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安娜卡列尼娜(第1页)
二、《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主要由两条线索构成。一条写安娜·卡列尼娜和渥伦斯基(亦译“伏伦斯基”)之间的爱情纠葛,展现了彼得堡上流社会、沙皇政府官场的生活;另一条写列文的精神探索以及他与吉娣的家庭生活,展现了宗法制农村的生活图画。
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中关心的是家庭问题,但家庭的冲突是与时代的矛盾、社会生活的激流密切联系的,主人公的生活历史被纳入时代的框架之内,单个人物及其愿望、渴求、欢乐和痛苦是时代与社会生活激流的一部分。作者在描写现实生活时强调了习以为常、故步自封的社会关系对人的沉重的压制,这种压制使人的个性和生命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小说以史诗性的笔调描写了资本主义冲击下俄国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的躁动不安,展现了“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时代的特点。小说的悲剧气氛、死亡意识、焦灼不安的人物心态,正是人物同环境发生激烈冲突的产物。这种焦虑不安的气氛正是“一切都混乱了”的社会的特点,也是处于“阿尔扎玛斯的恐怖”之中的托尔斯泰自身精神状态的艺术外化。
安娜是一个坚定地追求新生活,具有个性解放特点的贵族妇女形象,她的悲剧是她的性格与社会环境发生尖锐冲突的必然结果。在作者的最初构思中,安娜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但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改变了这种构思,赋予了安娜许多令人同情的和美的因素。安娜还是少女的时候,由姑母做主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省长卡列宁。卡列宁伪善自私,过于理性化而生命意识匮乏。他的主要兴趣在官场,是一架“官僚机器”。相反,安娜真诚、善良、富有**、生命力强盛。在和渥伦斯基邂逅之后,她那沉睡的爱的**和生命意识被唤醒。此后,她身上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生活的热切向往。
安娜的不同凡响,首先在于她不屈从于她认为不合理的环境,勇敢地追求和保卫所向往的幸福生活。对渥伦斯基的爱激起了她对真正有价值的生活的强烈渴望,她不愿再克制自己,不愿再像过去那样把自己身上那个活生生的人压下去。“我是个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这是觉醒中的安娜坚定的呼声。安娜对生活的这种渴求是有其合理性的,这不仅可由人的自然天性来证明,而且可由压制她的那个自私伪善的上流社会本身来证明。安娜在渥伦斯基的爱中看到了生命的意义,并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她拒绝丈夫对她的劝说,反抗丈夫的阻挠,冲破社会舆论的压制,公开与渥伦斯基一起生活。她对爱情自由的执着追求,表现出其性格的果敢和心灵的本真。
然而这种反抗本身决定了安娜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她和渥伦斯基一起到国外旅行,尽情地享受了爱的幸福与生活的欢乐之后,对儿子的思念之苦和来自内心的谴责之痛逐渐使她难以忍受,来自社会的压力也使她悲剧的阴影日益扩大。社会已宣判了她这个胆敢破坏既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人不受法律保护;上流社会拒绝接受这个“坏女人”;作为一个母亲,她因“抛弃儿子”而遭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说她为了“卑鄙的情欲”而不顾家庭的责任。凡是构成她幸福生活的东西,都遭到了严厉的抨击。充满欺骗与虚伪的上流社会对安娜的要求是十分苛刻的,安娜的处境也就十分严峻了,她失去了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和可能,她的内心矛盾不断加剧。她一方面不顾一切地力图保卫和抓住已得到的爱和幸福;另一方面心底里又时时升腾起“犯罪”的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惧感、危机感愈演愈烈。