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视角（第1页）

第三节视角

视角之说，在现代田野作业理论中备受青睐，这得益于后来田野作业者对这门学问的反省和觉悟，主要有两点：一是从田野作业者本身来说，受到时间、精力和专业的局限，不可能调查和了解一个地方的全部文化，只能在一个空间点和一个时间段的学术问题上，做相对深入的研究；一是从民众知识的方面说，也不容田野作业者给予任何的藐视和轻慢，更不容田野作业者自诩民俗知识比书本知识更容易驾驭和说透。后来人已经知道，民众知识的体系之庞大、道理之众多，务求田野作业者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去观察它和学习它，以及在力所能及的时空条件下和学养程度上去工作。比起他们雄心勃勃的前辈，现代田野作业者在思维方式上有节制、讲自知之明，强调思路对头，显示了一种学问上的成长状态。

找视角，限制了田野作业者的盲目热情和文学狂想，也对田野作业理论的细密通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田野作业者把使用视角的方法贯穿于田野作业的全过程，增强了田野作业的理论意义。在实践上，它还成为田野作业者建设和利用田野关系的一个实际步骤。

一、视角的定义

视角，是田野作业者观察和描述他者文化的角度，是调查者观察和分析他者文化的感觉和切入点。视角是在民俗学田野作业中学会使用眼睛和头脑的综合性训练。它以用眼看腿走为途径，在田野作业者头脑中构建调查和表述研究对象的文化视角。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研究过程中都设定视角，但两者的性质不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研究者通过一定的视角，观察和研究人类自身的文化现象，比起自然科学的视角研究，情况要复杂一些。“视角”一词，还是一个摄影学上的术语，原指摄影镜头所能捕捉的空间边限及其与镜头所形成的夹角。这个词被现代田野作业理论借来使用，也显得十分受用，因为它能体现出在现场摄取、空间格局和个人观察的规定性上，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

视角研究过程表达式

田野作业者

用你的眼睛（用眼睛走路、用眼睛交往和思考、用眼睛说话）

双窗口

文化视角

表述对方

在第一时间内表达出来

视角的假设是，田野作业者可以成为接受型田野作业者，他们能够在不同文化的情景中，以极大的耐心，以积极的思考，用自己的眼睛去工作。他们只有学会看懂对方，才能调查对方和分析对方。

视角的训练，是田野调查理论训练的必要途径。它要求调查者的眼睛必须训练得很敏锐，它让调查者的眼睛具有问题的眼光。它让调查者可以运用自己的视觉，带动理论感觉，并将之表达出来，建立文化视角，在第一时间内表达出来。

二、挫折描述

挫折描述，指田野作业者在完成居住和建立定位等环节后，在进入田野现场前，对所遇到的接踵而来的挫折，包括误解、失误、窘境、被设防和疏远等，与战胜挫折后走进被调查人群体的具体过程，提升到理论和方法的层面上做总结和反思，使之学术化。这是田野作业者运用和巩固田野关系的必要步骤。

从吉尔兹开始，就出现了一种异样的学术眼光，被认为是建立“视角”之始。吉尔兹是一个绝妙的写作大师，他观察和写作民族志细节具有非凡的眼力。但他使用什么样的例子来说明他的发现？他怎样提示他所采用的视角？再读吉尔兹的《文化阐释学》，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才智和技艺。

1958年4月初，我妻子和我以人类学家的身份，进入了一个巴厘人的村庄做研究。我们都染上了疟疾，缺乏自信心。这个村子很小，有500来人口，地处荒凉，从前是村民自己的世界。我们是闯入者，是所谓的教授。村民看我们，好像看待所有不属于他们的生活而强行进入的人们一样，漠然冷淡。这使我们俩也被弄得仿佛失掉了自我，感到在和不在一个样。我们成了幽灵，成了被视而不见的人。

……

（终于有一天，在参观“非法”斗鸡风俗时，遭到了突然袭击。）一辆卡车满载着荷枪实弹的警察**、冲进赛场。警察跳下车后，跟电影中的匪徒一样，挥动着枪支吼叫，但并不真的开火。村民发出了“pulisi！pulisi”的尖叫声，四下散开，夺路而逃，他们的头影消失在墙垣后面，或从平台下面爬走，蹲到矮小的柳条栅栏后面躲起来，或纵身爬上椰子树躲藏。那些参赛的公鸡疯狂地到处乱跑，爪子上还缠着锯铁，其锋刃足以割断一个手指或捅漏一个脚背。

我妻子和我愣了一下，但立刻意识到，应该按照人类学所说的“跟在家一样”的原则，随村民逃跑。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同这里所有的老百姓行动一致。我们来到一条主要的街道上，向北跑，离开了我们住的地方，斗鸡场就在它的边上。跑到半路，旁边一个逃跑的村民突然钻进了一个院子——他自家的院子，我们眼前已是茫然一片，除了水田、旷野和一座很高的火山，什么也没有，便只好尾随其后。当我们三人跌跌撞撞地进院时候，他妻子的脸上显出了一种过来人的神态，马上搬来了一张桌子、三把椅子，拿出一块桌布、端上三杯茶。我们无须多少寒暄，便坐下来品茶，尽量让自己镇定下来。

