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双城记（第1页）

二、《双城记》

《双城记》是一部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巴黎和伦敦两大城市。

1775年深秋，马奈特医生被从巴士底狱放了出来，与从伦敦赶来接他的女儿露茜重逢。18年前，马奈特医生被贵族埃弗瑞蒙德侯爵兄弟秘密请去出诊，从而目睹了侯爵企图霸占农家少妇进而害死其姐弟的罪恶暴行。受良心的驱使，他上书告发了他们，然而信件却落入侯爵兄弟之手，于是他被陷害入狱。出狱之后，马奈特医生对自己被囚禁18年的原因始终只字不提。5年以后，露茜和法国青年、埃弗瑞蒙德侯爵的侄子达（亦译“达内”）相爱并结了婚。1792年，达奈从伦敦回法国旋即被捕，逮捕他的人是马奈特医生从前的仆人德发日夫妇为首的革命者。德发日太太就是18年前被埃弗瑞蒙德兄弟害死的农家姐弟的妹妹。马奈特和露茜闻讯从伦敦赶到法国，经多方努力助达奈无罪开释。但当晚，他再次被收监。次日，法庭判他死刑，在24小时内执行。一直爱着露茜、外貌酷似达奈的英国律师卡屯，冒名顶替达奈上了断头台。

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贫富悬殊日盛，贫困受压者不满与反抗情绪急增。作为一个反对一切暴力的博爱主义者，狄更斯唯恐英国爆发革命暴乱，为此写下了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双城记》作为殷鉴。

小说的第二卷、第三卷集中描写了埃弗瑞蒙德侯爵及其家族的罪恶。埃弗瑞蒙德兄弟身上体现着法国革命前反动贵族阶级的典型特征——骄奢**逸、专横残暴、冷酷傲慢。他们利用贵族的特权胡作非为，视人命如草芥，任意**妇女，杀害和监押无辜。埃弗瑞蒙德兄弟的马车压死了小孩，他们只觉得是“一点讨厌的震撼”，抛下一个金币便欲扬长而去。有人把这金币扔回马车，他们就气势汹汹地扬言“要把你们从世界上统统消灭”[8]。人民群众在这种封建专制的压迫下极度贫穷：“在成人和儿童的脸上都深刻着新鲜的和陈旧的饥饿标记，饥饿到处横行”“除了刑典和武器外，并没有任何表示繁荣的事物”。农民只有两种命运，被饿死或囚禁在牢狱里。总之，小说从多种角度形象地反映了18世纪法国贵族统治阶级对第三等级平民大众在政治、经济、人身、精神上的疯狂压迫。在这些描写中，狄更斯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法国贵族统治阶级所制造的那种“没有美德的恐怖”，从而阐明：封建阶级残暴压迫所造成的民众的饥饿、贫困和死亡，乃是革命爆发的根源。

小说描写更多的是复仇者的反抗，也即革命本身。狄更斯分两层展开这方面的描写：一层是城市暴动，一层是乡镇暴动。前者的描写，作者总是用海水、人的海洋、人声的波涛以形容其声势浩大、势不可当。后者的描写，作者着重描写了火——府邸起火、万家点燃的灯火等，以显示星星之火顷刻燎原之势。这两层描写，寓意颇深，皆在说明：水也好、火也好，都和人的感情不相容；革命的浪潮和烈火，达到顶峰，就会泛滥成灾，一发而不可收。事实也正如此，人们可以看到，德发日太太挥刀杀人毫不留情；市政大院里愤怒的民众磨刀霍霍，杀气腾腾；革命法庭将无辜者判处死刑是非难辨；大街上囚车隆隆，刑场上断头机嚓嚓作响，惨不忍睹。这一切都是那样阴森可怖、野蛮凶残、缺乏理性。但是，作者在自序中明确声明，这些情况“宛如确实全部都是我自己亲身的所作所为和所遭所受的一样。”[9]

