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贵人相助（第2页）
我问：“还要测试做什么？”
现场的那个医务人员说：“有一个新规则，规定了参赛运动员在安装好假肢后不能超过一定高度。”而且还说了这个新规则是来自纽约的一个医务领导强调的。
我耸了耸肩表示无奈。为什么这次检验就不行呢？我之前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检验，而且每次检验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一次，在医生们检验完后，说我不能参加比赛，说我比安装好假肢后规定的身高高了2。5厘米。
我听完后大吃了一惊，然后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要是我参加这次资格赛，我肯定被认为不符合资格；要是我不参加，那么我就无缘去参加亚特兰大残奥会了。
我很伤心地退出了比赛。我想再次在残奥会上夺得100米和200米金牌的梦想破灭了。
我不想去改签机票提前回家，我想去支持其他的运动员，于是我留了下来。在本该轮到我比赛的前一天晚上，我在一个为所有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举行的会议上碰到了丹尼斯·奥尔勒。他当时还不知道我不能参赛，说着祝我好运之类的话。
当他发现我没有做出回应时，他问道：“你不参加比赛吗？”
我摇了摇头，说：“因为身高问题，我没能取得参赛资格。”
“你在开玩笑吧，”他说，“究竟是谁要这么做的？”
第二天，由于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也就是我遭到封杀，他很轻松地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比赛中胜出。
我强烈地抗议对我身高限制的这条规则。为了使我的抗议能获得支持，我询问了在场的一位修复学家，告诉他判定我不能参加比赛的那条规则。这条规则是先测量从股骨到臀部，然后再测量从膝盖到地面的长度。在那位修复学家测量过麻省理工学院田径场上的一些短跑运动员后，他发现要是也用这个规则去对这些运动员进行检验，那么大家都不符合参赛资格。
我是唯一一个在赛前被检验的参赛选手。这个限制明显是针对我的，而且所有的运动员和教练都把这个规则称之为“托尼规则”。只有丹尼斯·奥尔勒不这么认为。
后来，我通过一些小道消息知道了奥尔勒之前的一个教练找到了纽约的一个医生，他是本次比赛的一个高级医务官员。奥尔勒说服这个医生去制定一个规则来限制运动员的身高，而且特别强调这条规则要适用于我。
我不会就这样站在那里像个靶子一样一动不动的。我当时还在赛场上，给国际残奥会理事会的鲍勃·韦德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抗议书里面包括了修复学家对麻省理工学院田径比赛队短跑运动员的一些发现。韦德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理事会决定那判定我不能参赛的规则是有缺陷的，是无效的。而且那个禁止我参赛的决定也被撤销了。
那真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不过以后为了避免类似的经历再次发生，我决定要把我的假肢缩短2厘米左右。
为了公平起见，国际残奥会决定重新进行亚特兰大残奥会资格选拔比赛。在那次选拔赛中，即使是在我状态最不好的情况下，我还是轻松地取得了参赛资格。
讽刺的是，在缩短假肢后，我跑得更快了。尽管假肢短了两厘米，缩短了我跨步的距离，不过我跨步的频率却加快了。
但那还不是我最后一次经历那种规则。在亚特兰大残奥会的前一周，有两个来自瑞典的医生坚持要给我检查，看我是否在规定的身高之内。他们告诉我这样做对我有好处，这样就能避免以后还要不断地去抗议和投诉，因此，我同意了他们的检查。
鲍勃·韦德后来告诉我，这两个医生立即就对我的身高提出了正式的书面抗议。韦德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而且告诉那两个医生以后再也不要对我的身高提出抗议了。
这样，我就又逃过了一劫。我将有资格参加1996年的残奥会了。
尽管奥尔勒给我设计了这么个“托尼规则”，而且到最后还是惨败收场，但我对他却没有任何敌意。我很高兴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给残奥会带来了更多的尊重，让公众更加关注残奥会。这一切都是他的功劳，没人能够取代。不过，我还是希望他能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和我在田径场公平竞争上，而不是像这样搞小动作。已经36岁的奥尔勒不得不承认他作为一名运动员，他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或许这才是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我不能参赛的原因吧。我心想我将永远都不能确切地知道我的黄金时期会有多长。我能确定的就是我还有很多比赛要参加，还有很多东西等待着我去证明。
