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无用者君学也而非国学（第2页）

国粹派相信不同民族的文化间的交往，是推动文化进步的重要条件，西方吸收希腊、罗马文化，日本吸收中国、西方文化，结果“文明远过其本”[36]，就是明证。但中国历代统治者却孤芳自赏，虚骄自大，倡“夷夏之防”，定中外之界，结果作茧自缚：“承平日久，外患渐消，骄慢之志成，自尊之心启，不曰王者无外，则曰一统之尊，称己国则曰中华，称邻国则曰夷狄，一以启轻敌之心，一以阻交通之进步。此欧人东渐以来中国所以不振也。”[37]邓实将人群进化分为“一统时代”、“小通时代”、“大通时代”三个时代。一统时代，“群治限于一国”，以同一民族立于同一政治、宗教之下，“无有外境之感触”；小通时代，为多国互通的时期；大通时代，则无国界，全球文明融为一体[38]。他认为，中国在近代之前两千年，始终未出“一统时代”，故其文化沉沉一线，无大进化。黄节则从东西方民族交通史的角度，强调不能吸收外来文化，是造成包括中国在内东方文化衰退的主要原因，视野更加开阔。他指出，东方文明虽在14世纪前远迈西方，但东方民族终不懂得当吸收西方文明以自光大。古代波斯、阿拉伯西征，其势力都曾进抵欧洲，“然未尝载欧洲文明之一物以归”；相反，亚历山大东征，通过媾婚波斯帝女，却能使亚洲风俗输入希腊，“不可谓非智识交换之明效”。及十字军东征，西人目睹东方文明之瑰丽，惊惧之余，自愧不如，终能吸收东方文明之营养，而后来居上。黄节因此认为，东方固为“文明所自出”[39]，西方可称文明“吸收之者”。但东方文明既不能自我光大，又不能吸收外来文化，其陷于衰败是不可避免的。古代埃及、巴比伦的灭亡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文化至今久衰不振，原因也正在这里。

邓实等人的上述见解，自有偏颇。邓实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笼统地说成是处于“无有外境之感触”、自我封闭的“一统时代”，显然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中国早在汉代就出现了张骞“凿通西域”的壮举，魏晋以降，印度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国；到唐代，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愈加四通八达，经中亚有力地沟通了东西方文化。中国民族正是通过广泛吸收外部文化的养料，创造了自己灿烂的古代文化。与此同时，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化也传到了欧洲与世界，为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当说，古代中国曾是中外文化交往十分活跃且富有成效的时期，即便到了明清之际，由耶稣会士传来的西方文化，也仍然为中国所欢迎。中国真正割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陷于孤陋，那是有清一代实行闭关自守政策以后的事情。因此，君主专制时代与文化上的封闭时代，不是等同的概念。同样的道理，黄节把东方文化说成是保守型的文化，视西方文化为吸收创造型文化，也是不科学的。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强调文化的发展不可能是封闭式的自给自足，而只能在与外来文化进行积极的交往、竞争和融合的过程中求不断的发扬光大，却是正确的。至于他们指出闭关自守和坚持“夏夷大防”的传统观念，曾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无疑又切中了问题的肯綮。

（四）社会经济的落后

国粹派是相信“文化决定”论的，但他们显然也受到了其时颇为盛行的“实业救国”论的影响。所以，邓实等人有时也看到了中国文化的衰微与社会经济危机间的内在联系，强调文化是社会的“表层”，实业即社会经济才是其根基，并指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的原因，除了西方是“民主政体”，中国是“专制政体”之外，还在于前者“以工商立国”，后者“以农业立国”，中国实业即社会经济实力不如人。

