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与生活（第2页）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在人的生存本能及生活本身中的文化。民俗文化是生命的文化，是没有从生活中挣脱出来的文化，所以又称之为民俗生活。生命需要歌唱，需要听和说，需要哭和喊，需要各种民俗仪式活动，这就是民俗产生的原动力。民俗事象把一切崇高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生活意象下移至不可分割的物质和肉体的层次，即人世、日常与身体的层次。在世俗和日常中表现出精神信仰和广阔、深刻的思想境界。尤其在中国，“并不像西方那样，已经有了工业基础以支持世俗的而非精神的乌托邦，世俗的乌托邦在中国仍然是以乌托邦的形式存在着，成为世俗生活的意义所在”[5]。在现代社会学领域，由常识和日常生活构成的世界，被认为是最高的实在，表现为三种活动形式：第一，以个体的肉体生命延续为宗旨的日常生活资料的获取和消费活动，即日常消费活动；第二，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日常交往活动；第三，与日常消费和交往活动相伴随的、以重复性为特征的、非创造性的日常观念活动。[6]在口头对话、礼尚往来的日常交往活动中，人们获得了自在、随意和自由。民俗生活的自在性、自发性恰恰反映了人的本质需求。“但现在，这种自由也面临着被剥夺的危险，或者说正在被剥夺：异化的非日常生活正在把日常生活也带入‘异化’境地，如此使人不仅在工作中感到紧张、压抑，而且家庭也不再是轻松之地，也不再有轻松之时：人们在上班时间拼命工作挣钱，在下班休息时间拼命享受，精心策划，以便在下一个工作日或工作期来临之前使自己有更多的体验……在‘无力’消除非日常生活的异化性的情况下，他们（按，指现代哲学家们）便要求回归日常生活世界，回到那个自在的、缄默的、非反思的世界，保持其独立性，将其作为一个奠基性世界，将其作为人们生活的指向和价值意义之源。”[7]

的确，民俗世界不是创造性的世界，不能给人带来原创性的快感，在民俗世界标榜发明、创造是徒劳的。官方世界一直在追求创新，故而毛泽东时代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时代有邓小平理论，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胡锦涛创立了“科学发展观”。而在民俗世界，标新立异没有市场。人们在依循传统的民俗程式中，获得多种感官享受和精神的慰藉，这与强制主导下的生活与工作状态的压抑、焦虑形成极大反差。民俗事象让人们从紧张、枯燥的生活环境中脱离出来，为人们的心神提供了极度放松的机会。民俗本身没有功利、无目的性和强制性，人们以轻松和徐缓的节奏经历着民俗，除了特殊情况，没有人为了民俗事象而感到无可奈何、迫不得已。

四、民俗的生活宣泄

“狂欢”是巴赫金思想当中最有影响的概念之一，尽管不是来自对民俗生活的直接分析，也没有运用“狂欢”范式直接分析民俗生活，却导源于对民间文化的深刻认识。这一词语被巴赫金发展成为一种反抗霸权力量、建立大同世界的文化策略，并因此而在诸多的人文社会学科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巴赫金概括出了狂欢式世界感受的四个范畴：人们之间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插科打诨、俯就和粗鄙。[8]在现实生活中，大概唯有民俗生活具备了这四个范畴特征。他同时指出，狂欢式世界感受的四个特征，“都不是关于平等与自由的抽象观念”，相反，是具体感性的思想，是以生活形式加以体验了的，表现为游艺仪式的关于平等与自由的思想。民俗生活符合巴赫金狂欢化的所有特质。在形式上，民俗是没有边界的，即便是局外人，也可以参与当地的民俗活动，而且所有参与者都是平等的、自由的。这是导致民俗能够传播和发展的根本性原因之一，也促使民俗永远处于创生之中。