法国大革命本身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这样一场规模宏大、波及深远、剧烈空前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出现种种偏颇谬误是不足为怪的。何况，它作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其性质本身就决定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城乡劳动者，虽对革命怀有巨大的热情和献身精神，但他们在文化、思想、政治上的褊狭局限必然使其带有极大的狂热性和盲动性。狄更斯写他们外表上粗俗鄙陋，缺乏教养，也写他们复仇时不怕牺牲，对革命事业忠贞执着；写他们在和平生活中令人怜悯，也写他们在革命中令人惧怕。在这样的描写中，德发日太太乃是其着笔最多的人物。她自幼深怀家破人亡之恨，日夜等待着复仇之日的到来；苦大仇深的她天生具有革命性，在革命中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了一员悍将。她没有受过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再加上生性强悍、固执、感情用事，在革命**那万众鼎沸的时候，她丧失理性，成为不分青红皂白的复仇者和野蛮疯狂的嗜杀者。通过这一形象，狄更斯揭示了一种非人的人性，体现了残酷的复仇和暴力。小说仿佛在告诉读者：民众因遭受野蛮压迫而奋起反抗固然有其天然的正义性，然而因仇恨而起的暴力嗜杀本身却因其非理性而远离了革命的正义性——盲目和麻木的杀人，除了制造暴力恐怖，并无法消除邪恶，反而会加剧人与人的仇恨，进而使人的行为更趋邪恶。

狄更斯在小说中做如此描写，关键的不是对革命过失的批评，而是道德上的善恶评判。从他的人道主义道德立场来看，既然人性本善，行恶者是良知的一时迷误，则不能在肉体上毁灭之，而应经由“道德感化”使其人性之善得彰。至于恶行的承受者，即使一时遭到邪恶势力的迫害，也不应以暴抗暴，而应以“仁爱”去化解仇恨。马奈特医生曾无辜被投入巴士底狱18年，出狱后对仇敌的后代达奈非但不计旧恶，还为营救他而四处奔走并蒙受指责。他最终将女儿露茜许配给达奈，表现出宽大与仁爱的高贵情怀。英国律师卡屯深爱着露茜，但因貌似被革命者追杀的贵族后代达奈，他宁愿为了成全达奈和露茜的婚姻幸福而代其上断头台。通过马奈特医生、露茜、卡屯等人物形象，狄更斯表达了以爱化解仇恨，以牺牲自己求得人与人之间和谐的道德理想。质言之，狄更斯的博爱哲学，既否定了贵族统治者的为非作歹的邪恶行为，也批评了革命者暴力复仇的恐怖行为。基于小说着重表达的那种博爱情怀，作者对历史上法国大革命的红色恐怖做了善意的批评。

《双城记》的结构呈网状模式，严整而巧妙。作为一位深受流浪汉小说影响的作家，总体上讲，狄更斯的小说特别是前期小说普遍有结构松散、拖沓的缺憾，但《双城记》则不一样。小说写了三条情节线索：马奈特医生的故事、达奈的故事、德发日夫妇的故事。其中，马奈特医生的故事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小说围绕着马奈特的受迫害展开叙述，纵向又分为“时代”“金线”“暴风雨的踪迹”三部分。第一卷“时代”开宗明义指出“那时和现代是这样相像”，以古喻今，暗示当年的法国和今天的英国在民众受压迫这一点上是极为相似的，小说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开始描写马奈特医生的“复活”。第二卷“金线”从马奈特医生与埃弗瑞蒙德侯爵两头交替叙述，相互对照。埃弗瑞蒙德侯爵及贵族们的残酷压迫造成人民的苦难，激起民众的怨恨；而以“金钱”做比喻的露茜的爱，则使马奈特与埃弗瑞蒙德的后代达奈化仇敌为翁婿，暗示了“爱”对“恨”的化解。第三卷“暴风雨的踪迹”写法国革命后德发日太太对马奈特、达奈等无辜者无尽的复仇所带来的苦难，说明了暴力复仇的不合理性。小说的三条线索通过复杂的人物关系联结成一个网状结构，纵横交错、经纬编织、严整有序。

《双城记》采用侦探小说模式，悬念迭出，富有戏剧性。小说一开始就写马奈特医生的出狱和“复活”，但他为什么入狱？达奈向露西求婚时，医生为什么不让他说出自己的真实姓氏？医生为什么一听说巴士底狱发现昔日犯人的手稿就非常不安？德发日夫妇为什么对达奈如此仇恨？等等。所有这一切扣人心弦的悬念，直到小说结尾达奈第二次受审时德发日太太出示医生当年在监狱写下的控诉书才得以真相大白。狄更斯采用这种侦探小说的结构技巧，使小说情节发展波澜起伏，有很强的戏剧性。

