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以前的肖（第1页）
1936年以前的肖
让我们为生活没有变得更加美好而干杯。
果戈理死尸的逃跑
1936年以前的肖斯塔科维奇，要从1937年开始说起。
30年代末在列宁格勒盛传的一件真实怪事称得上是“老肖在1937”的讽喻版本：惊悚、黑色、尖酸、可笑、哭笑不得……
说不知什么原因，有人掘开了果戈理的墓，可是果戈理不在棺里。棺盖开着，棺内是空的。一具伟大的尸体跑掉了。于是，不愉快的谣言开始在整个列宁格勒传开，大意是说这个年代太糟糕，连果戈理死尸都受不了，出棺走了。有关部门对于此类荒谬的怪谈十分关注：他怎么能跑了呢？为了力证事实并不如传说中骇人，他们封锁了墓地，开始搜寻。结果是果戈理没走多远。他躺在附近，脑袋掉了。他的脑袋就在他身旁。
一切都清楚了。
原来在果戈理的一次什么纪念日，他们决定竖一座纪念碑。碑是用砖砌的，结果砖头砸破了棺料，震开了棺盖。砖头很多，把尸体从坟墓里震了出来，而且把果戈理的脑袋也给打掉了。
于是，人们把他放了回去。教训是：在伟人的墓上，砖头不要垒得太多。死者不喜欢这样干。假如你要在墓上放砖，那么至少不要横挖竖挖。这样好一些。
事情的原委令肖斯塔科维奇深感遗憾，他差一点相信死者是会从棺材里逃走的。“如果死人可以逃走……”，这是一个令肖心生神往的美妙结局。很不幸，尸体不会从坟墓里自己跳出来，不可能从那里跳出来！这一年，肖斯塔科维奇31岁，本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尚不能很自如地应对突如其来的极端恐怖气氛。
凭借几部重要作品，此时的肖斯塔科维奇已是一位享有声名的青年作曲家，有着西方世界称道的才华。而斯大林对出名的，尤其是在西方出名的“出头鸟们”总是特别生气。继1936年《真理报》接连两次将其作品判定为反人民的形式主义之后，人们对肖敬而远之。1937年，更焦灼的恐惧几乎要了肖斯塔科维奇残余的半条命：扛过党的威胁，吞下同行的检举诽谤，挨过人民群众的声讨，默认亲友的消失……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及导演梅耶霍尔德相继依照斯大林的指示被处决，他们都是作曲家十分亲近的朋友，其间投入监狱的名单还包括肖的姐姐、岳母以及妻子的兄弟。肖斯塔科维奇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一直在等待自己被捕的一刻。他在底楼的客厅收拾好一个小皮箱，以便被捕的时候不会惊扰到妻子和家人。肖躺在黑暗中等待，因为他们通常在夜里抓人。这一天差点儿来了！
某日，肖斯塔科维奇收到一张传票，来自联邦监狱，即所谓的KGB。他去了联邦监狱。调查人员看上去似乎非常友好，但是突然问道：
“你认识图哈切夫斯基吗？”
“是的，我认识他。”
“那么请说说暗杀斯大林同志的阴谋是怎样的？”
肖斯塔科维奇顿时觉得全身不能动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感觉浑身发抖，痛入骨髓。
“请你好好想想，这对你非常重要！现在我将在你的传票上签名，你可以回家了。今天是星期六，星期一中午12：00你还要来这里。但是我建议你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想想！”
肖斯塔科维奇意识到自己完蛋了！很明显，他已经彻底陷入这场血腥的战争之中。当星期一中午12：00，他依依与妻子及家人告别，知道自己再也回不来了。到了联邦监狱门口，他向站岗的士兵说出自己的名字，士兵核对了一下名单，然后问道：
“你找谁？”
肖报出了调查员的名字。
“哦，他今天不能接见你。请先回家吧，有消息他们会通知你的。”
肖斯塔科维奇回到家中得知调查员本人已经在前一天，即星期日被逮捕了。这决定了作曲家意外的好运气，肖奇迹般从死神的棺木中逃了出来。
审问中提到的图哈切夫斯基是肖斯塔科维奇青年时代的亲密伙伴，亦是其音乐重要的支持者。图哈切夫斯基被公认为红军真正的灵魂，在军界享有极高的威望，绰号“红色拿破仑”。当然这种威望达到一定规模时总会令有些人惴惴不安。据《真理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名将帅于1937年6月12日因叛国罪被全数枪决。我们需要记住这个名字，当1936年全苏联的音乐界彻底背弃肖斯塔科维奇的时候，图哈切夫斯基曾经满头大汗地向斯大林上书替肖求情。生活酷似刑场上惊悚的杀人游戏：看着周围的人一一倒下，以为自己要死了却还必须活着忍受死不了的恐惧。肖斯塔科维奇称，“自此，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大抵就是这个意思。
肖斯塔科维奇的1937年没有一件叫人高兴的事儿，但每件事情的最终结果都称得上令人狂喜。他说斯大林喜欢把人逼到死亡的面前，然后叫这个人按着他的调子跳舞。执政者拿着棍棒对你说：你给我笑！于是你站起来，颤颤巍巍边走边自言自语道：我们要笑！我们要笑……在这个节骨眼上，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了《第五交响曲》，这么个“真诚卖笑”的东西基本上令斯大林等人感到满意。作曲家给这部著名交响曲加的副标题很重要：一个苏维埃艺术家对公正批评的答复。
