门支法领，感边土之乖圣，慨正化之未夷，乃亡身以俎险，庶弘道于无闻。西越流沙，远期天竺。路经于阗，会遇昙无德部体大乘三藏沙门佛陀耶舍，才体博闻，明炼经律，三藏方等，皆讽诵通利。即于其国，广集诸经于精舍还。以岁在戊申，始达秦国。秦主姚欣然，以为奥宝冥珍嘉瑞，而谓大法渊深，济必由戒；神众所传，不可有阙，即以其年重请出律藏。时集持律沙门三百余人，于长安中寺出。即以领弟子慧辩，为译校定，陶炼反复，务存无朴，本末精悉，若睹初制。[9]

如此法领是于东晋太元十七年（392）壬辰之岁西行求法，回国时路经于阗，在这里遇到昙无德部三藏大师佛陀耶舍，便在此地广集诸经，与佛陀耶舍共返，以义熙四年（408）戊申岁即弘始十年到达秦国长安，受到秦王姚兴的崇敬，便于其年请出律藏，以法领弟子慧辩为传译，集持律沙门三百人于中寺出《四分律》。

依照此说，大乘禅师佛陀跋陀罗，持律三藏佛陀耶舍，毗婆沙师昙摩耶舍、昙摩崛多，应当都是法领一起请来的。此序非僧肇之作，乃唐人所为[10]，但所载法领出发及东归时间可能有出处，值得参考。

虽然佛陀跋陀罗毅然东行主要是由于智严的邀请，但也不排除其前同样受到法领的邀请，后来他来到庐山，与法领的交谊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三、法显归国后和佛陀跋陀罗一系的交往

法显在西行求法时便和后来属于佛陀跋陀罗一系的智严、宝云等来往，此系之中可能还包括与智严同行的慧简、慧嵬以及从于阗和胡道人单独前往罽宾的僧韶。虽然他未曾到过罽宾，但也可能听说过佛大先及佛陀跋陀罗的名字事迹，故对其一系并不陌生。

法显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使命感的高僧，他的本意就是求律并弘传中土，为此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因此一回到中国，他便考虑尽快将所带来的律典翻译出来。他的第一个目标肯定是回到长安，但由于当时所登岸之处归东晋管辖，这一目标的实现当然有难度。法显受刘道怜供养，在京口度过了一冬一夏，夏安居后，法显本欲发往长安，但“所营事重”，不易成行，便南下向都，又西行庐山，就禅师出经律。

既然无法前往长安，而且当时的长安呈现出佛教在鸠摩罗什去世、佛陀跋陀罗离开之后已经呈现分崩离析的局面，开始走下坡路了，法显便决定西行庐山，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庐山为南方佛教的中心，二是由于佛陀跋陀罗僧团也在庐山。

翻译经典实非易事，法显自觉以一己之力无法完成这一重任，而包括宝云等好友在内的佛陀跋陀罗僧团是帮助他完成这一心愿的最合适的人选，于是与这一僧团的合作就成为他的首选。由于佛陀跋陀罗最重要的目的，当然也是慧远的心愿，就是翻译禅经，因此法显只能把翻译律典的事放下，帮助佛陀跋陀罗翻译了《达摩多罗禅经》，可能还有《杂阿毗昙心论》。

佛陀跋陀罗志在游化，在庐山只待了一年多便西下江陵，但法显并未随行，这可能是出于慧远的挽留。直到义熙十二年（416）冬之后，法显才又应邀回到京城，再次与佛陀跋陀罗合作，翻译了《摩诃僧祇律》等律典，载于经录的法显译著，基本上全是与佛陀跋陀罗合译的。

法显与佛陀跋陀罗的合作是成功的，但双方的兴趣并非完全一致，法显最注重的是律典，而佛陀跋陀罗则更重视禅观，而且兴趣更广泛，因此佛陀跋陀罗无法如法显之愿，将主要精力用于翻译律典，特别是在义熙十四年（418）三月以后，佛陀跋陀罗倾力翻译《华严》大部，便难以顾及法显翻译律典的请求了，这也是法显晚年来到江陵辛寺的重要原因。

法显到京城后，与智严、宝云关系密切，在译经方面也相互帮助。法显所带的梵本大部分都翻译了，其中他重视的律典后来也翻译了。据《出三藏记集》卷三：

法显以晋义熙二年还都，岁在寿星。众经多译，唯《弥沙塞》一部，未及译出而亡。到宋景平元年七月，有罽宾律师佛大什，来至京都。其年冬十一月，琅琊王练、比丘释慧严、竺道生于龙光寺请外国沙门佛大什出之。时佛大什手执胡文，于阗沙门智胜为译，至明年十二月都讫。[11]

慧严（363—443）、道生（355—434）都是当时名僧，法显生前肯定与之有所交往，慧严与慧观交好，并曾参与《华严经》的翻译，也算属于佛陀跋陀罗一系。他们最终请罽宾律师佛大什完成了法显的心愿，法显于净域有知，当为之欣然。

[1]大正藏，51册，857页上。

[2]大正藏，55册，113页上。

[3]大正藏，55册，103页中、下。

[4]大正藏，50册，334页下。

[5]大正藏，55册，112页中、下。

[6]大正藏，50册，339页上、中。

[7]大正藏，45册，223页中、下。

[8]大正藏，45册，155页下。

[9]大正藏，22册，567页上、中。

[10]徐文明：《四分律序辨伪》，载《佛学研究》，2010（总19期）。

[11]大正藏，55册，21页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