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田野报告的理论框架（第4页）

社会体，指民俗环境与民俗标志物的互动体。它以民俗承担者为活动群体，由民俗承担者根据民俗环境的内部变化，传承和创造民俗标志物的意义，形成既古老又现实的社会文化成品。田野报告对社会体的阐释，大多集中在地方民间组织方面。民间组织通过保存或适当改变对民俗标志物中的民间宗教信仰意义的叙述，保持他们在民俗环境中的主宰地位，同时也保持对现实社会的适应能力。如果民间组织的主持人就是现任村干部，他们身上的这种社会体的特征就更突出。在对社会体变体的阐释上，要注意上层行政化管理对其社会文化产品的影响，和下层习惯法管理对其社会文化产品的影响以及上、下文化对其社会文化产品所起到的交叉影响。

空间体，指民俗环境与民俗承担者的互动体。在民俗承担者受到外部政治、经济变迁的压力后，会在一定的民俗环境中做出相应的对策调整，他们利用民俗标志物，传承和创造民俗文化的空间意义，以取得与社会大历史变迁的和谐一致。田野报告对空间体的阐释，通常把重点放在解释仪式活动的空间转移、度过危机的空间表演，和重建权威的空间设置上。这时要注意反映上、下行概念在不同空间中的表达变化，如对上层强意识形态的表达、对下层弱意识形态的表达以及对两者表达的空间联系等。

可以说，民俗文化的生命力是由一个个空间连接体传递的。在特定的地方社会之内，一个小空间连接一个小空间组成了民俗文化的生存形态。这些小空间可以是村庄，也可以是社区。所有美妙的民间叙事在空间体的描写上都是最花力气的，北朝民间叙事诗《木兰辞》正是这样一部传世经典。诗中描写花木兰替父从军，在时间上一带而过，所用的时间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等，都是虚词。而在空间描写上却不厌其“繁”，以示重点。如说花木兰在家里如何“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在集市上如何“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从疆场上返回后如何“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装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所用皆为实词，可见民间叙事的用力所在。全诗通过由家庭，到集市，到战场，到家庭的四个空间的连续转换，在每个空间中都加进了人物的行为意义，描绘了民俗文化的日常性，揭示了空间仪式对于度过危机的功能。其中花木兰的“贴花黄”之举，即为换妆仪式，她通过了这个仪式的关口，才能由“将军”的社会角色还原为“女儿”的家庭角色。从现代田野调查看，空间体依然是一个实用的概念，山西四社五村管水组织的不灭活力也是在一个社区“轮流治水”的空间转移中保持下来的。

时间体，指民俗承担者与民俗标志物的互动体。它以民俗环境为社会文化背景，以民俗承担者传承民俗标志物的地方行为和长时段的历史循环为标志，展示民俗文化的模式形态和稳定性。

田野报告对时间体的阐释，从民族文化遗产与现代化的关系入手，说明文化继承的规律。在现代人类学界，一些学者把民俗标志物视为历史性的象征资本来研究，已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如前面提到的波丢。对民俗学的初学者说，在这方面的阐释上，还要注意三点：一是在概念上，时间体不等于时间，时间体指对于时间的民间观念、民间解释和具体民俗标志，其含义大于时间；二是在实践上，时间体按照岁时节令计算周期，循环往复地出现民俗事件，是超时间的产物；三是小群体文化的空间叙述一直在保存和创造它的神圣文化意义，这些小群体包括：性别组群体、年龄组群体、方言组群体和民族组群体等。

二、田野阐释的描述分类

田野阐释是半描述半论述的工作，其中描述是论述的基础。描述可分为两类：外部描述和内部描述。

田野阐释的外部描述包括三种形式：民俗环境志、民俗事象志、民俗人物志。在历史上，我国已出现了许多文献民俗志。这些志书的撰写出发点和记述视角，与现代田野报告不同，但在描述分类上，却往往有大体相同之处，如在古代文献民俗志中，也有环境志、事象志和人物志等。就古代民俗志与现代民俗志在描述分类的相似方面看，至少能说明一国民俗学的记叙发展是有历史渊源的，也说明现代民俗志的描述分类，比较符合中国民俗文化的自身表现形态。当然，古代文献民俗志与现代民俗志在分类的概念上有许多差别，在分类的细目上也有区分。

