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与道德之关系（第2页）

第二，禁忌成因的非理性导致了其实施过程的非理性。破坏禁忌者不论是好心还是恶意，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一切都是一样的，都要同样地受惩罚。禁忌的惩罚对违禁犯忌者的道德、意图、情感丝毫不加甄别，不予分辨，它只是机械地给予惩罚。禁忌强调的是行为的结果，违犯禁忌必然遭到惩罚。禁忌以制裁为前提，而且是一种神秘的、不可避免的惩罚。比如，每当小孩子说了不吉利的话，人们就要说一声“说破不灵”以禳解，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却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再如对日月星辰的信仰和禁忌，原始时代已有，而奴隶社会时期的春秋，不但深信地震乃鳌鱼翻身，彗星现则天下乱，而且还加上许多事例和解释。直至今天，许多地方还盛传用手指虹则会烂手指、坠毁一颗星会死一个人的忌讳。但若问其为何避忌，大概都说不出其中奥秘。

道德与之不同，道德强调当事人的动机。尽管某人损害了他人，但动机是善意的，并向受害者作了补偿，这个人便不会受到惩罚。违背道德规范者所受的惩罚，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这种社会舆论能够形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使个人陷入十分窘迫的境地。结果，或者促使犯错误的个人改弦更张，重新做人，或者把屡教不改的人物摒弃于社会群体的认同之外，为人们所不齿，所唾弃。

触犯禁忌后施行的惩罚是超自然的力量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的，而不是社会的或人为的对触犯禁忌的对象施行惩罚。禁忌的惩罚只是人们主观上想象的存在，而不是客观上实际的存在。如春节时，人们忌言鬼、杀、病、灾、死等不吉利的字眼儿，否则，会遭魔鬼纠缠或遇病、杀、死等灾难。这种遭魔鬼纠缠或遇病、杀死等灾难，都不过是人们根据语言、行为或人主观上作出的一种想象而已，客观上是根本没有办法证实它的存在的。

在具体实施方面，禁忌的虚妄与道德规范的实在同样有着明显的差异。

第三，禁忌与道德规范在适应的地域范围方面亦有差异。禁忌事象作为民俗的组成部分之一，从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与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生活有关，不论哪类禁忌习俗都必然要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

禁忌的这种地方性使它仅仅在一个群体或一个氏族内部有效，而对这个群体以外的人，则毫无禁忌。任何禁忌总是在一定的时空里面发生作用，它对禁忌圈外的人而言，是无能为力的。例如，在密克罗尼西亚的加罗林群岛上，持续6～8个星期的整个捕鱼季节，渔民们必须严格遵守性禁忌，他们无权与妻子住在一起，连看她们一眼都不行。但与此同时，在每个男子的住宅里，都住着一两个妇女，并且丝毫不禁止与她们发生性关系。原来，这些妇女都是从别处抓来的俘虏。另外，在性禁忌期间，妇女们也有权进犯任何一个不属于本村的男子。这种进犯丝毫不触犯生产期间的性禁忌，因而也不会受到谴责。“这个例子向我们揭示了原始社会的一个特征。这就是，每一个人类集体都有其自身的道德，这种道德规范仅仅对它自己的成员有效。而对集体以外的人，则无论集体中的肯定规范还是否定规范，都一律无效。”[12]而道德规范在适用范围上尽管也表现出区域性的特点，有所谓“七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但人们总是以自身所遵守的行为规范来对待外人，即使在行动上不一致，在道德评价上一般也不会两样。

更何况关于劝善弃恶、忠孝仁爱、知恩图报等道德主张（实际上也是一种规范要求）带有普遍的人性因素，对我国各民族而言，都是共同的生活准则。而这种具有如此广泛区域性意义的禁忌，似乎是没有的。血缘婚禁忌大概是我国所有禁忌事象中施行范围最广的一种。但在我国许多地区，曾经热衷于表亲婚，并称之为“亲上加亲”，认为是喜中之喜。后来，新的婚姻法有了近亲不得结婚的规定，才逐渐改变了这种习俗。

撇开禁忌的地域性不谈，禁忌的对象也是有局限的，或针对妇女，或针对孕妇，或针对寡妇，或针对鳏夫，或针对所谓的神圣者，或针对不洁、不祥者……倘若某一事象针对的是一定空间区域内的所有的人，那么这一禁忌事象就不可能生存下来。而道德的对象绝没有如此多的分别。恰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样，道德面前也是人人平等的。只是对于不同层次的人而言，道德境界的要求不同而已。

第四，禁忌与道德规范还有时效性的区别。我国南方许多民族在春节过后，不许对歌、不许吹笙，总之，禁忌一切男女交际的节日行为。随着秋季收获的到来，这种节日的性禁忌开始解除，封存的芦笙又开始吹响，封禁的山歌又开始唱起，男女狂欢的节日也开始恢复。性禁忌与性开放随着生产而轮流交替，就构成了这些民族族民全部生活的主要节奏。

道德规范就不一样了，它一经形成并被人们概括出来，就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求人们“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怎样做”，基本上不受一维性时间观念的限制。如“孝敬父母”这一道德规范，并非是指某一时间内应该孝敬父母，而在其他时间内就可以不孝敬父母。禁忌总是在一定的时空中才能显出其威力，而道德尽管也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但它在时空中所受的局限较之禁忌要少得多。

（原载《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1]［法］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13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万建中：《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17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美］麦地娜·萨丽芭：《故事语言：一种神圣的治疗空间》，叶舒宪、黄悦译，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5）。

[4]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礼仪问答写卷〉译解》，载《西北史地》，1983（2）。

[5]金泽：《宗教禁忌研究》，18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6]［奥］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杨庸一译，48～49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7]［苏联］伊·谢·康：《伦理学辞典》，王荫庭等译，187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8]万建中：《民俗的力量与政府权力》，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5）。

[9]［法］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13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0]［英］伯特兰·罗素：《婚姻革命》，靳建国译，6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11]［苏联］伊·谢·康：《伦理学辞典》，王荫庭等译，388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12]［苏联］谢苗诺夫：《婚姻和家庭的起源》，蔡俊生译，154～15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