邓实认为，时至20世纪，“立国之要素”是实业。一国之强弱，不在其“表层”的政治法律制度文物，而在于作为社会根基的“实业社会”。因此，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进步与否，首先必须考察其社会实业发达的程度：“入于其野，烟突巍巍，汽笛鸣鸣，黑云蔽空，炽铁川流；观于其都，铁轨纵横，汽车络绎，电杆森矗，珠网盘丝，则可谓强国也已矣。入于其野，五金之产遗弃满地，民皆游手，百利未兴；观于其都，市镇荒凉，旅况寂寞，廛无才商，场无才工，则可谓弱国也已矣。”海通以来，在欧美“工商业之风潮”的冲击下，以农业立国的中国社会经济愈形凋敝，“举目环顾，公私赤立，上下交困……阛阓骚然，道殣相望”。长江内河外轮成行；数十里高墙连绵，为外国工厂；市景繁华为外国租界，高马快车、颐指气使者是外国公司洋东。反观蓬头垢面、如蚁如蝗者，无非是“支那小工”，“肩挑也，执役也”。所以，中国落后说到底是经济实业不如人。在工商疲敝、器用匮乏、民生凋零的情况下，即便军舰如鲫，学校如林，宪法四张，议院高矗，在天演场中都是无济于事的。所以他主张，志士仁人对于国家社会的神圣天职，就在于振兴实业，“而图吾种材性之发达”[40]。同时，在刘师培、林獬主编的《中国白话报》上刊有一篇小说《娘子军》。作者借主人公的口强调革命宣传要靠文学家，但革命收功却在实业的见解，也值得重视：“我这女学校的宗旨，第一注意是精神教育，第二注意是那实业科学上着实讲求。欧洲各国鼓吹革命的，固然靠着一般文学家，其实革命收功，却都在那实业社会。”[41]实业救国论固然并不科学，但邓实等人将中国文化的落后与社会经济的凋敝相联系，强调发展文化须改造“农业立国”的传统，以发展工商实业为基础，却不失为深刻。但遗憾的是，并非多数的国粹派都看到了这一点；而且，邓实等人虽指出了这一点，却也未能将之坚持下去，生发开来。这样，国粹派的目光终究不过停留在社会的“表层”上，其文化视野，不能不受到局限。

为要理解国粹派上述对中国文化衰弊的反思具有怎样的时代高度，将之与梁启超的见解相比较，显然是必要的。1902～1903年间梁启超发表的《新民说》，是其时反思中国文化具有代表性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重要著作。在《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一节中，梁启超将中国文化衰弊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①“大一统而竞争绝”；②“环蛮族而交通难”；③“言文分而人智局”；④“专制久而民性漓也”；⑤“学说隘而思想窒”[42]。将国粹派和梁启超的见解两相对照，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导致中国文化衰弊的原因的判断，在涉及的具体方面而言，虽然不尽相同；但二者都强调专制政治、思想禁锢和缺乏外部文化竞争诸原因，在根本点上却又是相似的。这说明他们对问题的认识正处在同一层面上。不过，二者的差异也是应当看到的：其一，就已涉及的问题而言，鲜明及尖锐的程度有不同。例如，在国粹派中不仅有章太炎等人直斥孔子之非，就是邓实等人对儒学独尊为虎作伥的挞伐也十分激烈（尽管是指“伪儒学”）；反观梁启超，不仅肯定“孔教之良，固也”，而且虽也批评儒学独尊，但强调的是“学说隘而思想窒”，未能指明其作为君主专制工具的实质。其二，解决问题的着眼点不同。国粹派认为，中国文化的衰弊，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专制制度本身，而非在民：“非吾民之过，而握玺戴冕居高位以治吾民者之过也。”因此，要复兴中国文化，根本一点就在于“改革其愚民之旧政权，而听民之自求其智而已”[43]。即推翻以清廷为代表的现存的君主专制政权，实现国民的民主与自由的权利。他们相信，随着民主共和的建立和文明的善果复归国民所有，中国文化必将复兴，因此对中国民族自失信心是毫无根据的。邓实这样写道：“天下大势既由君而趋于民，则其制度、文物、人才、学术、历史、宗教，亦必由君归于民。势之所趋，虽有圣智不可与逆，必欲逆之，则其祸必至横溃决裂矣。呜呼，过此数十年以往，吾知黄民之子孙，生太平文明之世，必有大息悲伤其时矣。”[44]这即是说，文化复兴须与共和革命相联系。梁启超虽然也讲“破坏主义”，甚至表示在不得已情况下，行“有血之破坏”。但他同时又强调，自己的主张不同于“‘瞎闹派’之革命”，而可以设想为曾国藩所能行的“破坏”[45]。梁启超强调“新民”，其深刻之处，已有许多论者指出；但在当时条件下，拒绝对君主专制的清政府实行革命，“新民”终究不过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善良的愿望而已。这说明，国粹派与梁启超的文化见解，因为受不同政治立场的制约而神采各异，但就其对文化与政治关系的见解而言，应当承认，国粹派毕竟又高出一筹。

