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田野报告小说的记述策略（第2页）

文学的产品之一是小说。20世纪中后期以来，高科技发达、物质财富迅速增加，人类的科学和文学兴趣也在提升。他们在继续探寻自然科学的奥秘，同时也在坚持建设高尚文学的价值体系，维系自然与人文的和谐，那些为人类和谐理想而唱诵的小说，更是功臣。

但是，我国至今有小说，而没有民俗学小说，这是一种遗憾。究其原因，是它的产生过程十分艰难。首先，是缺乏产生民俗学小说的作家的空间。在民俗学的理论发生期和发展期，保留了文学的位置，但民俗学者的工作重心在于构建宏观理论，难免对文学小说创作采用规避的态度，结果使民俗学小说的作家难以产生。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钟敬文先生，原来也是五四作家，但他始终没有写民俗学小说。其次，缺乏以文学手法处理民间文学资料的工作框架。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人类学小说兴起，其作者恰恰正是一批人类学家或民俗学家。他们创造了一套用小说方式处理民间文学资料的方法，一时间人类学小说家崛起。他们的工作要点概括起来，大体有四：①用双时间法，处理神话思维和现实日常实践的双轨现象；②用广场法，处理“怪人”个体与集体狂欢共存的节日现象；③用“大词法”（bigword），处理即兴表演与母题类型的跨时空传承现象；④用注释法，处理民间文学与地方知识的互读意义，等等。

前面提到的女人类学家兼作家露丝·比哈尔（RuthBehar），我在美国见过她。她出版了一些研究著作，但并没有将在著作被理论抽象后剪裁掉的大量田野作业资料抛掉。她采用了与前辈不同的做法，就是将所有田野资料捆绑在一起，写成了一本长达457页的小说《女性写文化》（WCulture），其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篇幅（119页），描写自己在田野中与被访谈人打交道的日常经历、双方的对话、冲突和互读。为此，她还提出一个新观点，即田野作业也是一种翻译被调查人文化的工作。她认为，在现代田野作业中，学者与民众接触的性质，已不再是单纯地获取学术资源，而且是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未知世界表达敬意。学者对民众的文化，首先是翻译，其次是研究。文化翻译的过程，也是让学者反思自我文化的过程。学者不应该只顾自己出书，出了书就把田野资料私藏起来，或者丢掉。学者应该有这样一份责任心，展示民众提供的鲜活文化，坦诚地面对现代社会与传统民俗文化的衔接与冲突，对多元文化的接触和相互接触后的多种反应，都应该做出符合学术伦理原则的交代。总之，学者不能以学术研究为由，“侵犯”被调查人的原文化价值体系和审美生活。我认为，我当时被她说服了，连她光彩照人的外形也牢牢地抓住了我的心。她曾对她的学说连讲了七讲，我连听了七讲，每每都在座位上浮想联翩。那时她的这本《女性写文化》还没有正式出版，我请她在我的笔记本上写出书的英文名字，谁料她不但写了，还画了一朵小花，在小花的下面，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始信这是出自现代人类学家手笔之举，她对她从未登陆、却在我背后高大屹立着的中国，充满了好意。在我们之间随后的谈话中，她对另一个东方未知世界的尊重和友情的表达，也随处可见。

西方同行有开拓，不等于就能产生中国的民俗学小说家。这是因为，民俗学小说家不仅要懂别人的方法，还要能发明自己的方法。这种作家不好找。再次，也是相当重要的，就是缺乏继承本土文学遗产并向现代化转化的实践积累。中国自古有小说模式，历代文人中也不乏写小说和编故事的旷世奇才，司马迁、关汉卿、冯梦龙、罗贯中、施耐庵、吴敬梓、曹雪芹、蒲松龄和纪晓岚都是个中高手，还不要说各地、各民族、各历史时期的话本说家、讲经僧侣、史诗艺人、墟场歌仙和城乡故事讲述人。他们都掌握着小说家的经典祖本。然而，如何学习祖先遗产，领悟他们、把他们的本领抽绎出来，转入现代阅读体系，并加以传播，这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方面的积累、探索和实践，也需要时间。

其实，现代民俗学传承本身也是需要小说的，这是因为现代民俗学有三个压力，可以通过创作民俗学小说的途径去化解。

第一，资料的压力。民俗学是要研究民间文学资料的，但民间文学的传播却要靠文学。民间文学资料中的美学思维、价值话语和情感表达，是要用文学的手段去保存的，更需要用文学的形象去演绎和再现的，这是任何学术论文都不能代替的。

第二，研究的压力。现代民俗学的田野研究重视个人生活史，但个人叙述中的主观意识的表述，不是民俗，而是文学。特别是现代人的微观生活史，具有很强的个体意识，往往是现代学校教育的产物。而现代学校教育与传统民俗教育模式有很大差别。这就造成个体认知与民俗知识系统之间的差别。在传统教育模式中，受教育者大都是不识字、不开放社会的人群主体，他们有集体化的思维方式，有同质化的母题、主题的叙事套式，有稳定的日常实践规范，等等，这些都是与现代学校教育有明显区别的。现代社会的微观个体意识，更适合创造个性化的新传统，倾向于使传统的民间文学母题产生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乃至产生国际交流意义，这就给民俗学的研究带来了压力。但是，认识到这两种教育模式的差异，又正好是现代作家的机遇。如果他们能够把握这两种模式，就能给现代小说创作以十分不同的养分和灵性。在这个意义上说，莫言的成功值得民俗学者思考。