这种内心的矛盾与痛苦说明了她爱的追求的脆弱性,也是导致她精神分裂、走向毁灭的内在原因。最后,失去一切的安娜绝望地想在渥伦斯基身上找回最初的**和爱,以安慰那破碎的心,但渥伦斯基对安娜近乎苛刻的要求越来越反感,这使安娜的心灵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以致走上了卧轨自杀之路。安娜无法在这个虚伪冷酷的环境中继续生存,只能以死来表示抗争,用生命向那个罪恶的社会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和控诉。小说也因此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
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安娜的追求合乎自然人性,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从宗教伦理道德观来看,安娜又是缺乏理性的,她对爱情生活的追求有放纵情欲的成分。所以,在小说中作者对安娜既同情又谴责。他一方面没有让安娜完全服从“灵魂”准则的要求,去屈从卡列宁和那个上流社会,而是同情安娜的遭遇,不无肯定地描写她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自由爱情的追求;但另一方面又让安娜带着犯罪的痛苦走向死亡。“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就是作者一贯探索的那个永恒的道德原则,是维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善与人道。安娜的追求尽管有合乎善与人道的一面,但离善与人道的最高形式——爱他人,为他人而活着——还有相当的距离。这就是作者对安娜态度矛盾的根本原因。
卡列宁是一个伪善、僵化、缺少生命活力的贵族官僚的形象,小说通过这一形象严厉批判了那个腐朽的沙皇封建制度和上流社会刻板、虚伪的道德规范。卡列宁平常严格地按照既定的社会规范生活,他遵守法规、忠于职守、作风严谨,因而被上流社会称作“最优秀、最杰出”的人。然而,正是这个官僚队伍中的“优秀人物”,却是一个僵化的、生命意识匮乏的人。他的这一本质特征与渴望自由、不肯循规蹈矩、富有生命活力的安娜的形象正好相反,而与那个僵死的、保守的和平庸的社会环境则恰恰一致。所以,卡列宁从内心深处难以接受安娜的生活准则,正如安娜难以接受卡列宁一样。他因为有环境的支持便总摆出绝对正确、居高临下的架势。他总是以社会所允许的宗教和道德规范逼迫安娜就范,给她设置种种障碍;他既不考虑自己的情感需要(实际上根本没有这种需要),也不考虑安娜的情感需要。在他的内心世界,跳动着的是一颗既不敢同外界抗争,又企图占有一切的猥琐、卑怯的灵魂。当安娜向他请求离婚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才能去掉由她的堕落而溅在他身上的污泥”,从而不使他的前途与地位受到影响。也正是出于这种自私的考虑,他不同意离婚,这样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关系就是不合法的,就会招来上流社会对她的谴责与抛弃,这无疑等于置安娜于绝境。而他倒认为这是他对安娜的宽恕与拯救,因为他对犯了“罪”的安娜是那样的不计前嫌、宽宏大量,因而他是那么地道德高尚,富于宗教之心。这是何等残酷的虚伪!卡列宁以及由他这样的人组成的贵族社会无疑是冷酷无情地戕杀安娜、戕杀自然人性的杀人机器。
列文是一个带有自传性的精神探索者形象,他是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条件下力图保持宗法制关系的开明地主。他习惯于用批判的眼光评价现实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原则,探究人的生活中不可动摇的道德基础。他不愿按照周围的人教给他的那种方式去生活,不怕背离人们普遍认可的时髦的东西,不怕违背上流社会认为高雅的道德准则,在生活中走自己的路,根据自己的信念去行动,追求合乎自己理想的生活。在这点上,他与安娜有精神内质上的相通与一致性。最后,他从宗法农民弗克身上领悟到,生活的意义在于“为上帝、为灵魂而活着”;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要不断进行“道德自我完善”“爱己如人”,感到“上帝”在我心中。