民俗环境志，指记录地方民俗的自然、社会、历史、经济、政治、民族、文化源流和变迁的民俗志。

我国古代已有环境民俗志的记录，兹仅举述几种近年的重印本。

《越中杂识》，西吴悔堂老人录，清乾隆本。原存美国国会图书馆，1980年由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将它的复印本寄赠浙江杭州大学的陈桥驿，后经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此复印件标点排印，1982年再版。记述环境内容的总目有：“山、川、桥梁、田赋、户口、水利、城池、衙署、学校、祠祀、寺观”等。

《广东新语》，屈大均著，清康熙本，中华书局重印本，1983年出版。记述环境内容的总目有：“卷一天语、卷二地语、卷三山语、卷四水语、卷五石语、卷六神语、卷七人语、卷八女语、卷九事语、卷十学语、卷十一文语、卷十二诗语、卷十三艺语、卷十四食语、卷十五货语、卷十六器语、卷十七宫语、卷十八舟语、卷十九坟语、卷二十禽语、卷二十一兽语、卷二十二鳞语、卷二十三介语、卷二十四虫语、卷二十五木语、卷二十六香语、卷二十七草语、卷二十八怪语”。

在现代民俗环境志的记录方面，《中国民俗·旅游丛书》的31卷本较为齐备。这套丛书按照分省区域的地理、社会、历史、民俗、文化线索，分卷描述民俗，“书中所述内容多为实地考察所得”[3]，也相应采用了一些古代文献民俗志的资料。作者的切入点是旅游，但实际上是“从旅游所至的引人瞩目的地区和蕴藏着丰富的精神、物质财富的各民族、由旅游所看到的具体景观所呈现的历史、自然和文化现象，扩展到它之外的多种问题的寻索”[4]。兹举述其中的“贵州卷”描写民俗环境的目录：“一、民俗旅游大省之一的贵州；二、黔东南，贵州省咽喉之地；三、黔东，山美、水美、洞美的胜地；四、黔北，飘着酒香的赤水河和革命圣地；五、黔西，千姿百态的诡谲景色和傩戏；六、黔西北，本地人仡佬族散居的地方；七、黔南，布依族、水族民俗文化发源地；八、回到省会贵阳”。对这种民俗环境的描写构思和整体文化的阐释意图，作者本人在《引言》中做了明确的交代。

贵州是中国西南边陲一个多民族的省份，那里居住着3200多万勤劳质朴的各族人民，其中苗、布依、侗、土家、水、回、壮、瑶等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四分之一以上。贵州又是夜郎古域所在地，历史上古戕（？）河江畔黔地夜郎古族，有着与巴蜀、大理、滇国、南越的西南诸古族齐名的久远而辉煌的历史。汉族历史上有秦皇汉武、大唐盛世；蒙古族历史上有成吉思汗及大元帝国；满族则有康熙盛世和乾隆盛世；而西北西域新疆、西南吐蕃西藏等少数民族，也和汉、满、蒙等民族一道，共同创造了绵延数千年的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5]。

目前我国虽已有民俗环境志的写作基础和古今著作，但完全采用现代田野资料撰写民俗环境志的著作还不多。

民俗事象志，指记录民俗标志物为主的民俗志。在我国古代的文献民俗志中，以这一类居多，又可细分为风俗志、风俗史和岁时记等不同样式。如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目录：“卷第五，民俗、京瓦伎艺、娶妇、育子”，“卷第八，四月八日、端午、六月、是月巷陌杂卖、七夕、中元节、立秋、秋社、中秋、重阳”[6]。

