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中国成立后的语气词研究35（第1页）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语气词研究[35]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气词研究成绩巨大，这体现在几个方面：①成果数量多。据我们初步统计，论文300余篇，这中间相当一部分非常优秀，或注重语言事实的揭示，或侧重理论的阐释；专著8部，这还不包括一些涉及语气词的其他语法著作。②研究队伍比前一时期壮大得多，很多在语气词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如胡竹安、江蓝生、曹广顺、孙锡信、吴福祥、杨永龙等。③研究领域比以前有很大拓展。从时间的角度看，汉语史每个时段的语气词都有了较深入的研究，溯源的研究尤其显著（包括两方面：语气词的形成；语气义的发展变化及不同时代的词汇兴替等）；从地域的角度看，大多数方言的语气词都有了较好的描写；有些还注意方言史的语气词的发展演变。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来看，大多数语气词的语法和语用功能都有了较准确的揭示。在理论和方法上也不乏称道之处，学者们不断借鉴国外的优秀成果、经验、理论等，同时充分结合汉语事实，对某些语言现象的解释尤有说服力。另外，很多学者开始关注相关语法范畴之间的关系，如语气副词（或称情态副词）、助动词等与语气词的关系、功能分布、隐现条件等，以及语气词的韵律特点、与语调的关系等。
以下我们分时段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气词研究（主要是先秦至唐五代，宋代以后的略有涉及）作一番梳理和评介。
（一）先秦至西汉语气词的研究
首先简单谈谈语气词的起源。在《今文尚书》和《诗经》等最早的传世文献里，都已经有了语气词。那么语气词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换句话说，现今发现的最古的文字资料殷墟卜辞里是否有语气词？
李学勤首先认为卜辞中“拟（抑）”和“执”是语气词[36]，后来裘锡圭支持李的说法，并认为句末的“抑”和“执”如果不看作语气词，辞义绝大多数讲不通，而看作语气词就文从字顺了[37]。裘锡圭的学生沈培[38]、张玉金[39]也相继赞同裘锡圭的观点；杨逢彬更认为卜辞中有四个语气词：惠、隹、抑、执[40]。
反对者主要有陈炜湛[41]、朱歧祥[42]等。他们认为句末的“抑”和“执”大部分都是名词或动词，而不是语气词；特别是朱歧祥还认为“抑”应释为“奴”，为名词。
上古汉语语气词研究的文章不是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篇讨论语气词起源的文章外，较有代表性的有张振林《先秦古文字材料中的语气词》[43]、郭锡良《先秦汉语语气词初探》[44]、钱宗武《〈今文尚书〉语气词的语用范围和语用特征》[45]、刘晓南《先秦语气词的历时多义现象》[46]、裘燮君《先秦早期不同文体文献在语气词运用上的差异》[47]、赵振兴、顾丹霞《〈周易大传〉语气词的语用功能考察》[48]、李宗江《试论古汉语语气词“已”的来源》[49]、谷峰《从言说义动词到语气词》[50]等，另外有一组探讨语气词连用的文章和一组讨论疑问句尾“为”字的文章。
张振林《先秦古文字材料中的语气词》以出土的古文字材料为基础，讨论语气词的产生和发展，得出的结论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①商代还未有语气词，语气词是从西周开始产生的；②语气词的产生是由少到多的，有的声音与用字同地域有关系，有的则与地域关系不大；有的经历长时间声音有所变化，有的则变化不大。③语气词的每一次发展并有了文字记录，都刚好在偏旁的每一次发展时或稍后一点，说明语气词的发展，同文字表现能力发展有关；④今天所见的《易》《书》《诗》中的许多语气词，不见于商、周、春秋的古文字材料，看来都可能是春秋末经战国、秦、汉，不断在传授、解说、修改、润色中掺进去的。裘燮君受张振林的影响，考察了先秦一些不同文献里语气词的使用情况，他把材料分为记事性诗体类、歌体类、记事体类、诰命、誓词体类、议论体类、史传体类，认为不同体裁的文献里语气词的使用具有不划一现象。