《双城记》具有史诗般磅礴的气势，体现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为了如实地描写法国大革命，狄更斯阅读了大量原始材料，所以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描写十分真实具体。小说以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为背景，描写“无数**的胳膊在空中摇动着，人们挤着、喊着、跳跃着，抢着不知谁分发的火枪、铁条、木棍、长矛等，呐喊声似乎要淹没整个法兰西！”这种壮观的场面描写在小说中屡有出现，为英国文学所罕见。

思考题：

1。狄更斯有哪些重要的长篇小说？

2。分析《双城记》的艺术成就。

3。如何看待《双城记》对法国大革命的描写？

4。为什么说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小说家？

5。以一部作品为例，谈谈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

原典选读

《双城记》（节选）

（英国）狄更斯

第一部第五章酒铺

一个装酒的大木桶掉在当街砸碎了。这个事故是在从大车上往下卸桶的时候发生的，酒桶从车上颠下来，轱辘了一下，桶箍都松开了。酒桶正好轱辘到酒铺门前那些石头上，像核桃壳一样碰碎了。

附近一带忙活着的人也不忙活了，闲待着的也不闲待了，所有人都涌到这地方来喝酒。街上的石头高低不平，棱角不齐，东倒西歪地铺着，让人觉着是故意弄成这样，好把所有踏在上面的活物拐瘸。这些石头把酒圈成了一个一个小小的水洼，每个水洼周围，依水洼的大小而定，挨挨挤挤地围着一伙伙、一堆堆的人。一些男人跪在地上，用两只手捧着呷酒，或是乘酒还没有全从指缝中间流下去的时候，帮着从他们肩膀上伸过头来的女人呷酒。另外一些人，有男有女，用破破烂烂的土陶杯子舀，甚至用女人头上摘下来的头巾蘸，然后往小孩子们的嘴里挤；有些人看到酒流走了，就堆起一道小土岗把酒挡住。有些人按照高处窗口上旁观者的指点左突右撞，把刚开始朝另一些方向流的一小股一小股酒截住；有些人则一个劲儿在那些让酒泡湿了、染上了酒渣颜色的木桶碎片上面舔，甚至还津津有味地嚼那些让酒沤得烂糟糟、湿漉漉的木桶片。这里没有排水沟让酒流走，但却不仅所有的酒都被舀得精光，而且就是烂泥也连同那些酒一起被收拾干净了，所以如果说大街上来过一个清道夫，即使是个熟悉这条大街底细的人，对此奇迹也会信以为真。

在这个抢酒喝的游戏继续进行当中，街上响彻了男男女女还有小孩大笑逗乐的喧哗。这种消遣并不算怎么粗俗野蛮，倒是非常滑稽有趣。其中包含着一种特别的亲善友爱，一种明显可见的人人都想和他人打交道的意愿，特别是那些运气更佳或是心情更好的人还因此嬉笑拥抱，彼此祝酒，相互握手，甚至十几个人手拉手地跳起舞来。等到酒已精光了，那些一度美酒流溢的地方都让手指头耙成横七竖八的方格子，这些表演就消失了，正像它们出现时一样突然。那个男人，刚才把锯扔在了他正锯着的木柴中间，这时又锯了起来；刚才那个妇人把一小盆热炭扔在了台阶上（她本来是想用这个暖暖自己或是孩子冻坏的手指和脚趾的），这时又回到了那里；那些赤着胳臂，披头散发，面色苍白的男人，刚才从地窨子里钻出来，出现在冬天的阳光下，现在又躲开钻下去了；幽暗阴郁又笼罩了这个地方，看来，对这种地方，幽暗阴郁比灿烂阳光更加协调自然。

这酒是红葡萄酒，在巴黎圣安东区狭窄街道上洒出来，浸染了那里的地面。这酒也浸染了许多手，许多脸，还有许多赤脚，而且还有许多木屐。那锯木男人手上的红色印在了木头上；那哺育婴儿的妇人把染上红色的旧包头布又缠到头上的时候，把红色印在了额头。那些将酒桶碎片贪婪咀嚼的人，满嘴像老虎吃了活物一样染得通红；一个爱开玩笑的大汉染了个一塌糊涂，大半个脑袋都露在睡帽那高高的帽筒外边，在一堵墙上，用手指蘸了和着泥的酒渣子涂了个字——“血”。

