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02（第2页）
章太炎、刘师培最初定交于1903年上半年。时章为中国教育会成员，任教于爱国学社。刘则为初至上海不甚更事的青年人。章士钊记初见刘师培时的情景说：“申叔于光绪癸卯夏间，由扬州以政嫌遁沪。愚与陈独秀、谢无量在梅福里寓斋闲谈，见一少年短襟不掩，仓皇叩门趋入，嗫嗫为道所苦，则申叔望门投止之日也。时年且不足二十耳。”[127]大约正是由章士钊诸人的介绍，刘得晤章太炎，“即与章公订交”[128]。
综观全过程，章、刘交谊明显地经历了三个阶段：1903年至1906年；1907年至1911年；1912年至1915年。
章、刘年龄相去悬殊（时章36岁），萍水相逢，即能很快建立起友谊，在于他们有两大共同的思想基础：
第一，具有主张排满革命共同的政治立场。
章太炎当时已成名动天下的排满革命家，固不待言。刘师培少读《东华录》，也夙具排满之思，及“晤章炳麟及其他爱国学社诸同志，遂赞成革命”[129]。在此后二三年间，他不仅加入了光复会、同盟会，而且先后出版了《攘书》、《中国民约精义》、《中国民族志》等书，并主撰《警钟日报》、《国粹学报》，其论著对鼓**排满革命思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张继说，刘师培倡光复，“孕育磅礴，振聋发聩，其勇气尤大有过人者”[130]。人以东方卢梭相况，有诗赞曰：“刘生今健者，东亚一卢骚，赤手锄非种，黄魂赋大招。”[131]总之，刘师培不仅转向革命，而且很快成长为颇具建树的著名革命党人。是时章、刘是鼓吹排满革命思潮最激烈的两位代表性人物，其政治立场是一致的。
第二，有共同的学术旨趣和保存国粹、复兴中国文化的远大抱负。章太炎早年就读于经学大师俞樾的诂经精舍，立志上追戴、段、王、俞，昌大古文经学。是时，章已成著名国学大师，文章每一出，学者珍之，如获大贝。同时，复主张保存国粹，孜孜以振兴中国文化自任。刘师培则出自经学世家。曾祖文淇、祖毓崧、世父寿曾，治左氏《春秋》有声于道、咸、同、光四朝，列名国史《儒林传》；父贵曾亦以经学名。刘师培“未冠即思著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倡洋扬州学派自任”[132]。此期他主撰《国粹学报》，主持国学讲习会，同样提倡保存国粹、复兴古学。不仅如此，他还著有《国学教科书》五种行世，并积极筹建国粹学堂，英才勃发，文名籍甚，以至“海内想望风采”[133]。故章、刘的学术旨趣和复兴中国文化的志向，又是一致的。
钱玄同认为，章、刘所以订交，端在“二君之学术途径及革命宗旨皆相符合”[142]。正是强调了上述具有双重共同思想基础的缘故。不过，订交不久，章即因“苏报案”入狱，1906年再出狱即东渡日本；而刘为逋逃计也避居外地；故在第一阶段，二者真正相处的时间甚暂，其交谊多限于书信往返的“神交”。从现存章致刘的七封信看，此种“神交”主要表现为章以师友的身份时常从学术与政治上指导后者，从而促进了彼此的友谊在志同道合基础上的发展：
1。在治学方法上，提示刘师培不应满足于博览，当专精一家，尤其是昌大家传左氏学。章说：“君家世治左氏，诚宜笔其精粹以示后生”，“泛滥群籍，未若专精一家。君以贾服古文，奕世载德，年力鼎盛，必当比辑成书，岂效雅存诂，率尔操觚，自衿博览而已”[143]。
2。勉励刘师培以保存国粹、复兴古学自任。早在1903年，还在狱中的章太炎就曾致书刘师培，提出当效法日本，倡言“保存国粹”[144]。刘显然接受了他的意见。1905年刘与邓实、黄节诸人共同发起组织国学保存会和刊行《国粹学报》，二者的宗旨便是“发明国学，保存国粹”。刘和章一样成为公认的晚清国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本身就说明刘不仅受章的影响，且为倡言“保存国粹”投入了多么大的热情。
3。动员刘师培起而共同藉古文经反驳康有为立宪派的理论根据今文经，以助益排满革命。章早年虽主古文，于今文也有所采获；但是，随着转向革命并日益清楚地看出了康有为诸人正是藉今文媚事清廷、反对革命，他便决心严今古壁垒，对后者发难。1906年7月，他出狱后甫抵东京，便在留日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讲中指出：“公羊学派的人，说什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无非是“仰攀欧洲最浅陋的学说”罢了[145]。