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田野报告的写作技术（第2页）

第一层：一种民间娱乐

在研究延安时期共产党发动的民间艺术转变问题时，九曲灯第一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从陕北和甘肃东部地区所有舞蹈样式的搜集资料中，我偶然发现一批零散材料都在谈一种舞蹈，它有多个名称，如转九曲、九曲黄河阵或转灯等。以1944年2月《解放日报》上一则报道为例，它描述了延安附近川口集镇上的一次转灯表演：……

我第一次看到转九曲是1982年在延安。……据说，这是“**”以来，延安第一年举办九曲灯。同时令我有点惊讶的是，当我们要离开时，城乡群众的队伍在几小时内增加到2～3公里长。

这是一个公开的世俗化活动，与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革命圣地”这样的条件相吻合。整个活动没有任何宗教行为的痕迹——九道门中的任何一处都没出现神位、祭桌或香。我的信息提供者们也似乎忘记了九道门的名称，而且不知道传统力量秧歌队伞头唱什么样的歌。对他们来说，这仅仅是一种丰富多彩的民间民俗。

第二层：一张宇宙地图

然而，后来的一张报纸上讲，九道门的名称具有某些非常重要的用意。它们按如下顺序命名：东方门、西方门、南方门、北方门、中方门、太阳门、罗hou门和计都门。九门的名称里包含有罗盘的主要方位点和阴阳二仪，加上作为一个整体的九曲阵严密联盟，这些提醒我们思考这样一个可能性：灯舞的仪式功能，宽泛地讲，是宇宙秩序的再确认。最后两道门的名字，更增强了这个推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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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民间道教

在陕北进一步的田野作业以及近期出版的一批中国民族志学者著述，使我们可以更细致地考察九曲灯现象，更明确地认识其流派方面的问题。

首先，转九曲看来主要发现于一个广大弧形区域内的偏远地区，其范围沿北京正北部，经山西和陕北，到青海东部。可供利用的详细叙述及到陕北延安、青海东部乐都、北京市（以前属河北省）的延庆和怀柔，以及晋北平鲁。……

第四层：祭祀仪式九曲灯

我最近陕北田野作业中获得的上述认识，在拜访白云山是能得到证实。白云山位于黄河岸边，地处陕西最北部的佳县，依山建有约56座庙宇建筑，是一个庞大的寺庙群。那里的道教组织创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1949年以前，白云山庙会是中国整个西北部地区最大的庙会，至今信众和商贩们仍从宁夏、内蒙古、山西、甘肃和青海等地来赶会。当地仍有一个大型的道教团体，属全真教的龙门派。他们与其他地方的全真人一样禁欲。而与其他道教全真人不一样的是，他们保留了一种富有特色的法事音乐传统，所举行的仪式与北京、华山、楼观台和武当山等道教圣地的演出不同。但与武当山一样，他们主要供奉玄武祖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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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历史文献进入现实活动分析

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文艺学和部分民俗学与人类学者喜欢采取这种写法。一些田野回访调查工作的本身，就是基于历史文献的记录基础开始的。采取这种写法的根本原因，是由研究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其次才是由学术训练的不同渊源造成的。总之，从资料出发，是第一原则。

从历史文献入手进入现实活动的写法，容易给人以深厚的历史感和整体把握的力度感，能把读者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阅读和思考，避免为肤浅的、风行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或者出于某种个人兴趣钻牛角尖。但在将历史文献与现实口头材料做对照描述的时候，也要谨防三种冒险：一是直接拼接，使现实资料被处理成历史事实的遗留物，然后重演文化进化论的分析；二是主观断代，即以上层大历史的分期年限，给下层文化的口头资料断代，然后仍然去做大历史的分析，忽略了下层文化研究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丢掉了对下层文化知识系统的资料的还原使用和反观分析；三是想象链接，根据题目的需要，把口头资料填充在历史文献的空白处，结果可能是望文生义，也可能是文学狂想。这种做法，幸运的时候，也许歪打正着，但也有些时候不走运，成了学者自己“说故事”，与民间解释风马牛不相及。

然而，在现代学术史上，不乏利用历史文献与口头资料的优秀著述，分析它们的阐释结构，会对撰写这类田野报告有所裨益。兹举以下几种形式的著述为例。

（一）从学术史进入、到独立事件的历史、再到现实活动中的有形的仪式、再到现实生活中无形文化的分析。

例四：《白乌彝族教育成功之路》

一、少数民族与教育的成功

长期以来，教育人类学家们一直关注着不同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少数民族学生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少数民族学生难以获得与优势民族学生同样的学业成绩。早些时候，人类学家们便提出了被Ogbu称为的“文化间断假说”（CulturalDisuities）。根据这个假说，导致少数民族成绩不佳的主要原因是语言上与文化上的障碍，或者说是少数民族的家庭环境与期望少数学生接受优势民族价值观念的学校环境之反差。少数民族孩子不仅少使用不同的语言或说各种方言，而且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中对于教育具有不同的态度，或者说不像优势民族那样注重优良的学业成绩。

二、白乌教育

白乌有8所小学和1所中学。每个行政村都有1所村小。村小有的办至三年级，有的到五年级。只有镇上有1所完小，一至六年级全备。偏远村子的孩子们如果读到了三四或五年级还想继续读下去，就得到白乌镇上来。有的孩子步行到镇上念书，单边的路程就要走上2个小时。一般来说，大部分孩子也得走上45分钟或1个小时，比如羊圈村的孩子就是如此。这段路程对大人来说也得走上4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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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乌所有学校在课堂教学中基本全都用汉语，因为90%以上是彝族，他们中大多数在家里不说汉语，因为教师不得不实行“双语教育”。也就是用彝语来解释汉文课文，至少在一二年级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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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作者之一马尔子就生长在羊圈村，至今还常常回村探亲访戚。另一位作者郝瑞只去过羊圈村三次，目的是观察礼仪，访问村民。然而，无论是作为本乡人或是外地人，我们都记下这一事实，即羊圈村格布家支中有60%的成年男子初中毕业，35%高中毕业，一位大学毕业或正念大学，这占了自实行现行教育体制以来白乌镇受过高中或中专以上教育的人数的一半。在许多方面，羊圈与周围的乡镇一样，很少有女孩入初中，成年人的文盲率仍然很高，儿童入学率只占到适龄儿童的一半多一点。但是，村里格布家那么多的成员考入大学，说明了白乌的教育类型与人们有关中国以及世界少数民族教育的成见不一致。白乌模式激发了我们的兴趣，促使我们去搜集资料，并试图解释为什么白乌的不同族群教育上能够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11]。

（二）从民间文学记述史进入，再到现实活动的传承分析

例五：《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以〈女娲娘娘补天〉新资料为证》

女娲在我国古典神话上的位置及有关记录的缺陷

女娲是我国古代神龛上的一位尊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