我为亚特兰大残奥会做准备而参加的一次赛事是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举行的一次比赛。这次比赛对我来说是我的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在进行热身活动的时候，我认真观看着其中一位运动员。他年纪比较大，不过肌肉很发达，他看起来就像是从石头里面凿出来的一样——一副具有美国运动员短跑优势的样子。我走向布赖恩，对他说道：“你在和我开玩笑吗？你之前看到过这个家伙没有？”在赛场上有传言说他用10。1秒就可以跑完100米。
布莱恩说：“嘿，你会打败这个家伙的。”不过我知道，要想打败他，除非有奇迹发生。
我们步入了起跑器，观众也开始安静了下来，认真地等待着比赛开始。我心里想着布赖恩的话，后来发令枪响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也发生了——那个肌肉发达的运动员摔倒了。不过他很快就站了起来又开始往前跑。他跑得太快了，即使他跌倒了，还是跑在了我的前面。不过我已经掌握了在比赛开始十秒后如何取胜的诀窍，而且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这场比赛是属于我的。
我们都不断地加速前进，不过我还是稍微落后于他。在大约70米处，我开始慢慢追上他，那大约200名左右观众发出的呼喊声似乎比在巴塞罗那聚集在体育馆的那五万五千名观众发出的呼喊声还要大。随着我们离终点线越来越近，观众的呼喊声也越来越大。在跑到80米左右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身体好像触及到了一个发条似的，这是我从来都没有感受到的。在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那是什么的时候，我就已经和这个疾驰的精力旺盛的人肩并肩赛跑了。在我们通过终点线时，我不知不觉地超过了他。
我的成绩是10。98秒，这是我至今为止跑得最快的一次。不过，由于不符合规定的所有标准，我的成绩不能作为新的世界纪录提交。尽管如此，我和布赖恩所有的辛苦努力都获得了回报。这一切都值了。
休斯顿的这次经历一直鼓励着我。从那以后，我所有的比赛成绩都比我在巴塞罗那的成绩好。在去亚特兰大比赛之前，我在100米和200米比赛中6次打破我的世界纪录，不过这都是非官方的。
在为残奥会备战的前几个月，我共参加了十次比赛。在残奥会的前一个月，我又在休斯顿参加了一次比赛。在这次比赛中，所有参赛运动员里我取得了最好的成绩，我在100米和200米比赛中分别用时11。26秒和22。76秒。我的期望值突然升高了。我逐渐地学会了不因观众和对手而分心，而只是关注自己的比赛。
布赖恩知道心理训练和身体准备同样重要。他督促我不要担心那些我所不能控制的事情。没有必要对对手、天气或者是观众感到忧虑，只需要把其他任何事都排除就行了。当然，做起来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这需要经过大量的练习。我还参加了很多心理训练，这种训练也是很令人筋疲力尽的。
残奥会是在1996年8月16日开始的。我和霍德尔在比赛开始的八天前飞往亚特兰大。在那里，我开始用他的最好的朋友洛伦·西格雷夫的训练设施进行训练。西格雷夫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短跑教练之一。
为了避暑和防潮，我都是在早上进行训练。在一次训练的过程中，我发现我附在假肢接受腔上的“捷足”上有一些碳粉。布赖恩立即打电话给了诺瓦保健·萨博里奇公司。第二天上午，来自萨博里奇公司的一名代表就从俄克拉荷马州乘飞机飞到了亚特兰大并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多使用了一层碳素纤维脚皮层，以免假肢在我比赛时会发生折断。我不能说我一点都不紧张——我肯定是无法承担设备出问题的后果——不过我还是得把所有的焦虑从我的脑海中驱除，把所有心思都投入到比赛上。
回到赛场上的时候，我做了一些锻炼呼吸的冲刺，以此来检验我的假肢是否能承受得住。我需要保持大脑的宁静，因为我迫不及待地想在100米和200米比赛中打破我的世界纪录。
不过，最重要的“装备”还是我的意志力和决心。很快，我就能知道我的辛苦备战和训练是否能结出胜利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