紧接着，8月后，复致书《国粹学报》主持人刘师培，对该刊1906年第7期刊登今文家廖平、王闿运的文章，大谈“孔子改制”和道不变皇帝也不可“绝于天壤”，提出批评。在信中，章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国粹学报》此后当专主古文，不取公羊家言；二是建议刘师培发挥家学，昌大《左氏》；三是决定将自著二万多言的《春秋左传读叙录》随后抄寄该刊发表，相信足以破今文家谬说。由是，他身先士卒，张大古文，力辟今文，壁垒日趋森严。所以，是书实可以看做是章决定采取实际步骤向公羊家发难的宣言书。章信登在该刊是年第12期上，它同样也可以看做是刘师培及其同人接受章的意见，决心以《国粹学报》为阵地，反击今文经学的宣言书。从同年9月第8期起，廖平等人的经说从此刊落了。从第10期起，刘师培的《论孔子无改制之事》、《汉代古文学辨诬》、《司马迁左传义序例》，以及章太炎的《春秋左传读叙录》、《刘子政左氏说》、《驳皮锡瑞三书》等著名长文，洒洒洋洋，接踵在《国粹学报》上连载，一时实造成了全面反攻今文经学的浩大声势。这场斗争与同时正在进行的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紧相配合，是国粹派以经学助益革命的一大贡献。它由章发动，刘师培积极投身其中并成为前者最得力的助手。这不仅有力地说明了刘是怎样在章的引导下不断走向进步，而且也生动说明，二者交谊的双重共同的思想基础，即学术旨趣与革命目标的一致性间，又是怎样相通与密不可分的。
当然，强调章太炎对刘师培的影响和指导，并不排斥他们作为论学诤友，存在分歧与驳难。例如，章虽高度评价刘的《太誓答问》条理明晰，但也指出断言墨、孟诸家所引皆出《太誓》下篇，值得商榷。刘师培也独具见地，他支持章反击今文家言，但并不赞成章全然抹杀今文的见解，而坚持扬州学派的传统，主今古兼通。他甚至对章以楚音即夏音的见解，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他们各自的意见是否正确，可不置论；重要在于，这里表现了朋友间的坦诚。钱玄同在评论此期章太炎致刘师培的书信时说：“此诸文中，或谈学问，或叙离阔，或述期望，或致推挹，读之可见二君彼时交谊之笃。”[146]这是公允之论。
“苏报案”发生后，刘师培曾赋《岁暮怀人》，表达对章太炎的怀念之情；无独有偶，章东渡后，也有一信致刘师培，倾诉其“独弦寡和，方更寂寞”同样的思念。他说，东汉大儒郑（众）贾（逵）同处明、章之世，不知彼此交往砌磋，良为悼恨；然而吾辈生当今日，却聚首无期，更为可哀：“子漱江流，我迎日出，相距一苇，竞无遇期，方之前哲，又益悲哀。”[147]章将自己与刘师培比作郑众与贾逵，足见其对彼此交谊的高度评价；同时也唯其如此，不能不对迄今云水相隔而深感悲伤。他不再满足于“神交”，于是便向刘师培发出了东渡的邀请。
1907年2月，“应太炎之招”，刘师培携妻何震东渡日本。由是章、刘交谊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
阔别3年之后，得于异国重逢，章太炎的快慰，不难想见。他很快搬出《民报》社，与刘师培夫妇同住在麴田区饭田町。刘的到来也确为章宣传排满革命和“保存国粹”，平添了一位得力的助手。
章东渡后，《民报》从第6期起归其主编。时《民报》与《新民丛报》间的论战正在激烈进行，梁启超托人调解，希望在章主持《民报》后能停止彼此的论战，但被拒绝。不过章以为“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往后当“持论稍平”[148]。所谓“持论稍平”，就是以经史立论，避免简单化的谩骂。章文辞渊雅，由其主笔，《民报》在内地士人中影响大为扩展。而于此，刘师培同样是里手。他任《民报》撰述，连续发表了《普告汉人》、《辨满洲非中国臣民》等文，借经史倡排满，“极为海内外传诵”[149]。尤其是后文，系继汪精卫《斥为满洲辩护者之无耻》而作。汪文论证稍疏，遭梁启超反驳；刘继撰是文，博征史籍，洋洋三万余言，影响独巨。章看后称赞说：“申叔此作，虽康圣人亦不敢著一词，况梁卓如、徐佛苏辈乎！”[150]
同时，章太炎力主用“国粹”增进爱国精神，故宣传国粹也是其主持《民报》的重要原则。章前后共编《民报》15期，发文总数160篇，其中属于国粹研究的文章57篇，占总数36%。此外，从第6期至24期，章本人共撰文64篇，其中国粹研究文章34篇，占总数53%。他复创办国学振起社，自任社长，艰难困苦，讲学不辍。在章的主持下，《民报》及《民报》社实成为与上海的《国粹学报》及国学保存会遥相呼应的又一国粹宣传中心。刘师培的到来为章助一臂之力。此期刘在《民报》撰文共7篇，其中国粹研究文章5篇，占总数71%。《民报》第14期实为国粹文专集，共刊文4篇，内容全然属国粹研究，章、刘各占了两篇。同时，刘师培除了与章共同审定在日本发现的佚书《南疆逸史》外，还为章的得意之作《新方言》“分疏数十事”[151]，并为之作序。
