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第2页）
相较之下，刘师培对孔子的评说，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更加冷静、平实的氛围。
刘师培认为，孔子及其学说，至少有以下长处：
1。集中国古代学术之大成。他说：“周室既衰，史失其职，官守之学术一变而为师儒之学术，集大成者；厥唯孔子。”[27]这表现为：其一，孔子删定六经，使古代典籍得以保存，“是以孔子者，固得周史学术之正传者也”；其二，兼明九流术数诸学。后儒但知孔子为儒家，是“缩小了孔子学术之范围”，实则孔子兼通道、墨、兵、农诸子之学，故“孔门学术大而能博”[28]；其三，成一家而言。这包括孔门以“仁”与“礼”相联结的伦理学；以“忠君爱民”为核心的政治学；以阐述“性命”为主的心理学；以“因材施教”、“有教无类”为指导思想的教育学等等，推动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
2。兼师儒之长，躬行实践。述而不作者，为儒之业；成一家之言者，为师之业。孔子兼师儒之长：征三代之礼，计《六经》之文，征文考献，多识前言往行，为其通儒之业；成《论语》、《孝经》诸书，衍心性之传，明道义之蕴，集中国哲学之大成，为其师之业。而孔子复主经世致用，政教合一，由是其师儒兼备之学，更体现了体用合一、躬行实践的可贵精神。刘师培说：“孔子的为人，是很想切实办事的”。“孔学的好处，都是不架空，句句可以着得实”，[29]与宋明儒者空谈，不可同日而语。
3。品德高尚。孔子希望借人君势力以行其道，但“他们为人也是很有气节的，并不同流合污”。鲁人不归祭肉，即暂去鲁；卫南子教孔子参乘，即暂去卫，就是其有气节的表现。晚年归鲁，未能实现用世之志，但“孔子的用心是没有一天不为百姓的”[30]。
但刘师培也不认为孔子尽善尽美，他指出孔子有以下诸弊：
1。“信人事而并信天事”。孔子固重人事，但又曰“畏天命”，“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可见他并未尽脱古人的迷信观念。
2。“重文科而不重实科”。孔子曰“志于道，据以德，依于仁，游于艺”。《易》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足见孔子“以道为本，以艺为末”，轻视实验科学。惟其如此，孔门弟子除传六经之外，“无一能言及各数质力者矣”[31]。
3。“有持论无驳诘”。孔子不喜欢弟子质疑，于颜子不违如愚，则称好学；于宰我、子质好问，则斥之。有听受而无问难，既反映了孔子不懂伦理学，于“辩诘之法，杳然无闻，而理论之是非亦无从辨别”，也反映了“孔门之专制”。
4。“执己见而排异说”。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是为儒家“排外之鼻祖”。孔子因“论政不合”诛少正卯，是学术专制，“不能为孔子讳也”。其后孟子斥杨墨，荀子作《非十二学》，李斯焚儒，宋儒讲道统，无不与孔子一脉相承。“学术定于一尊，于学术稍与孔孟异者，悉以非圣无法罪之”[32]，于中国之害亦大矣。
5。多“迂阔之论”。孔子政治学以德为本，以政刑为末，“视法律为致轻”。但处乱世，“断无舍法律可以治民之理”。这是他不如法家之处。孔子尊君权，又欲君采众议，而戢**威，“夫人君既将统治之权，无法律以为之限，而欲责其爱民，是犹授刃与盗，而欲其不杀人也，有是理哉”！此其一；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为以利与义不两立。此为后儒进一步发展，宋儒且谓“存天理，灭人欲”，“由是以利己为非，并以兴公利为不然”，压制人性，束缚生产，为祸之烈，莫此为甚。此其二；孔子讲尊王贱霸，胜残去杀，因而主去兵。孟、荀继之，倡“善战者服上刑”。这虽有矫乱世殃民之处，“然竞争既烈，犹欲以德服人，是犹诵孝经以退羌胡，执春秋以惧乱贼也。儒效迂阔，此其一端”[33]。中国民族不武，实肇端于此。此其三。
平心而视，刘师培论孔子的某些具体见解未必精当，且不乏前后矛盾之处，但从总体上看，还是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四）结语
在20世纪初年，孔子论约分三类：主立国教的尊孔论；力攻腐儒误孔误国的“真假孔子”论；倡“孔丘革命”的排孔论。前二者已如上述，后者为以《新世纪》杂志同人为代表的少数激进的革命党人所倡言。他们主张全盘否定孔子，虽不无振聋发聩之处，但究因缺乏国学功力，多停留在标语口号式的肤浅层面，影响也自有限。