总有那么一天，那种酒也要流到铺路石上，那种酒也要把那里很多东西染红。

倏忽即逝的一缕微光曾将圣安东圣颜上的乌云驱走，如今，乌云重又笼罩了圣安东区。这里黑暗浓重——寒冷、肮脏、疾病、愚昧、贫困，就是侍奉这位圣者的老爷，他们都是有权有势的华族贵胄，而那最后一位尤为显赫。一个民族，曾经令人毛骨悚然地在磨盘上磨来磨去，受尽折磨，这当然不是寓言中那个把人磨得返老还童的磨盘，他们当中各式各样的人在各个角落里瑟瑟发抖，在每个门口进进出出，从每扇窗口窥伺张望，在每件让风吹得飘来**去的破袍子片里心神不定。那把他们折腾得精疲力竭的磨盘，是把青年磨老的磨盘；孩子们面目苍老，声音悲怆；在他们身上，在他们苍老的脸上，在每一道岁月犁出的旧纹新皱里，都是“饥饿”的标记，到处都是“饥饿”横行。“饥饿”给赶出了高楼大厦，钻进挂在竿子和绳子上的破衣烂衫，“饥饿”同草秸、破布、木片、纸屑一起把这些衣衫补缀起来；“饥饿”附在那锯木人锯子下面的每一块小小的木柴上；“饥饿”从断了炊烟的烟囱上目不转睛地俯视，沿着污秽的街道起步，那里的垃圾堆中，没有一点可以充饥的残渣余屑。“饥饿”镌刻在面包铺的货架上，写在它那货存匮乏的每一小块发霉变坏的面包上；在腊味铺里，写在每一份专供出售的死狗肉制品上。“饥饿”这副枯骨架子在滚筒里的炒栗子中间吱嘎作响；“饥饿”碾成了颗粒粉末，撒在每一小盘仅用难得的几滴油煎过的带皮土豆片里。

它在一切与它鱼水相得的地方流连不去。一条狭窄弯曲的街道，充满罪过和恶臭，与其他一些狭窄弯曲的街道纵横交错，到处都是穿着破衣烂衫，戴着睡帽的人群，并且到处都是破衣烂衫和睡帽的臭味，而所有看得见的东西都以阴凄凄的眼光看着这些面带病容的人。即使在走投无路的神色中，也还有一种困兽犹斗的想法。尽管他们无精打采，羸弱不堪，他们当中仍然不乏冒火的眼睛，不乏紧闭得发白的寡言罕语的双唇，也不乏拧成像是他们就要引颈自受或使人受刑的绞索似的眉头。商业招牌（它们几乎和店铺一样多）全都是表示“匮乏”的丑恶图画。屠夫肉商涂抹的只是瘦骨嶙峋的带骨肉；面包师傅涂抹的是粗粝不堪的一点儿面包。信手乱画出来的酒铺里的酒客，对着盛有寡酒的小酒杯大发牢骚，在一起蹙眉低语。除了家什和武器，任何东西都显得不景气，但是，刀具商的刀斧刃利锋亮，铁匠的锤子结实沉重，枪械匠的枪杆杀气腾腾。拐角的石头路面，到处是泥坑水洼，根本没有人行便道，都是径直对着各家门口。流水沟为了弥补这种不便，直通到街心……不过是在它真流水的时候，这得是暴雨过后，此时它就像莫名其妙地抽起风来似地，一股一股涌进各家屋子里。从条条长街的一头到另外一头，每隔很远，有一盏粗陋的街灯，用绳子和滑轮吊着；到了晚上，点灯的人把这些灯放下，点着，再把它们吊上去，一束微弱的灯光就在头上半死不活地摇来晃去，仿佛是在海上。它们确实是在海上，而那只船和全体船员正面临风暴的危险。

那一带这些褴褛憔悴的吓鸟草人无精打采、饥饿难挨，看着点灯的人已经看了那么长时间，总有一天他们会看着看着想起了要改进他的点灯方法，用那些绳子和滑车把许多人吊起来，好把他们那暗无天日的生活照亮。但是现在这一天还没有到。每一阵掠过法兰西的风虽然把这些草人的破衣烂衫吹得翻飞抖动，也是枉然，因为歌喉婉转、羽毛丰美的鸟儿并不听从警戒和教训。

这家酒铺设在街拐角上。外表比大多数别家酒铺都像样，等级也高些，酒铺老板早就站在门外，穿着黄背心，绿马裤，看着大家争先恐后争着喝那些洒出来的酒。“这不是我的事儿，”他最后耸了耸肩膀说。“这是市场的人弄的。让他们再送一桶来。”

他的目光突然碰上了正在那儿涂写戏语的那个爱开玩笑的大汉，就隔着马路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