列文的痛苦探索和最后结局,反映了作者的思想状态,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作者“托尔斯泰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色的心理描写,人物的心理描写是整个作品艺术描写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小说注重于描述人物心理运动、变化的过程,体现出“心灵辩证法”的主要特点。精神探索型的人物列文的心理过程是沿着两条路线发展的: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的探索和对个人幸福、生命意义的探索。在农事改革上,他经历了理想的追求到失败后的悲观;在个人生活上,他经历了爱情上的迷恋、挫折、失望到婚后的欢乐、焦虑、猜忌、痛苦,最后在宗教中找到了心灵的宁静。他的心理运动是伴随着精神探索的历程有层次地展开的。小说对安娜的心理过程的描写,则侧重于展示其情感与心理矛盾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她一方面厌恶丈夫,另一方面又时有内疚与负罪感产生;一方面憎恨伪善的上流社会,另一方面又依恋这种生活条件;一方面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另一方面又感到恐惧不安。作者把她内心的爱与恨、希望与绝望、欢乐与痛苦、信任与猜疑、坚定与软弱等矛盾而复杂的情感与心理流变详尽地描述出来,从而使这一形象具有无穷的艺术感染力。
除了对人物一生的心理运动过程的描述之外,小说中还有许多对人物瞬间心理变化过程的描述。这类描写往往准确、深刻地披露了特定情境中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例如,小说在写到列文第一次向吉娣求婚时,关于吉娣内心变化的那段文字,是十分精彩的。在列文到来之前,吉娣欢喜地等待着,从外表的平静、从容、优雅显示了内心的镇静。当仆役通报说列文到了时,她顿时脸色苍白,内心是惊恐万状的,以至于想逃开。她虽喜欢列文,但更喜欢渥伦斯基,因而她必须拒绝来求婚的列文,但这又使她感到内疚与痛苦。见到列文后,她又恢复了内心的平静,她已决定拒绝列文,但她的目光中又流露出希望被列文饶恕的内心祈求。吉娣在见到列文前后这短暂时间内的心理流程,是多层次的,作者对人物内心变化的把握十分准确。
其次,小说善于通过描写人物的外部特征来揭示其内心世界,一个笑言,一个眼神和动作,都成了传达心灵世界的媒介。作者认为,人的感情的本能和非言语的流露,往往比通常语言表达的感情更为真实。因为语言常常对各种感受进行预先的“修正”,而人的脸孔、眼睛所揭示的都是处于直接的、自然的发展中的情感与心理。这种直接的、自然发展中的情感与心理是作者热衷于捕捉的。安娜具有被压抑的生命意识,灵魂深处才蕴蓄着**漾的**,时不时地通过无言的外在形态流露出来,使她富有超群的风韵与魅力。小说第一部第十八章中写到安娜与渥伦斯基在车厢门口打了一个照面,两人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看对方。接着,作者从渥伦斯基的视角描写了安娜。这段描写中,作者重点抓住了安娜的脸部表情和眼神,发掘出女主人公潜在的心灵世界。“被压抑的生气”正是安娜悲剧性格的内在本原,这种生气与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制力构成她内心的矛盾冲突,丰富的情感被理智的铁门锁闭着,但无意中又在“眼睛的闪光”、脸上的“微笑”中显露出来。安娜形象的美主要源于她那丰富的情感与心理世界,这种描写也常见诸其他人物身上。
最后,小说通过内心话语的描写直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托尔斯泰之前的作家描写人物的内心话语往往是条理化、程式化和规范化了的,具有连贯性和逻辑性,而托尔斯泰描写的内心话语则常常表现出不规则、间断跳跃和随机的特点,使所揭示的心理内容更真实、自然和深刻。小说对自杀前安娜的内心话语的描写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这段内心独白先写安娜死的念头,接着是回忆她和渥伦斯基的争执,然后拉回到眼前的面包店,随之又联想到水和薄烤饼,再接着是回忆她17岁时和姑母一起去修道院的情景,随后又想象渥伦斯基在看到她的信时的情景,突然,那难闻的油漆味又使她回到现实中来。作者把人物的视觉、嗅觉、听觉等不同的感觉因素同想象、记忆、意志过程等知觉因素以及悔恨、羞愧、恐惧、痛苦、希望等情感因素交混在一起,心理流变呈现出时空交错、非规则、非理性的特征。这段内心话语把处于生与死的恐惧中的安娜那复杂而混乱的情感与心理内容真实地展现了出来。
思考题:
1。简述《战争与和平》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
2。怎样认识《复活》中男女主人公的复活?