国粹派所以为国粹派，不在于他们批判传统，而在于他们在批判传统之后，又更加执著地肯定传统。因此，国粹派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所以在其时独具特色，更主要还在于他们从中引出了十分大胆的结论，发人所未发：“无用者君学也，而非国学。”就是说，所谓衰弊的传统文化，是“君学”而非“国学”，即不是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

邓实指出，忧世之士，睹神州不振，中夏沦亡，无不疾首痛心于“数千年之古学，以为学之无用而致于此也”，但此实大误。“悲乎！其亦知吾国之古学，固未尝用，而历代所用者，为君学乎？”用之无效，始谓无用，国学既未尝用，又怎能断其无用呢？“是故无用者君学也，而非国学。”[46]刘师培则说，人笑国学为无用，“而不知国之不强，在于无学，而不在于有学”[47]。潘博也认为，“国之衰也，乃学之不明，而非学之无用”[48]。国粹派反复重申，中国的衰败不能说明中国“学”之无用，而只能说明“学”之不明，或“无学”。这是基于“国学、君学对立”论的逻辑推断。他们意在告诫人们：现实中国的衰败，不是“国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恰恰相反，它是“君学”、“异学”阻遏“国学”发舒所致。所以，问题的正确提法，不是“国学”（中国文化）有用无用或如何衰败，而是当如何迷途知返，回归“国学”，即寻回隐耀不明或全然迷失的国粹——恢复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

如前所述，国粹派的“国学、君学对立”论是不科学的；现在由此进一步引申出“无用者君学也，而非国学”的命题，更属牵强。但它在国粹派文化运思的逻辑中，却是极重要的环节。因为，据此，他们不仅使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固有价值愈加执著，而且更直接导引出了自己的主张，或最高理想——“古学复兴”论。

[1]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学术独立》，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24号。

[2]邓实：《国学保存论》，载《政艺通报》，1904年，第3号。

[3]某君：《论治乱与文明之关键》，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7号。

[4]黄节：《东西洋交通消长之大势》，载《政艺通报》，1903年，第11～13号。

[5]邓实：《鸡鸣风雨楼民书·民智》，载《政艺通报》，1904年，第6号。

[6]邓实：《鸡鸣风雨楼民书·民德》，载《政艺通报》，1904年，第6号。

[7]邓实：《鸡鸣风雨楼民书·民力》，载《政艺通报》，1904年，第9号。

[8]《祝黄种之将兴》，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1号。

[9]章太炎：《信史下》，见《章太炎全集》（四），6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0]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8页。

[11]章太炎：《原人》，《訄书》重订本，见《章太炎全集》（四），166页。

[12]邓实：《鸡鸣风雨楼民书·民智》，载《政艺通报》，1904年，第6号。

[13]邓实：《鸡鸣风雨楼民书·总论》，载《政艺通报》，1904年，第5号。

[14]刘师培：《补古学出于史官论》，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5期。

[15]邓实：《鸡鸣风雨楼民书·总论》，载《政艺通报》，1904年，第5号。

[16]［德］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熊伟译，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7]李书城：《学生之竞争》，载《湖北学生界》，第2期。

[18]见《大国民之孔子之国民主义》（《湖北学生界》第5期“时评”）；蛤笑《述学卮言》（《东方杂志》第4卷第4号）；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

[19]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79页。

[20]邓实：《国学真论》，载《国粹学报》，第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