晚清国粹派认孔子是学者而非教主，是人而非神，力斥孔教之非，反对尊孔论；他们也不赞成全盘抹杀孔子，又与排孔论者异趋。国粹派的见解并不完全一致。邓实诸人力申孔学、君学之辩，未超出“真假孔子”论的藩篱；章太炎、刘师培不仅鲜明地指出了孔子有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一面，而且登堂入室，对孔子及其学说作了大胆的批评（当然也不一致），则又超越了“真假孔子”论。就章、刘为国粹派两大主帅人物和其撰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言，他们的孔子论，既否定了传统孔子的权威，促进时人的思想解放，同时也开创了近代中国从学术意义的层面上重新研究孔子的先河，因而也最能体现国粹派作为革命派兼学者的双重品格，而在其时独树一帜。
由于孔子成为千年封建专制的精神支柱，在近代历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中，对孔子的不同认知（或利用），便往往鲜明地凸现出一个人或一个派别不同的政治取向。这在辛亥革命时期，尤其是如此。简单地将尊孔与反孔视作革命与反动的分水岭，固不可取；但从思想文化观念上看，其时主张尊孔者多保守，反对尊孔，主张俗化孔子和在近代学术意义上大胆重新评判孔子者，多为积极的进取者，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据是以观，晚清国粹派属于后者。那种认为国粹派是革命派队伍中的守旧复古势力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
不仅如此，无论是国粹派俗化、人化孔子，还是其先进者章太炎、刘师培进而“订孔”、“诋孔”和平议孔子，无疑都有力地化解了国人敬畏孔圣人的传统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国粹派论孔子，实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批判孔子，作了必要的思想铺垫。新文化运动的巨子傅斯年说：“章（太炎）先生现在虽然尊崇孔子，当年破除孔子的力量，非常之大”。“中国人的思想到了这个时期，已经把孔子即真理一条信条摇动了。”[34]国粹派是晚清摇动“孔子即真理”这一传统信条的重要力量，是值得重视的。
二、晚清国粹派论清学
清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新的也是最后的一次高峰。因时代条件的缘故，它跌宕起伏，异彩纷呈。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派在近代较比更早更系统地对清学进行了总结，其研究成果在这一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探讨国粹派论清学，不仅为正确认识晚清国粹派所必需，同时对于促进近代文化史的研究也是有益的。
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为代表的国粹派作为革命派的一翼，其在排满革命风潮洪波涌起之时论清学，最初动因显然意在表彰民族气节，以助益排满革命的宣传。故其论清学染上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是不足为奇的。
刘师培在《孙兰传》中提出“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可忘”的民族主义的论学原则，实为国粹派的共识。他指出，孙兰师从汤若望，但拒绝以绝学事清廷，就体现了“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可忘”的圆满。反之，扬光先力诋西学，直声似著于明廷，但仕籍复标于清史，却是本末倒置：“彼斤斤于学术之间衡量夷夏，而出处大节则转舍夏就夷”[35]。此一原则与我们今天所说“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并无共同之处。在国粹派眼里，夏夷之间本无所谓“学术之界”，所谓“学术之界可以泯”，实指中西学无须分畛域；而“种族之界不可忘”，则是强调汉满的界限不可无，士人的出处大节当高于一切。所以这“原则”又不等同于“不事二姓”传统的观念。章太炎说，“同在禹域，则各为其主，无伤也”；但若助夷谋夏，“此则所谓悖德遁天，以训则逆者邪”[36]。
从此种民族主义的原则出发，国粹派对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孙奇逢、李二曲、颜习斋清初六大儒最为崇敬。在他们看来，这不仅在于六人学问博大精深，实开有清一代学术之先河，更主要还在于他们心怀故国，终生不仕清廷，“艰贞大节，照耀人目”[37]。同时，臧林、梅文鼎、王锡阐诸人皆伏乡井，或穷历数或研训故形声，怡然自守，“以全孤竹之节”；惠栋及弟子江声等终不应试，亦不通显门；戴震及弟子王念孙、孔广森、钱大昕、王鸣盛等，“淡于荣利，或仕宦不达，薄遊以终”，也皆被视为“信宁沈潜之士矣”。与此相反，清初“仕虏”官至一品的汤斌、李光地诸人，固被斥为“口诵朱泗之言，身事氈裘之主”[38]；就是嘉道间身致封圻的阮元、毕沅等汉学大家，也被视作伪学媚君、败坏清学的“蟊贼”，予以贬斥。邓实说：“余叙述一代学术而不及高位者，如宋学一派则二魏（象枢、裔介）、汤斌、李光地；汉学一派则徐乾学、纪昀、阮元、毕沅，皆以大人先生执学界之牛耳，然而无取焉者，一则伪应道学以媚时君；一则著述虽富或假手于其食客；是故清学而有此巨蠹之蟊贼，而清学亦衰矣”。[39]