几分钟后，一个警察煞有介事地来到小院，搜寻村长。（这位村长是斗鸡的组织者，一直在斗鸡场，看见全副武装的卡车开过来时，他跑到河边，甩了围裙，跳进水里。等到警察追过来时，他正往头上浇水，他就对警察说，他一直在洗澡，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警察不相信，罚了他三百卢比，这是村里集资的数额。）当警察在小院里发现了我和我妻子这两个“白人”时，表演了一出阴阳变脸的古装戏。过了一会儿，等他重新找到感觉时，又开口说话，盘问我们怎么解释我们的来历？这时我们的五分钟主人竟然挺身而出，为我们辩护，详细地、准确地、又热情大方地描述了我们的一切。这回轮到我莫名惊诧了：一个多星期以来，我们除了房东，还有眼前的这位村长，并未与村中的任何活人交谈过。只见他冲着那个神色傲慢的爪哇人说，我们住在村里是理由充分的。我们是美国教授，政府早就说明白了。我们是来这里研究文化的。我们要写一本书，把巴厘人的事情告诉美国人。我们整个下午都在他家喝茶，谈文化问题，根本不知道斗鸡的事。我们一天也没见到村长，还以为他到镇上去了呢。警察果然被他搞糊涂了，不再查问下去。

……

第二天一早，整个村庄对我们来说都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们成了不再被漠视的人，成了众人瞩目的中心，成了被倾注温暖、兴趣、特别是巨大欢乐的对象。我们和村民一样逃跑的经历，已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村民们跑来一遍又一遍地询问经过（我只好不厌其详地讲述那个故事，一天竟然重复了五十遍）。他们有礼貌地、十分感动地、接二连三地问：“为什么你们不就地告诉警察你们是谁？”“为什么你们不说你们只是旁观并没有赌博？”“你们真的害怕那些小枪吗？”

……

转机来了。从此我们与这个社区建立了关系。我们真正地“进入”了，整个村庄都对我们敞开了心扉。以前没有任何外来人能享此殊荣。

……

当然，在一次突然袭击中，因遭现场追捕或被险些捉拿而为当地人所接受，由此建立了人类学田野作业中被神秘化了的、必要的田野关系，也许未必是一种很有普遍性的个案，但对我来说，它的确是行之有效的。它直接导致了一种柳暗花明的、千载难逢的和完全的接受效果，把我带入了一个外人很难打进和透视的社会。从此我获得了一个直接的、观察“农民精神世界”的、局内人的视角，我后来的工作全部仰赖于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比起那些没有机会和当地人一起从武装警察的手下狼狈逃跑的人类学家来说，我是幸运儿[50]。

从田野作业者的理论总结的层面看，这段开场白，在文字上惊心动魄。吉尔兹借机创造了一种“挫折描写”的叙述形式：他从田野作业者“缺乏自信”开始，到跟村民赌群一起落荒而逃，到在官方警察面前始终不肯出示美国教授的护照，到被村长看在眼里产生信任，到被整个小村庄接受，一直写到田野作业者高奏胜利凯歌为止，将一种令人信任的田野关系，一五一十地写在纸上。比起那些开场以王者风范、君主高调撰写田野关系的民族志，吉尔兹无疑更近人情、更切合实际。他写挫折，从冲突写起，写他进村后接连遇到的三种冲突：田野作业者与被调查人的冲突、内外冲突和官民冲突，这等于告诉读者，这种个人经历是田野作业者建立视角的先导。他坦白地描写了田野作业者在仓皇出逃时的窘态，连灰心绝望、跑也跑不动的细节都不放过。这才给人以他正在现场的感觉，让人情愿接受他的说法。人生总是败多胜少，交代田野作业者的失败沮丧尤为合乎人之常情，一言既出，即能引起同行的理解与共鸣。这种写法打破了早期田野作业中的田野关系神秘性，使之变为一种可以交流的学术谈资，一个可以敞开理论探讨的普遍问题。他的个人描写又是始终从属于对象描写的，技巧也相当娴熟。他运用了从一方人群向另一方人群的人称和时态的转换，大量地描写了不同层面的“村民”的“集体”看法，还描写了站在各层人群背后的“村长”的看法，他把自己的看法锁定在靠近对方看法的范围内，从而构建了他的叙事结构。他还更精心地描写了在遭难之后，他观察对方的角度和进入他者的标志，这也是一个创造。例如，他称村长为“五分钟主人”的幽默比喻，把读者的兴趣转移到村长和警察的对话中去，让村长以公开而正式的方式，对他本人的田野定位给予“详细地、准确地又热情大方地”介绍。在外人看来，这就是一份客观的鉴定材料，可信程度高。又如，他还用遭难后村民向他公开当地“合法化”的社会组织与经济生存方式，说明他所追求的“进入”标准等。正是他的这些描写，使他好不容易进入他者文化集团的经历，表述得千真万确。他还以成功的主观感受描述，成为他的调查点的文化含义的解释权威。继吉尔兹之后，田野作业者的个人经历就成了田野作业性格的亚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