1937年11月21日，被称为肖音乐命运的分界线。列宁格勒的音乐厅里挤满了人，苏联社会的精华——音乐家、作家、演员、画家和所有各方面的名人——聚集在这里出席失宠作曲家的《第五交响乐》首演。对老肖而言，这是一场不成功则成仁的演出。所有人都在等待着这部作品出事惹祸，猜测作曲家会有什么遭遇。他们交换着流言蜚语，说着俏皮话。在恐怖环境里，社交生活依然以另一种形式生机勃勃。当奏完最后一个音符时，全场沸腾，据说许多人流下了眼泪。评论家纷纷称赞在这部作品中发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丰富矿藏。这的确是一次苏维埃艺术家的妥协，却不能武断地将其归为肖斯塔科维奇用简单的风格来应付讨好“沙皇”和《真理报》。作曲家严格遵循古典传统的四乐章格局，即便连小步舞曲这样的形式都没有漏掉，感觉还算丰满。肖为了令音乐听起来更符合国家规定的社会理想主义风格，去掉了被视为形式主义的刺耳噪音与**。响亮、和谐、克制：《第五交响曲》被说成是斯大林新古典主义的典范。
但是，任何表面文章都有一个“但是”。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对音乐的诠释可以十分模棱两可。在充满着这么多矛盾和冲突、本质上带有悲剧色彩的作品中，谁也不能确定肖斯塔科维奇究竟想表达什么。它可以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喜悦，也可以是完全相反的东西。音乐充满神经质的搏动，作曲家似乎在狂热地寻找走出迷宫的门户。在终曲中，一位苏维埃作曲家形容自己正身处“思想的煤气室”里。这不是音乐，这是高电压的神经电流，是一部至今仍十分受称颂，但充满各种“暗语阐释可能”的作品。音乐植入了肖斯塔科维奇《声乐与钢琴浪漫曲四首》的第一首——根据普希金诗歌所写的作品，标题为“重生”。《重生》所描述的大概意思是：异教徒们用黑色的颜料将大师的画作全部涂抹掩盖，谋杀了它们。但随着时间流逝，黑色颜料逐渐脱落，伟大的作品终又出现在世人面前，获得重生，隐晦的反讽很有意味。
官方宣布：《第五交响曲》是艺术家对正确批评意见的回答。党决定不再冷待肖斯塔科维奇，宣布对他的改造已经完成（事后证明，改造总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会不断地反复强化。比起1937年的风暴，十年之后的运动将来得更加猛烈，罪名依然是反人民的形式主义）。
肖斯塔科维奇可以直接，但不可以直白。在框架边界随时蓄意“谋反”的风格一旦形成，效果愈发模棱两可，加之肖向来把自己的嘴管得很严，他与斯大林的“猫鼠游戏”真正拉开了序幕。斯大林私下对老肖做了一个永远有效的决定：不逮捕肖斯塔科维奇。斯大林需要留住他作为政治宣传的好工具，尤其是为意识形态电影加分。他十分清楚老肖善于用音乐表达单纯而强有力的情感，这是难得的天分，音乐是杀人的武器也是迷魂的汤药。自此，肖斯塔科维奇前方的道路不仅是扮演一个苏维埃艺术家，他还将扮演党的行为艺术家，有时候甚至可能变成纯粹的“装置艺术”，他不能死。肖斯塔科维奇成为佯作癫狂、假托神命的“癫僧”[1]式的作曲家。寡言的肖斯塔科维奇就此对一切评论保持缄默、讽喻、归顺，没有表情地朗读认罪书，颤抖地参加自己首演音乐会并上台接受人们的祝福，各种暗藏玄机的作品将他越埋越深，肖愿意用自己的行动尽量使大多数人都满意。偶尔在给亲友的书信中略有真情实感，由于恐怖年代，30年代的信件几乎没有幸存者。
早在1937年的春天，肖斯塔科维奇高兴地向朋友伊·达·格利克曼宣布自己正式被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录用，成为一名年轻的教授。在此之前，他一直犹如自由飞翔的小鸟，但经济收入缺乏保障，对于成家立业的人而言总显不妥。良好的开端令作曲家本人十分高兴，或许他曾以为糟糕的1936年将很快翻过：自己是非常光荣的工作人员，应该对所肩负的事业负责，而伟大的教育事业非同小可！为了增加几分庄重，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甚至写下宣言：将在新的领域里，以绝对认真和严谨的态度履行自己的职责！人们可以从这些誓言中看见苏联意识形态式的吊诡，肖真诚地希望苏联人民的“原谅”，虽然1936年的批判无比残忍、可笑、毫无道理，作曲家依然认为自己应该重新回到光荣的“人民事业”中去，作为一名年轻教授的意义因此特别重要，意味着：平等地与人民在一起创作。
愿望显然无法实现，即便愿意，肖也不可能讨好群众。一个例子非常说明问题：尽管音乐学院有传统的规矩，但肖斯塔科维奇对所有的学生均称“您”，毫无例外，而且既叫学生的名字，又要加上他们的父称，学生在他眼里就是同行。然而此时身处风口浪尖，随时可能被打倒的老肖并不能赢得大多数同行的青睐或者亲近，肖斯塔科维奇将这种不融洽的师生关系归结为自己的责任。随着时间的推移，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开始对自己产生不满，他曾不止一次地对周围的朋友说自己的教学法存在严重的缺陷，他本人缺少教育方面的才能。这种基调始终贯穿在此后肖斯塔科维奇的全部教学活动中，他追求的平等没有到来。
形式主义[2]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