民俗事象志的描述框架，以民俗标志物的命名为题目，在每个题目的下面，对文化现象做一一记述，有些记述还十分详细，注意了细节的描写。民俗标志物以婚丧嫁娶、岁时年节和民歌谣谚为描写出现频率最高，古今亦然。现代民俗志一般将这些民俗事象归纳到“人生仪礼”“社会组织”和“精神民俗”等文化类目中去，有的还增加了“物质民俗”的类目，把传统生产方式和消费生活中的民俗事象也收罗进去。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现代民俗学进入了恢复期和新的建设期，中央和各省的民俗事象志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这些出版物在描述的方法上，基本沿用了凌纯声的构架，但缺少阐释性，多以记录资料为主。在分类上，大致是“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社会组织”和“语言民俗”四类；也有采取三分法的，不列“语言民俗”一项。所收民俗资料，以现代搜集的资料为主。比较重要的有：《山东民俗志》《河南省志·民俗志》《红山峪村民俗志》《广东民俗大观》《海洲民俗志》和《温州民俗志》等。还有一类民俗事象志是描述单项民俗标志物的，如只描写某地婚俗、某民族民俗，或只记述单一地域的口头文学等。比较重要的如《云南婚俗志》《中国瑶族风土志》和《江苏民间文学志》。

民俗人物志。指记录民俗承担者为主的民俗志。宽泛一点说，《史记》中的《游侠列传》一类，可谓动笔最早的民俗人物志。此后，魏刘邵的《人物志》（明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0）品评人物，辨别性质，谈人才史观，涉及各个阶层，不限于民俗范围，但描述民俗社会的人物志续有流传，不绝于缕，不过数量较少罢了。现在比较容易搜集到的有《少林人物志》《陋巷人物志》等。现代民俗学者根据实地调查故事讲述人、民间歌手、戏曲艺人和手艺工匠等的生活史资料，编写了《故事家小传》《歌师傅传》《戏曲艺人小传》和《匠人传》等，也是一种民俗人物志，它们大都附在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志书各册的后面。

在内部描述方面，包括三种形式：仪式描述、宗教信仰描述和日常文化描述。它们的描述对象的结构形态可见上图1，它们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可见上图2，它们的内部描述任务，是揭示民俗的传承方式和表现特征。

图3田野阐释的描述与分类示意图

仪式描述。在田野报告中，主要阐释仪式表演是一种显性传承方式，仪式特别具有表现技巧的活动，手段往往是文学化的。

这两种内部描述都是间接的，或者说这种描述的间接性都大于直接性。

日常文化描述。在田野报告中，主要阐释日常文化依靠外显内隐的方式传承，它表现为一种民俗活动流，能在集市、庙会等岁时聚会上组织文化空间，传播日常文化。例如，在华北和西北的旱作农业区保存了许多村社石碑，这些村碑的存在形式是显性的，但其意义解读是隐性的——村民们不识字、不看碑，而靠每年来自四面八方的信徒祭祀碑或集体竖碑的行动，维系碑文的习惯法功能，传承他们的日常文化，这种描述的直接性大于间接性。

三、田野报告的理论表达要点和实践意义

田野报告的写作，在理论表达和实践意义上，具有以下要点。

（一）资料的第一手性

从学术意义上说，它能表示作者与田野作业的关系，奠定作者解释本人搜集的资料的权威性，也能确定田野调查选点、建立资料的分析模式和提供选择研究方向的依据从操作方法上说，一般应该从调查别人的文化做起，以避免出现对自己熟悉文化的盲点。这样做的结果，还能增加兴趣，产生联想。但要及时找好视角，制订双窗口计划。至少先就田野阐释的两个民俗构件做调查，当然最好进行三项调查，以提高调查的质量。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还可以采用家户调查法，去发现田野统计数字和民间解释与行政部门的业务统计的差距。

（二）贯彻三一分类法

先用三分法。第一步，做田野之前，按照书本知识，进行田野作业者的学术分类；第二步，在初访之后，按照政府部门的管理知识，进行行政分类；第三步，经过深入调查，按照地方知识系统，进行他者文化的分类，在此基础上，最终找出适合自己研究对象的分类法。在实际处理上，要使自己能边缘化和批评化，要考虑所采用的分类方法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三）构建表达模式

田野作业者可以从外部描述到内部描述，循序渐进，最后做田野报告阐释。要注意表达的过程化、动态化和整体性。需要说明的地方有：民俗事象的稳定性，从比较中找出共同标志物；民俗事象的变异性，从差异中找出脆弱点；民俗事象的象征性，重点进行外显内隐的传承物分析，并指出民俗事象的人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