应当说，在此期最初一段时间，刘师培与章太炎在宣传排满革命与保存国粹上的合作，卓有成效。就前者而言，所以汪东肯定他“以文字为义师先声，其功实与章君胡汪相伯仲”[152]；就后者而言，“光汉时向太炎请益，学乃益进”[153]，故时人“有二叔之目”[154]。二人的友谊自然也缘此得到了发展。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1907年底便发生了章太炎托刘师培夫妇向端方告贷和后者叛变投敌的事件，二者的交谊也随之迅速破裂。这一变故不是偶然的，其契机实肇端于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章、刘接受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刘师培以其妻名义刊行《天义报》、发起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等创办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团体的事实，已有许多专论，不作赘述。这里要指出的是，刘师培成为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完全背弃了同盟会的革命宗旨。他说，政府为万恶之源，故推倒清政府后须“即行无政府，决不欲于排满以后，另立新政府”[155]。任何主张新政府者，“虽目为敌仇，不为过矣”[156]。建立民国被斥为“以暴易暴”，原先致力的排满革命的宣传，也被抛弃了：“不复言民族主义，自是遂废‘光汉’之名”[157]。刘另树一帜，完全站到了同盟会的对立面上去了。
章太炎不同于刘师培。他不主张在推倒清廷之后，立即实行无政府，以为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区别是重要的，因为它保证了章从根本上肯定现实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无政府主义无疑助长了章太炎宗派主义的消极情绪，他成为其时同盟会内部一再出现的“倒孙”风潮的主要鼓**者，就反映了这一点。当年身历其境的竹内善朔指出：“可以这样说，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使部分中国同志发生了内部纠纷。这样看来，它和日本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派系分歧的情况大致相同。思想的发展，使他们之间发生了裂痕，随着也带来了感情上的龃龉”[158]。但问题又不止于此。章太炎从人性恶出发，提出所谓“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乐亦进化，苦亦进化”悲观的“俱分进化论”，并最终主张超越无政府，径趋无人类无生物的寂灭之境，以求解脱；这说明，缘无政府主义与佛教的结合，章更误入了悲观厌世的迷津。所以从1907年底到1908年初，他曾试图到印度出家。黄侃说：“（章）见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159]。毋庸讳言，章的悲观厌世本身也是表现为对同盟会革命宗旨的某种疏离。
章、刘交谊既以共同的革命宗旨为前提，二人对革命宗旨的疏离与背弃，便不能不将彼此交谊引向歧路。这就是上述章太炎为到印度出家，竟托刘师培夫妇向端方告贷，而后者随即叛变。
其一，刘师培何以变节？