不同体裁的文献里语气词的使用肯定有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有多大还需要深入探讨。另外，语气词的使用还受作者（撰写者）风格的影响。最近，孟子敏撰文从话语功能的角度把句子分为交流句与非交流句，他认为非交流句不带语气，所以也很少使用语气词；交流句才带语气词。[51]孟氏的论证过程和观点当然还有值得商榷之处，我们也特意撰文作了批评，但是他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视角。
郭锡良《先秦汉语语气词初探》也认为语气词是西周时期才产生的，并对语气词逐个作了分析，比较准确；特别是对“耳”和“尔”的分析值得我们注意。大多学者把“耳”和“尔”的语气功能看作是同一的，即限制语气，郭锡良却否定这种观点，认为“尔”和“焉”都是表示提示语气，不过“焉”提示的是事实，而“尔”提示的是情状，至于“耳”却是“而已”的合音，表限制。这篇文章最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提出了语气词的单功能说：“汉语的语气词是单功能的，任何一个句尾语气词都是表示某一特定语气的。一个语气词在不同类型的句子中所表示的语气可能有某些变化，但是它所表达的基本语气应该是固定的。”刘晓南《先秦语气词的历时多义现象》赞同郭锡良的观点，同时认为先秦也是一个历时过程，其间语气词“新的功能逐渐出现，旧的功能逐渐转移、消弱或消亡，新旧交织，并都在文献中留下痕迹，层层积累，不同层面的单功能往往经由其历时性积淀而显出多功能特征”。
单功能说到底具有多大解释力还需要证明，目前很多学者仍然持的是多功能说。句子的语气固然不能看作是语气词的功能语气，但是汉语的词汇绝大多数都是多义的，用法一般也不限于一种，语气词意义虚无，表达的是说话人的主观语气和情绪，那么语气词的语气义是否就是单一的呢？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钱宗武《今文〈尚书〉语气词的语用范围和语用特征》对今文《尚书》里的语气词作了深入考察，结论较可信，论文成果后来在他的专著《今文〈尚书〉语法研究》[52]里也有所体现。整个西周金文里只有四例“哉（才）”，也未见其他语气词，而到了今文《尚书》里，“哉”达到了100余例，并出现了“也”等其他语气词；所以考察今文《尚书》里的语气词就显得颇有价值。当然钱宗武的分析也有值得再探讨之处，如他认为“焉”字都是语气词，实则如“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尚书·金滕》）句中的“焉”仍是指示代词。赵振兴、顾丹霞《〈周易大传〉语气词的语用功能考察》则尝试从语用的角度来分析《周易大传》里的语气词，不失为一种思路，不过他们认为兼词“焉”源于语气词“焉”，似值得商榷。谷峰《从言说义动词到语气词》对语气词“云”的衍生过程和机制论述颇为精当。
此外如向熹《简明汉语史（下册）》[53]对上古以来的语气词也逐个作了分析，较准确；对某些语气词还指出了来源，只是限于体例而没有具体去分析。
有关语气词连用的一组文章包括：赵长才《先秦汉语语气词连用现象的历时演变》[54]、朱承平《先秦汉语句尾语气词的组合及组合层次》[55]、杨永龙《先秦汉语语气词同现的结构层次》[56]、时兵、白兆麟《从合助助词再论古汉语语气助词的功能》[57]等。
赵长才《先秦汉语语气词连用现象的历时演变》指出先秦汉语语气词连用现象经历了由产生、发展、**、衰退的过程，这一过程与社会的发展有关，也与作家个人的语言风格有关。朱承平《先秦汉语句尾语气词的组合及组合层次》则对语气词的组合层次、规律进行了探讨，指出不同语气的语气词连用时，一般是陈述语气词放在疑问语气词或感叹语气词之前，疑问语气词放在感叹语气词之前。杨永龙《先秦汉语语气词同现的结构层次》进一步总结了先秦汉语语气词连用的位序：焉〉而已〉耳〉也〉矣〉乎〉邪与〉哉夫；陈述语气词〉疑问语气词〉反问感叹语气词。并认为有几个制约因素：层次制约、语义制约、句类转换制约。时兵、白兆麟《从合助助词再论古汉语语气助词的功能》在文中提出古汉语助词合用的三条原则：①传信助词合用是由弱至强的连锁排列；②非同型语气词合用是由易至难的排列；③处于同义层次的语气词不能合用。李宗江《试论古汉语语气词“已”的来源》主要是探讨语气词“已”的来源的，但是他也对先秦语气词连用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朱承平认为的语气词连用规律的一些例外其实不是例外，先秦除了语气词连用外，另有一类复合语气词（二音节或三音节）。