第三，非遗保护的压力。民俗学的本质是承认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这是一门富有差异化属性的文化科学，而这也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不过，民俗学的研究，只是揭示其中的“看不见”的精神种类和文化逻辑；而文学却能保存其中的“看得见”的形象和文化符号。民俗学对“看不见”和“看得见”的文化施行双重保护是有压力的，而它的解压者正是民俗学小说。

能甘为这三点去奋斗，写出中国的民俗学小说者，难找。现代民俗学还有其他的解压方法，比如数字化。数字化能把海量民俗信息转化为数字数据保存、展陈和研究，但数字化是高科技的新郎官，而文学对于民俗学却好比“望夫石”上的“孟姜女”，彼此的血缘关系既旧且深。对身处现代阅读体系的读者来说，把民俗学难以处理的文学资料写成民俗学小说，还能引导读者跨越以往阅读的封疆，引领他们走进另一个伟大的精神世界。在那里，作家以其心智的强大，开启读者对民俗文化想象力的强大；揭示民俗文化的理想价值体系对于良性社会运行作用的强大。

写民俗学小说的人才，还要具备跨行作业的创作素质，包括对民俗学和小说的两者，要两边懂、两边通；对精英理论和民俗学两者，要两边吃，而且都能吃得下；对现代和古典两头，要能通今，也要能汲古。不过，仅仅有这些还不够，还要有一定的民俗学专业训练，因为民俗学小说的创造力，很关键的一条，是来自民俗学的田野调查经历和资料。此外，作家本人的创作动力也要十分强大，要甘为民间文学的驱动而付出，要甘为一个未被充分认识的、缺少书面历史的、没有多少人为之写小说的普通人的权利世界去构思现代小说；还要对集体性叙事类型和套式，与现代个性化的叙事转型和变迁，都加以揣度和吸收，然后讲出更漂亮的新故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加强了对西方人类学小说的理论和著作的译介，国内也涌现了一批使用民俗民间文学素材创作的文艺小说和影视戏剧作品。我国政府进入联合国非遗保护公约后，又有不少民间原创的代表作浮出水面，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下的中国文化符号系统。有了这些铺垫，再有相应的人才，民俗学小说可谓呼之欲出。我相信，对我国民俗学小说的开拓，总有人会去努力，至少在原则上，做到文化风格、思想风格与语言风格相统一，它的发展就有希望。

[1]古湾村原是属于古城镇，但现在因搬迁，已属于陈堡乡，但是古湾村人还习惯于说他们是古城镇人，故而本文沿用古湾村人的说法，称为“古城镇古湾村”。

[2]垣曲县政协委员会编：《垣曲文史资料》（第三辑），内部资料，1987：88。

[3]张紫晨：《中国民俗·旅游丛书》，《总序》，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1998：1。

[4]张紫晨：《中国民俗·旅游丛书》，《总序》，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1998：2。

[5]陈有升、丘桓兴：《中国民俗·旅游丛书》（贵州卷）《苗岭布依的民俗与旅游》，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1。

[6]（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目录，中国商业出版社重印本，1982：3～5。

[7]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序言》，2页，《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目次》，1～3，国立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1934。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90。

[8][美]斯蒂文·郝瑞（StevanHarrell）：《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中译本，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150，154。其中的“米市的历史”一节，主要描述民族文化史。

[9][美]斯蒂文·郝瑞（StevanHarrell）：《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中译本，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134～136。其中的“白乌历史”一节，主要描述历史生态环境引起的社会结构变迁，与上述作者撰写的“米市的历史”相比，两个“历史”所说，显然不是一个内涵。将两个报告比较一下，可见作者针对调查资料的差异所采取的不同写作方法。

[10][澳大利亚]贺大卫（DavidHolm）：《黄河九曲灯：中国西北的道教与民间宗教》，庞建春译，打印稿，1998：1～8。

[11][美]斯蒂文·郝瑞（StevanHarrell）：《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中译本，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196～197，205，208～210。本篇文章由原著作者与彝族合作者马尔子合写，另，原文中有注释，因其文字与本节所谈田野报告写作格式问题关系不大，考虑字数的原因，故未全文抄录。全部原文内容请见作者原著。

[12]钟敬文：《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以〈女娲娘娘补天〉新资料为例证》，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2），钟敬文：《新的驿程》，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59，67～68。原文中有注释，因其文字与本节所谈田野报告写作格式问题关系不大，考虑字数的原因，未全文抄录。全部原文内容请见作者原著。

[14][法]吕敏（MarianneBujard）：《陈宝祠》，原载傅飞岚、林富士主编：《遗迹崇拜与圣者崇拜》，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234，261～263。原文中有注释，因其文字与本节所谈田野报告写作格式问题关系不大，考虑字数的原因，未全文抄录。全部原文内容请见作者原著。

[15]林耀华：《金翼》，《前言》，庄孔韶、林宗成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2～3。

[16]林耀华：《金翼》，《前言》，庄孔韶、林宗成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

[17][美]露丝·比哈尔（RuthBehair）：《翻译文化的女人》（TranslatedWowen），美国灯塔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