竹内善朔说：“这个曾经鼓吹过无政府主义的刘光汉，竟然会甘充端方的幕僚，这是一件令人非常难以理解的事。”[161]他对刘走两个极端深感惊讶。实则刘表面上善变，而其内在的迷恋功名利禄的劣根性始终不变。此种劣根性与无政府主义的结合是导其走向反面的重要原因。刘出身书香门第，18岁中秀才，19岁成举人，20岁得赴会试，本是个一心走猎取功名、光宗耀祖传统道路的人。只因会试不第，复受革命风潮的裹挟，转而主张排满革命。“光汉之性务名”[162]。刘师培易名“光汉”，自称“激烈派第一人”，表现得异常激烈，加之世传家学，他果然获得了“中国卢梭”、“国学大师”一类美名，“党人咸尊礼之”[163]。务名与好利是相通的，只是在清廷高压下，革命的“美名”与实利一时尚难联结；但至东京进入同盟会总部之后，情况便不同了。刘师培开始感到有朝一日革命成功，革命的“功名”未尝不能换取利禄。因之，甫至日本，他便不仅“平日欲运动成章，使为己用，以高其名”[164]，而且积极为章太炎、张继等人因铃木久五郎助款事掀起的倒孙风潮推波助澜，并趁机要求改组同盟会本部。他援引日人北一辉与和田三郎为本部干事，目的想自己当同盟会领导人[165]。这完全暴露了他的政治野心。“光汉心衔所提议改组同盟会攘夺干部职权之策不成，渐有异志”[166]。在夺权失败之后，刘师培转而鼓吹无政府主义也非偶然。“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167]。刘再次以激烈的面目出现不仅是为了替自己及妻何震扬名，也是为了另树一帜，谋个人势力的发展。然而，“乃应之者寡，光汉郁郁不得意”[168]。是时，刘经济拮据，而端方正派人携巨金至东京收买党人，许以高官厚禄。刘既已背弃革命宗旨，无政府主义空谈又前途暗淡，他最终接受何震及姻亲汪公权的怂恿，投向官场谋青紫，就是合乎逻辑的了。刘富曾为撰《墓志铭》，叹息道：“侄得名太早，厥情无恒，好异矜奇，悁急近利”[169]，是其酿成人生悲剧的原因；陈钟凡为撰《行述》，也谓“不能亡情爵秩，……遂入于坎陷”[170]；都强调了刘的好名近利。如果我们联想到辛亥革命后刘为荣华富贵，竟敢再度冒天下之大不韪，列名筹安会，就不难想见此人之无法忘情于功名利禄的劣根性是怎样的根深蒂固，而在革命艰难缔造时代，其由激烈而颓唐而变节，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二，刘师培变节与章太炎的关系是什么？
从关系破裂后两人的不同的行径看，刘的阴险卑劣与章的坦诚宽厚正成鲜明对照。刘见替端方策反章既不可能，便企图搞臭后者。他指使人伪造《炳麟启事》刊于1908年5月24日的上海《神州日报》上，声言“立宪革命，两难成立”，决意剃发出家。而章于6月1日还致书经学大师孙诒让，请他以父执的身份劝解刘师培；10月，刘的《天义报》、《衡报》与《民报》同遭日本政府封禁。11月，刘返上海，旋即将章托其向端方告贷的五封信由何震加注说明后摄影寄给黄兴诸人，意在进一步搞臭章并在革命党人内部制造混乱。12月，因出卖党人张恭，刘的叛徒身份开始暴露，随后他即投入端方幕府。1909年8月端方调任直督，刘师培的名字赫然列在上海报纸发表的随员名单中，其叛徒身份于是暴露无遗。刘的公开叛变，尤其是他公布的五封信，使章在党内的纷争中处于极困难的地位。但章于刘依然“深爱其学，时萦思念”，故如上述是年仍移书诉说衷情，“并劝其归隐”[182]。然而，刘师培利欲熏心，纯情难以将其唤醒，他拒不作答就说明了这一点。但章一往情深：他依然怀抱着有朝一日能破镜重圆的希望。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刘师培正随端方入川。11月27日端方在资州被杀，刘也被当地军政分府拘留。章太炎于是月16日甫从日本归上海。他“不念旧恶”，依然“甚思”刘[183]，见后者下落不明，12月1日即在《民国报》上发表《宣言》，称：“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次年1月11日，复与蔡元培联名在《大共和日报》刊出《求刘申叔通信》：“刘申叔学问渊博，通知古今，前为宵人所误，陷入范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保载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地方，尚望先通一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25日，资州军政分府电大总统请示处置刘师培的办法。29日，临时政府教育部、大总统府分别复电，令其保护刘到南京教育部。刘师培自觉无颜见故人，乃接受谢无量的聘请，主讲四川国学院兼任四川国学学校讲习。但章显然更希望他东下。10月他与马良、梁启超等发起“函夏考文苑”，拟仿效法国成立研究院，下设研究所，以“作新旧学”、“奖励著作”。他便推荐刘主持群经专门科[184]。如果我们注意到当时因章与同盟会对立，原同盟会的一些党人正重提其与端方及刘师培关系的旧案以为反击，就不难理解上述章对刘的全力营救与关照，表现了对后者多么真切的思念。