关于疑问句尾“为”字，在十年动乱前也有零星的讨论。《中国语文》1979年第6期发表了朱韵申的《关于疑问句尾“为”》，提出了“为”字动词说；1980年第5期又特意刊登了一组四篇关于“为”字的讨论文章，如洪成玉、廖祖桂的《句末的“为”应该是语气词》、王克仲的《略说疑问句尾“为”字的词性》、徐福汀的《“何以……为”试析》、廖振佑的《也谈疑问句尾的“为”》等，他们提出了一些形式标准，如，一些句子去掉“为”就不成句、有无“为”字句子的语气不一样等，反驳朱运申的观点，坚持“为”字语气词说。从那以后，“为”字语气词的观点慢慢为大家所接受。《中国语文》2000年第2期发表了张儒的《也说疑问句尾“为”》，2003年第5期又发表了贾齐华的《疑问句尾的“为”词性演变探略》，贾文对“为”字进行了溯源，讨论了“为”从动词到语气词的语法化环境及过程：“何以……为”句式中的“何”和“为”原本是动宾组“何为”的分拆，“为”是动词，后来随着“何以……为”内部构成成分的变化逐渐形成了“何+动+为”句式，“为”的词性也随之发生了从动词到介词的演变，并最终虚化为语气词，这是“何”与“为”的远距离间隔、“何”的表义功能多样性、“为”的特定位置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同年还有龙国富的论述[58]。从对“为”字的讨论可以看出，我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在一步步深化。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古汉语语气词研究的成果数量不是很多，但较有深度，对问题的讨论也常常能触及问题的本质。研究者素养的提高是一个主要原因，新的理论、方法的引入为古汉语语气词的研究提供了活力。不过这一时期的语气词研究也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共时描写分析的文章多，而历时分析、解释的文章较少；虽然某些共时角度的文章中间也不乏历时考察，但像贾齐华《疑问句尾的“为”词性演变探略》、李宗江《试论古汉语语气词“已”的来源》、谷峰《从言说义动词到语气词》这样深入探讨语气词来源、演变途径的文章却不多。
历史语法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吴福祥从一般历史句法学角度作了分析，他认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汉语语法演变的描写，揭示汉语语法演变的机制、动因和规律，所以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最终还是应该以语法演变的研究为重点。”[59]从这一角度来看，上古汉语语气词的研究特别是历时发展演变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一些语气词的来源以及形成的机制和动因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有关发展演变的规律也亟须总结。
（二）东汉魏晋南北朝语气词的研究
以前学界对这一时段的语气词关注较少，成果也不多。依个人管见，大概有以下原因：绝大多数中土文献仍以文言为主，语气词也直承先秦、汉，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变化不大；白话里出现了几个新语气词，但是新的语气词系统这时还没有形成。正因为这一时期的语气词缺乏鲜明的个性，所以往往难以引起研究者的热情。但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利用佛经材料来研究中古汉语的语气词，发掘出了一些新材料、提出了一些新看法，这些都有较高价值。