3。分析安娜的形象。
4。以《安娜·卡列尼娜》为例,谈谈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特点。
5。谈谈托尔斯泰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原典选读
《安娜·卡列尼娜》(节选)
(俄国)托尔斯泰
第七部
28
天气晴朗了。下了一早上的蒙蒙细雨,这会儿刚刚放晴。铁皮屋顶、人行道石板、马路上的鹅卵石、马车上的车轮、皮件、铜器和白铁,一切都在五月的阳光下闪闪发亮。下午三点钟正是街上最热闹的时候。
套着一对灰马的舒适的弹簧马车在飞驰中微微摇晃,安娜坐在车上的一角,在一刻不停的辚辚声中,眼望着窗外瞬息万变的景象,重新回顾这几天来的事件,对自己处境的看法同在家里时完全不同了。死的念头现在对她已不那么可怕那么肯定,死也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现在她责备自己竟这样妄自菲薄。“我求他饶恕。我向他屈服,主动认了错。何必呢?难道没有他我就不能过吗?”她没有解答这个问题,却看起商店的招牌来。“公司和仓库……牙科医生……是的,我要把一切全告诉陶丽。她不喜欢伏伦斯基。这是丢人的,痛苦的,但我要把一切全告诉她。她爱我,我愿意听她的话。我对他不再让步,我不许他教训我……菲里波夫,精白面包。据说他们是把发好的面团送到彼得堡来的。莫斯科的水真好哇。还有梅基兴的矿泉和薄饼。”她回想起好久好久以前,她十七岁那年,同姑妈一起去朝拜三圣修道院。“当时是坐马车去的。难道一双手冻得红红的姑娘就是我吗?有多少东西,当时觉得高尚美好,如今却变得一钱不值,过去的东西再也要不回来了。当时我能相信自己有一天会落到如此可耻的下场吗?他收到我的条子准会得意忘形了!但我会给他点颜色瞧瞧……这油漆味好难闻哪!他们怎么老是造个没完漆个没了的?……时装店和女帽店。”她又看看招牌。有个男人向她鞠躬。这是安奴施卡的丈夫。“是我们的寄生虫,”她想起伏伦斯基说过的话。“我们的?为什么是我们的?可怕的是不能把往事连根拔掉。不能拔掉,但可以忘却。我要把它忘却。”这时她想起同卡列宁的往事,想起她怎样把它从记忆中抹掉。“陶丽会以为我抛弃了第二个丈夫,因此当然是我的不是。我何必要人家说我是呢!我办不到!”她自言自语,伤心得想哭。但她立刻想,那两个姑娘什么事笑得那么开心。“大概是想到爱情了吧?她们不知道这事有多么痛苦,多么卑鄙……林荫道和孩子们。三个男孩在奔跑,玩着赛马游戏。唉,谢辽查!我失去了一切,也不能使他再回来了。是的,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失去一切了。说不定他赶不上火车,这会儿已经回家。我又要低三下四了!”她责备自己。“不,我要去找陶丽,向她坦白:我不幸,我自作自受,全是我不是,可我确实很不幸,你帮帮我忙吧……这两匹马,这辆马车——我坐着有多难受——都是他的,可我以后再也看不到它们了。”
安娜思考着她要向陶丽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不惜触痛自己的心,走上楼去。
“有客人吗?”她在前厅问。
“卡吉琳娜·阿历山德罗夫娜·列文来了。”仆人回答。
“吉娣!就是伏伦斯基恋爱过的那个吉娣,”安娜想,“他对她总是念念不忘。他后悔没有同她结婚。可他一想到我,总是怀恨在心,后悔同我结合。”
安娜到的时候,姐妹俩正在谈论哺育婴儿的事。陶丽单独出来迎接这位打断她们谈话的客人。
“哦,你还没有走吗?我正要去看你呐!”陶丽说,“我今天收到斯基华的信。”
“我们也收到他的电报了。”安娜一面回答,一面回头张望,找寻吉娣。
“他来信说,他不明白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究竟存什么心,但他得不到答复是不走的。”
“我想你有客人吧。可以让我看看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