1913年夏，刘由成都返上海。一路上抚今思昔，黯然神伤：“风雨他乡别，山川故土思。星霜歌舞换，岁月鬓毛衰”[185]。《国粹学报》旧同人并未嫌弃他，马叙伦、陈去病等人与之多有往来。查章太炎同年4月离开东三省筹边使任所返上海，至8月初始复北上入京。故当刘归沪时，章正在上海。二人也正是在此间恢复了交谊，“申叔深感枚叔，复言归于好”[186]。章、刘所以能言归于好，除了前者的宽厚外，还与彼此的政治见解趋同有关。刘是不甘寂寞的人，还在1912年初，他便为谢无量在成都组织政进党机关报；同年冬西藏发生叛乱，四川军政府拟出兵平叛，他复上书川督尹昌衡，主张仿效旧制，布恩感化，以臻统一。但从他撰《废旧历论》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改行公历，便不难看出，其思想是守旧的。而辛亥后章的思想也正迅速后退。他倡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与立宪派、旧官僚共组中华民国联合会于上海，旋改为统一党，以与同盟会势力抗衡。章厌倦激烈的变革，强调“中国本应旧之国”，政治法律要在“去甚去奢去泰”[187]，无须破坏习惯，大事更张。他对袁世凯也抱有幻想，不仅反对首都南迁，且接受了东三省筹边使之职。但此种趋同又是暂时的，随着“宋案”发生后中国政局再次急剧变动和各派势力的重新分化组合，章、刘在政治上又一次分道扬镳，二人甫经恢复的交谊便若回光返照，也因之无可挽回地永远终结了。
与刘师培的行径相反，“宋案”后章太炎很快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1913年8月初，他毅然入京，并“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190]。后被长期囚禁龙泉寺，直到1916年6月袁死去，始获自由。在此期间，袁曾遣人示意，只要章上劝进书，便可获释，但被严词拒绝。章致书袁，表示“九死无悔”；并在家书中嘱其夫人：“家居穷迫，宁向亲朋借贷，下至乞食为生，亦当安之”[191]，断不受袁氏挟持。章太炎大义凛然，真正体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的高风亮节。
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章、刘同在北京，但因政治立场断然有别，其处境也迥然相异：后者奴颜婢膝，甘当袁氏复辟帝制的吹鼓手，高官厚禄，垂手已得；前者坚贞不屈，怒斥帝制，致身陷囹圄，古寺清灯历煎熬。但二人在时论中的地位，却是另一番云泥之别：
刘师培志行堕丧，益为士论所不齿。时有打油诗讥云：“门前灯火白如霜，散会归来便举枪，赫奕庭阶今圣上，凄凉池馆旧端方”。同时，其《国粹学报》的同人愤怒了。马叙伦、黄侃当面予以怒斥[192]；黄节则两次致书刘师培，指出：“倾复民国是为内乱，聚党开会是为成谋”。并责其解散筹安会。他还将信的原稿寄上海旧友黄质，请他代为分致沪上各报刊登。后黄质将节稿交柳亚子发表在《南社丛刻》里了。黄节对刘厌恶已极，1917年复致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对聘刘为教授提出批评，他说：“申叔之无耻，甚于蔡邕之事董卓”，“不当引为师儒贻学校羞”[193]。
同时，上述现实的对比，也不能不促使章太炎对自己与刘师培的交谊重新检讨。他后来在《自定年谱》中写道：“七月，筹安会起，劝进者日数百，余知袁氏将满贯也，顾不能无感愤。”令其“感愤”的自然是包括劝进者，尤其是参加筹安会的故旧的恶行在内。他提到孙毓筠以“袁氏要人”参与筹安会，“余甚恶”，而李燮和“以狱事被胁”，稍可原谅；独未提及刘师培。刘再次堕落，且贵为袁氏“上大夫”，从章怒斥与刘合作重刊《中国学报》、鼓吹帝制的康宝忠看，其对刘的厌恶必更甚。同时，章太炎一定也注意到了以下的事实：许多故旧都为自己奔走营救或殷殷探视，唯有自己不念旧恶、鼎力救助过且不久前重归于好的刘师培，近在咫尺，贵居参议，却不肯援手。而且，甚至连李燮和、康宝忠都能来探视，唯刘避而不见。刘不仅无耻，且冷酷绝情，无可掩饰。黄节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斥责刘的无耻时，曾愤怒指出：“公等故人待之，不为不厚矣，及其来京入觐，太炎方被梏察，乃始终未一省视，何论援手！”[194]于此，黄节即感同身受，则章太炎必有切肤之痛矣。所以，可以说，自刘师培投入袁世凯的怀抱，尤其是列名筹安会时起，章太炎便已决心与之一刀两断。二人的交谊至此实已真正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