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风俗变革与变革风俗（第2页）

神明神明，有目不明，有耳不灵，有足不行，终日静受人奉迎。奉迎无益，不如打平。打平打平，铲个干净。人群进化，社会文明。[26]

1926—1927年，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农会成为乡村社会的首脑机构，有很大的权威性。农会利用这种权威性禁止一些陋习，其中禁得最严的便是牌、赌、鸦片三者。对此，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详细描述，“牌：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湘乡十四都地方一个区农会，曾烧了一担麻雀牌。跑到乡间去，什么牌都没有打，犯禁的即刻处罚，一点客气也没有。赌：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禁赌了，农会势盛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鸦片：禁得非常严。农会下命令缴烟枪，不敢稍违抗不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烟枪，被捉去游乡。”[27]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农会领导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陕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农村妇女决议案》，要求把农村妇女组织起来，开展斗争。同时规定：婚姻须得女子同意，反对买卖制度及聘金制；严禁虐待童养媳和媳妇，禁止给女孩包脚；再婚妇女在社会上须一律待遇，不得歧视；妇女如愿再婚，其家人不得干涉；凡会员均不得虐待其妻女。[28]这次农民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严禁烟赌决议案》，请政府严令禁止农民种烟、吸烟、赌钱，违者重惩。要求农协所在之地，严拿吸烟、赌钱之徒，酌量处罚，以儆效尤。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是革命圣地，边区各级政府也用法令的形式推行改革社会陋习的措施。例如，1939年8月1日，边区政府民政厅发给各县、区、乡训令，令饬严行放足运动，限6个月内完成全边区妇女放足任务，并随令颁发禁止妇女缠足条例。1942年元月，成立边区禁烟督察处，颁布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1939年4月4日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规定男女婚姻遵照本人之自由意志的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童养婚（俗名“站年汉”）等陋习。这一切，为风俗的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20世纪20年代的农会组织到三四十年代的边区各级政府，都认识到风俗习惯在民众翻身求解放的道路上所起的作用，并积极领导和参与了涤除封建恶习的活动。因此，使得民国风俗的演化渗入了浓重的政治意味。移风易俗的政治化，或者说是政治化了的移风易俗，这是民国风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故而此期间风俗的嬗变也就较之其他时代更为迅速，更为剧烈，更为深刻。

民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风尚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上层阶级大规模有意识地改良风俗，除旧布新，而且民间社会也自觉行动，参与移风易俗，并取得明显效果。可以说，我国风俗史上的古代与现代之划分，是以这一时期为标志的。此后，我国风俗的现代意味才逐渐增浓，不断得到强化。民国时期风俗的现代化，一方面是无情地革除戕害人性的封建陋俗；一方面是大量国外习尚的直接植入。如此，出现了民族性习俗与国际化时尚并存的局面，二者的逐步融合恰恰是民国风俗现代化的进程。

（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1]《女子家庭革命说》，载《女子世界》，4期。

[2]《改良风俗论·下》，载《东方杂志》，1卷8期。

[3]《奴婢废止主义》，载《河南》，9期。

[4]《婚姻改良论》，载《留学女子学会杂志》，1期。

[5]《哀女界》，载《女子世界》，1期。

[6]《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载《女子世界》，2期。

[7]《论婚礼之弊》，载《觉民》，1～5期合本。

[8]《〈留学女子学会杂志〉题辞》，载《留学女子学会杂志》，1期。

[9]《新陈代谢》，载《时报》，1912-03-05。

[10]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1集，68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

[11]《社会改良会章程》，见郭汉民编：《宋教仁集》，下册，378～379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2]冯契：《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汇合》，见辽宁大学哲学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4集，1册，25页，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1982。

[13]张静如主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35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14]分别见民国《迁安县志》《完县新志》《新河县志》《昌黎县志》《临晋县志》《义县志》。

[15]胡绳：《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与科学》，见龚书铎主编：《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495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16]许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影印本，10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17]《论改良政俗自上而下之难易》，载《东方杂志》，2卷1期。

[18]《家庭革命说》，载《江苏》，7期。

[19]《论发辫原由》，见《黄帝魂》。

[20]孙中山：《复女界共和协济会函》，见《孙中山全集》，卷二，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21]孙中山：《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见《孙中山全集》，卷二，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22]孙中山：《严禁鸦片通令》，见《孙中山全集》，卷二，1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23]黄兴：《在北京万国改良会欢迎会上的演讲》，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2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4]黄兴：《在北京正乐育化会欢迎会上的演讲》，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2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5]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见《毛泽东选集》，2版，1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6]中共海丰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共陆丰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海陆丰革命史料：1920—1927》，1辑，64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27]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见《毛泽东选集》，2版，1卷，35～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8]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48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