诚然，民俗生活的狂欢属性也有不够理性的一面，有着放纵人自然情绪和情欲的倾向。英国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分析罗马农神节时就曾指出：“许多民族曾经每年都有一个放肆的时期，这时法律和道德的一贯约束都抛开了，全民都纵情地寻欢作乐，黑暗的情欲得到发泄，这些，在较为稳定、清醒的日常生活中，是绝对不许可的。人类天性中被压制的力量这样突然爆发，常常堕落为肉欲罪恶的狂欢纵欲。”[9]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域，这种自然情欲的恣意放纵有其合理性，除非人为宗教的狂热和集权组织的操控，“在较为稳定、清醒的日常生活中”，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民俗作为一个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和生活传统，绝不会成为社会“破坏性”力量。相反，由于民俗赋予人们宽容与自由的行为，使之成为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钟敬文先生在比较中西方狂欢活动时说：“两者都把社会现实里的一些事象颠倒了过来看，表现出了对某种固定的秩序、制度合规范的大胆冲击和反抗。它的突出意义，是在一种公众欢迎的表演中，暂时缓解了日常生活中的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社会对抗，取消了男女两性之间的正统防范，等等，这些都是中、外狂欢活动中的带有实质性的精神文化内容。”[10]

民俗生活是非官方的，非教会的，活动的支配权来自民众本身，是按照欢笑与满足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是生活本身意愿表达的最佳方式。民俗事象给人以一种“狂欢节的世界感受”。在民俗仪式活动中，人们忘却了死亡的恐惧，即便有病，也不情愿住院，人人都希望自己全身心融入其中，因为民俗是让人们面向未来的。在节日期间，人们相互祝福，祈求未来的美好，所以巴赫金说“死亡、再生、交替更新的关系始终是节日感受的主导因素”，“面向未完成的未来”。“而官方节日，实际上，只是向后看，并以这个过去使现有制度神圣化”。[11]官方的节日，是要人们庆祝它的长久、成就之辉煌，万世永恒，无一例外地面向过去，即便是要面向未来，那也只是幌子。

我们说官方场合是严肃的、不苟言笑的、认真的，民俗场合是诙谐的、轻松的、宽容的。但有些民俗事象的实施也同样是严肃的，人们完成民俗仪式活动同样一丝不苟，不是花里胡哨故意为之的民俗表演，不是为完成民俗任务而勉强自己的行为，不是假定性的虚假的模仿。民俗行为并非发生在过去，而是在当前，是即时生发和强化出诸多社会功能和情感关系的行为表现。民俗实施绝非官方场合中常见的例行公事，人人都不会从中超脱出来。一旦有人偏离了民俗生活的轨道，周边的人都会善意地将其拽回民俗生活的轨道，使其融入其中。中秋节期间，时常有人被询问：你吃月饼了吗？吃月饼的场合有人不吃月饼，马上就会被劝食。但民俗参与不是盲目的、无奈的或逼迫的，参与者都有清晰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欲求。

一触及“狂欢”，人们可能联想到无序、混乱、没有节制等。的确，它冲破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表现为非常的精神与身体的释放。但由于民俗生活拒绝暴力，狂欢场合并不会酿成冲突。当社会分层出现之后，民俗便进入社会的底层，和民众融为一体。基本上抛弃了严厉惩罚的暴力手段，同时，民众也就放弃了对破坏民俗的人施以惩罚的权利。否则，民俗就会给特定的群体中人带来互相仇视。正是由于民俗摈弃了严厉惩罚的权利，拒绝使用暴力，才使民俗规范和上层阶级颁布的法律、政令等有了明显的差异。人们依循民俗一般并非迫于民俗的暴力威慑，或由这种暴力威慑产生的恐惧，而是民俗给人一种社会安定感和相互亲近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秩序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传统的依恋。这就是民俗的力量，是社会底层的力量，但不是惩罚的力量，或者说不是诉诸惩罚和威胁而产生的力量。在现代社会，违背民俗常规和蔑视民俗的力量，一般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人们依循民俗一般并非迫于民俗的威慑，或由这种威慑产生的恐惧，而是民俗给人一种社会安定感和相互亲近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秩序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传统的依恋。这就是民俗的力量，是社会底层的力量，但不是惩罚的力量，或者说诉诸惩罚和威胁而产生的力量。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1][美]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169～17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美］理查德·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审美经验和生活艺术》，彭锋等译，18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美]维克多·特纳编：《庆典》，方永德等译，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4]［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3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5]陈刚：《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5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6]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14～20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

[7]李文阁：《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哲学视野的根本置换》，230～23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苏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5卷，白春仁、顾亚铃译，176～179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9]［英］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829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10]钟敬文：《文学狂欢化思想与狂欢》，载《光明日报》，1999-01-28。

[11][苏联]巴赫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14～15页，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