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史致用 助益革命（第2页）

（三）总结历史的经验，以助益革命政略

国粹派通史致用的思想，同样鲜明地体现在总结历史经验以助益革命政略上：

1。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教训

1903年章太炎在《革命军序》中就曾指出：“洪氏之败，不尽由计画失所，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39]。提醒人们注重革命实践。1906年他为禺山世次郎撰的《洪秀全演义》作序，又不仅肯定太平天国的事业，而且主张“尊念洪王”，以唤起人们对“国家种族之事”[40]的关切。但从总的看来，国粹派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总结，以黄侃《哀太平天国》一文为最重要。黄侃认为，太平天国败亡，其误有三：其于首义之时，借鬼神发难，不失为策略；但义旗既揭，“宜熟审民怀，概然捐其西方天国之教，以毋惊黎庶”，然计不出此，典章文告尽仿基督教，致使万方解体，此其一；建京后，以为大功将成，君臣争权内讧，“以成覆亡之祸”，此其二；将士多出草莽，无知无识，漫无纪律，民间寒心，此其三。应当说，黄侃的概括颇具尖锐性。尤其是第一点。强调太平天国固守基督教的范式，无视民族文化传统与社会心理，结果脱离民众，是其致败的重要原因，更表现独到的见地。同时，黄侃进而强调，革命党人当以太平天国为“龟鉴”，观其所失，“勿蹈其覆辙”，并提出以下见解：“治国化民，不可不资于学；安众齐人，不可不慎于教；整军经武，不可不持以人；兢利而互争者，必败之道也。怙权而不恤，众将不忍之”[41]。这即是强调，革命党人当提高自己的学识素养，出以公心，知人善任。要记取不恤下情、争权夺利，乃是自取败亡的历史教训。黄侃“哀太平天国”，从其失败中引出这些历史教训，对于革命党显然是具有借鉴的价值。

2。反对“借权督抚”说

同盟会成立后，由于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失败，和客观上清廷借预备立宪削减地方督抚权力，扩大了内外的矛盾，在革命党中“借权督抚”说，一时颇为盛行。它反映了某些党人意志的薄弱，章太炎最早看到了此一问题的严重性。1906年他在《民报》周年纪念上演讲，就尖锐地指出这是“一种魔障，不可不破”。他不仅强调“借权说”企图“舍难取易”，是一种连强盗、会党都不如的“下劣的思想”，而且引历史经验证明它不过是一种空想。他说，从历史上看，从来藩镇不是逼到无路可走，断不轻易造反。吴三桂是决心步石敬瑭后尘，甘当儿皇帝的，只是后来撤藩，兵权尽失，才激成大举。现今的袁世凯，清廷不敢轻动，就是动其一人，北洋将校无恙，“一人愿革命，人人都不愿革命，这是万不得成的”。尤其可贵的是，章太炎还进而指出，督抚革命即便有成，于革命也是有害而无益：“且看从古革命史，凡从草茅崛起的，所用都是朴实勤廉的人士，就把前代弊政一扫而尽；若是强藩内侵，权臣受禅，政治总与前朝一样，全无改革。因为帝王虽换，官吏依然不换，前代腐败贪污的风俗，流传下来，再也不能打扫。”所以，他告诫人们，当彻底打消“借权”思想，不怕万难，去建设中华民国[42]。章太炎的主张，反映了他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其时一些人还担心，督抚权削，革命愈难措手，但章太炎的看法正相反：历史经验同样已证明，督抚无权，正大有利于革命军。后来的事实证明，清廷行中央集权，扩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离心力，在客观上果然有利于革命的发难。章的演讲在当时激起了热烈的反响，有力地激励了革命党人的意志。