如朱庆之对汉文佛典里的语气词“那”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中古的语气词“那”其实是“耶”的异文，“那”是唐代以后才有的疑问语气词[60]。不过朱文后，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柳士镇[61]、方一新、王云路[62]、曹广顺[63]、蒋宗许[64]等仍认为语气词“那”起源于中古，并提出了种种理由；特别是蒋宗许《语气词“那”考索》指出：语气词“那”产生于汉魏口语之中，应用于对面陈说的场合里；在句尾表惊叹或疑问；表疑问时，一般是无疑而问，以疑问的形式印证自己的识断和推测。刘坚等还认为“那”是“尔”到“呢”的中间形式之一[65]。
此外，如高列过探讨了佛经中的疑问句语气词与同时期中土文献疑问句语气词的不同，指出了佛经语言的特殊性。[66]蒋冀骋、龙国富则研究了中古译经中尝试态助词“看”的产生与发展演变。[67]关于语气词“看”的研究，起始于陆俭明[68]，结果引起了一些学者探源的兴趣，如劳宁的《语助词“看”的形成时代》[69]、心叔的《关于语助词“看”的形成》[70]、蔡镜浩的《重谈语助词“看”的起源》[71]、吴福祥《尝试态助词“看”的历史考察》[72]等，他们把语助词“看”的形成往前推直至中古，资料可信，并对“看”的形成过程作了具体描绘。如吴福祥在《尝试态助词“看”的历史考察》中说道：“‘看’由动词到尝试态助词的演变是从词义变化开始的，由表示视觉动作的‘瞻视’扩大使用范围，抽象成一切用感观测试的动作，这种词义变化促使‘看’的组合关系、语法功能发生相应变化。”再如梁银峰对表事态和祈使语气“来”的研究[73]等。
中古汉语语气词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龙国富的专著《姚秦译经助词研究》，该书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来讨论语气词（包括事态助词和尝试态助词）。书中指出姚秦译经的语气词有三个特点：①语法功能专业化；②新兴语气词出现；③语气词的数量大大减少。该书注重姚秦译经语气词的语法功能、产生及发展变化的原因和机制，虽然某些地方不乏粗糙处，却不失为一部较好的助词研究的专著。该书有两大优点：①材料新。专门以佛经材料为语料进行语法研究的专著寥寥可数；佛经材料却有着特殊性，一方面口语程度较高，还夹杂有方言等因素；另一方面在翻译时必然受梵文影响，可看作是一种非自然产生的独特变体。研究佛经的助词确实能看到很多新的语言现象，如书中对“看”“为”“时”等的分析。②较好地利用了语法化、认知语法等理论，该书属于专书语法研究，却不局限于姚秦译经，能够上联秦汉、下推隋唐，对助词的发展演变研究较有说服力。历时语法的研究重在探讨语法现象发展演变的规律，该书有些结论可以商榷，不过从本书可以看到龙国富在这方面的努力。
此外如语气词“也”，在上古汉语中主要表静态的肯定和判断，但是到中古时期，又可以用来表动态的判断和说明，与“矣”有点相似。关于“也”的这一特点，已经有很多学者作过探讨，最近陈前瑞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解释[74]，我们后面还有介绍，此处不赘。
（三）唐五代语气词的研究
在汉语史分期中，唐代是争议最大的一个时期，或划入近代汉语，或归入中古汉语。有争议源于这一时期的特殊性：承上启下，语气词的发展演变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在下面的综述中，我们不拘泥于汉语史的分期，凡是有关唐五代语气词的，都将择重点进行介绍、分析。
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共研究了“了”“来”“去”“生”四个事态助词和“聻”“那”“在”“里”四个语气词[75]。曹的研究非常务实，材料选取得当，加上能够有意识地联系整个语气词系统来考察，结论大多可信。曹的另一个优点就是注意语法格式。语气词的产生、发展、消亡都是在一个个语法槽里完成的，单个、静止地看一个语气词，有时会得出一些错误或片面的结论，从语法格式来考察语气词，就较有说服力。惜乎本书只是一部分语气词的研究，从书中亦不能看到近代汉语语气词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