但是，民族主义又毕竟不足以规范清学。清代学术虽受清廷某些种族政策的制约，但说到底仍与古代学术一脉相承，有着自身的规律性。近年来不少论者都指出，乾嘉汉学的动因不仅限于文字狱，与其时生产繁荣、社会安定造就了学者得以专心著述有利的外部环境也是分不开的，正是强调了这一点。事实上，局限于民族主义看问题不可避免要产生片面性。例如，在国粹派中唯有章太炎贬抑黄宗羲，其理由是黄本人虽以死拒征，“而令其子从事于徐、叶间，谅曰明臣不可以贰，子未仕明，则无害为虏者，以《黄书》种族主义正之，则嗒焉自丧矣”[44]。就不免绝对化。同样，他无视戴震等人也出仕清廷，而断言其倡汉学乃是为了阻断士人侧身伪朝。“绝其恢谲异谋，使废则中权”[45]，也有失牵强。至于以是否“仕虏廷”或致身公辅臧否清儒，从而贬黜阮元诸人，实不啻将清学大半勾销了。
国粹派的难能之处就在于，他们实际上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并未囿于民族主义的视角；作为精通国学的学者，他们同时更能注重从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上探讨清学，从而获致了愈形开阔的历史视野。
概括起来看，国粹派论清学主要集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探讨清学演变的内在动因
清学的主干是考据学，复以汉学标名。邓实将汉学的兴起最终归结为三方面的因素：第一，“盖自乾嘉之世天下大定，海内无事，学者无所用其才智，身心暇逸，故得从容以讲求其学问”；第二，功令方以点画声病之学取士，得功名既难，故贤智之士在野者多，“不至以其精力消磨于从政，而仍专注于学问”；第三，文网日密，士人为学辐辏于说经，摭拾细故，“苟以耗日力纾死祸而已”。要言之，汉学之兴是诸多因素制约的结果：“此汉学考据所以经乎天演淘汰而于清世为最适者也”[46]。其论说的视角显然已越出了民族主义的范围，更客观地看到了清代中期生产发展、社会安定对于促进学术繁荣的积极作用。刘师培的见解更进了一步，看到了清代学术变动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他将清代汉学的变迁分为四期：顺、康之交，顾氏诸人集注于音韵训诂，于汉学虽有创始之功，但却非其萌芽之所在，“汉学初兴，其征实之功悉由怀疑而入”。阎百诗之于《古文尚书》；胡渭之于《易》；毛奇龄之于《四书》；“怀疑派”崛起辨伪指谬，宋学数百年的权威因之动摇，由怀疑而求真的探索精神，也因之一发而不可收，汉学缘是浸浸而起。是为第一期；乾嘉间，以惠栋、戴震为代表的“徵实派”继起，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可谓无徵不信者矣”，汉学如日中天。是为第二期；汉学既炽，精华已竭，后继者转相仿效，摭拾旧闻，不得不出于丛缀一途，所得自微。是为第三期；嘉、道间常州学派继起，理先王之绝学，外辅致用之名，中蹈揣摩之习，虽言之成理，不能持之有故。是为第四期。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同样没有把汉学兴起的原因只归于清廷的文字狱，而是强调了学术发展自身的内驱力，即学者求真的“怀疑”精神的高扬；二是认为汉学四期演进，大抵前二期属于进，后二期属于退，所以如此，合乎学术思潮兴衰内在的逻辑：“譬之治国，怀疑派在于除旧布新，旧国既亡而新邦普建，故科条未备而锐气方新；若征实学派是犹守成之主，百废俱兴，综合名实，威令严明；而丛缀派又如郅治既隆，舍大纲而营末节，其经营创设不过褥礼之微；虚诬学派则犹向力既虚，强国支厉，欲假富强之虚声以荧黎庶，然根本既虚，则危亡之祸兆，此道咸以还汉学所由不振也”[47]。除了对今文经学派的崛起所论不免偏颇之外（下面还将谈到），刘师培的上述见解颇具独到之处，尤其以拓疆建邦作比喻，说明汉学由拓荒而昌盛而衰微转型的必然的逻辑发展，比人们时常征引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相类的见解，要早了13年。可见其对清学的理解，同样已非民族主义的原则能规范的。
（二）看重清学的特色
国粹派将清学的主要特色归结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