3。提出革命当重视和依靠农民的主张

从总体上看，作为革命派的一翼，国粹派较革命党中的许多人更看重农民问题。章太炎的《訄书》中的《明农》、《定版籍》，就是专谈农民问题的。尤其在后一篇文章中，章太炎记叙了自己与孙中山间关于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讨论。孙中山认为，为了避免“贫富斗绝”的现象，应当实行“不稼者不得有耕田”的政策。他说：“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故贡彻不设，不劳收受，而田自均”。章太炎根据历史经验，对孙中山的见解深表支持。他指出，同治年间，冯桂芬为郡人减租，世人传为美谈，至请立祠堂。但在实际上，受益者只在世家大户，无田或少田的农民并未受益。由此可知，要助益农民，根本的问题不在减租，而在均田：“田不均，虽衰定赋税，民不乐其生，终之发难”。而所谓减租，也“适足以资富疆”而已。为此，章太炎甚至设计了《均田法》。这说明，在地主与农民的对立中，章太炎是同情和站在农民一边的。不过，借鉴历史，明确提出革命党当联合农民革命这一重要思想的，却是刘师培与黄侃。

刘师培在他的《悲佃农》[43]中指出，中国自古迄今，授田之法，均属失平。这从文字训诂中可以看出来：“富”、“蓄”二字，从“田”；“私”、“积”二字，从“禾”；可见古代以田谷多少区分富贫。后贵显者将力农之役转属苗民。“民”古训为“苗黎”，“氓”为农民；而“氓”从“民”声，民、氓互训，则苗民与农仆同。细以劳逸之殊，定尊卑之制，自古已然。同时，刘师培在作了详故考证之后还指出，从周代的井田制开始，中国历代田制都无非是体现着“以野人养君子”的不平等制度。其中，又以清代为尤甚。因此，他认为，土地原为一国所共有，理当为国人所共享。今同为国民，却有多寡有无之别，是为“地权之失平”。劳动之人，义务重而权利轻，徒手坐食之人则反之，且高踞前者之上，是为“人权之失平”。所以，处今之世，要实现共和平权，首先必须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而要做到这一点，又非发动农民革命不可：“然欲籍豪富之田，又必自农人革命始”。刘师培相信，从陈涉以降，农民起义不绝于史，已足证中国农民“非不足以图大举”。革命的成功，公理的昌明，实最终有待农民革命的崛起。黄侃在《哀贫民》一文中也指出，广大贫民的痛苦，根源在“富人夺之”。他大声疾呼，要实现“平等之真”，贫民当奋起革命，推倒富人：“殪此富人，复我仇雠，复平等之真，宁以求平等而死，毋汶汶以生也。事之济，贫民之福也。若其不济，当以神州为巨冢，而牵率富人与之共瘗于其下，亦无悔焉尔。哀哉贫民，盍兴乎来”！[44]

无视农民革命力量的存在，脱离以至于抵拒农民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伤。上述章太炎、刘师培、黄侃对农民土地要求的关注和主张联合农民革命，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尽管它未被施行，但其自身的意义并不因此减弱。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国粹派是革命派中擅长以史为武器无可或替的一翼。可以这样说，如果说国粹派的文化观使其在近代文化史上独树一帜；那么他们在近代革命史上的地位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缘其“通史致用”的结果。

[1]邓实：《国粹学报发刊辞》，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2]刘师培：《论古学出于史官》，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3]邓实：《明末四先生学说·序》，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3期。

[4]《资治通鉴》卷69，“臣光曰”。

[5]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三。

[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

[7]马叙伦：《中国民族主义发明家黄梨洲先生传》，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20号。章太炎《非黄》（见《章太炎全集》（四））一文，对黄有所批评，但在《冥契》（《訄书》重订本）中，则夸其“圣夫”！

[8]邓实：《顾亭林先生学说》，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3期。

[9]章太炎：《答梦庵》，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398页。

[10]刘师培：《中国民约精义》卷2，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6册；马叙伦：《中国民族主义发明家黄梨洲先生传》。

[11]章太炎：《菿汉微言》，见《章氏丛书》。

[12]林獬：《国民意见书》，载《中国白话报》，1903年，第5期。

[13]马叙伦：《古政通志·民族志序》，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3期。

[14]刘师培：《两汉种族学发微论》，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1期。

[15]黄节：《春秋攘夷大义发微叙》，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8期。

[16]黄节：《黄史·总叙》，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

[17]刘师培：《中国民族志》，第8章“白人之侵入”，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17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