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民族志与中国民俗学田野作业的方式与问题（第1页）

第四章新民族志与中国民俗学田野作业的方式与问题

第一节中国现代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历程

1982年，一位美国人类学研究生邓纳（FlorindaDonner）出版了一本书，名叫《Shabono：在南美密林的荒凉和魔法地带的奇遇》，书中叙述了作者在委内瑞拉进行田野作业，被当地人选中，加入了他们的神秘群体，与他们共同生活，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这本书出版后，很快引起了美国人文科学界的重视，许多资深学者发表评论，或褒或贬，一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赞赏者认为，邓纳的工作特别出色，“以少有的优美文笔描述了当地印第安人的精神世界，把他们在仪式中依然传承的神秘性和权威意识传神地告诉了读者”。批评者认为，邓纳的田野作业时间不够，没有足够的时间与本地人相处，让人对她在当地的经历发生怀疑，又在书中使用了别人调查的二手资料，有剽窃之嫌[1]。也许，对于刚刚出道的邓纳，这些要求近乎苛刻，但让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透过这场讨论的背后，依稀可见西方现代学者头脑中的民族志田野作业框架以及它所能带给中国民俗学者的思考。进入新时期以来，中西学术加强了沟通，进一步促进了本土学术建设的进程。

本节从中国的资料实际出发，总结在现代中国社会的背景下，本国学者或中外学者合作做过的田野工作历程以及相关的理论思考。这方面的工作，在时间上有先后，在不同的历史事件之间也未必都有联系，但就学者的田野作业意识和方法的专业性而言，双方还是有可比较之处的。通过比较，可以对中国学者的田野作业特点认识得更为清楚，以坚持自己的好东西，也可以对外来的先进经验取长补短。

20世纪以来，我国大多数学者关于田野作业的著述，都是以采风的历史传统或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观念为支配意识，讨论搜集民间文学作品和相关民俗的观点与方法。在此姑且划分为文本式田野作业。其中，文本式田野作业，指学者到民众中收集民间作品，形成记录本，然后对这些文本开展研究；民族志式田野作业，指学者采用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多种理论和方法搜集民间文化资料，除了收集民间文学作品，也注意到搜集与作品相关的民俗环境、民众生活和民众观念等资料，然后对所得资料展开综合研究。两者还都不能等同于西方的民族志田野作业。而把我国的现代田野作业分成文本式的和民族志式的两种，也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因为它们不一定都是民俗学者的著作，还有一些出于历史学者、民族学者、社会学者、语言学者、宗教学者和文艺学者之手。仅就民俗学者的田野作业而言，两者也时有交叉，区别也是相对的。以下，出于叙述上的方便，我们把两者分开讨论。所使用的分析资料，主要是与五四运动以来新民俗学运动有关的学者著作或论文，它们曾对国内各个时期的田野工作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在反映我国学者的田野作业思想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节所使用的学术著述，主要有以下11种：

1。顾颉刚：《妙峰山》，搜集资料年代：1925年。广州：中山大学语言与历史研究所，1928年出版。

2。钟敬文：《钟敬文采录口承故事集》，搜集资料年代：1922—1926年。张振犁编，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

3。何其芳、张松如：《陕北民歌选》，搜集资料年代：1938—1943年。原抄写本发行于1945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出版[2]。

4。刘兆吉：《西南采风录》，搜集资料年代：193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出版。

5。光未然：《阿细人的歌》，搜集资料年代：1943—1944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

6。李世瑜：《1947、1948年万全、宣化庙宇普查之方法论》，搜集资料年代：1947—1948年，原载《寺庙与民间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5年出版[3]。

7。孙剑冰：《略述六个村的搜集工作》，搜集资料年代：1954年。原载《民间文学》，1955年4月号。

8。刘魁立：《谈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搜集资料年代：1957年，原载《民间文学》1957年第6月号。

9。李星华：《搜集民间故事的几点体会》，搜集资料年代：1957年。原载《民间文学》1959年6月号。

10。杨匡民：《怎样记录民歌》，搜集资料年代：1957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出版。

11。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总办公室编《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手册》，搜集资料年代：1984—1994年。内部资料，1986年印行。

除了这些著作，我们也采用了其他一些相关的学术史资料参验互证，以把中国学者的田野作业观念放到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我们试图通过分析这些资料，探索中国学者在涉足或投身民俗学运动的过程中，所表现的观念形态和心路历程，尝试对中国所发生的民俗学田野作业活动的一些特点，加以说明。

一、文本式田野作业

（一）文本式搜集观与国学传统

一个学者，身临田野作业现场，要思考他作为学者的训练，也要思考从前的学者都做过什么？由于田野作业是学者和民众双方在日常生活的状态中进行的，它还必然要给学者的思考带来两种影响：一种是来自理论著作的影响；另一种是来自学者亲自调查的感性材料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学者的田野著述，都是从搜集和研究民间文学作品的角度阐释学术观点的，在他们身上，体现了重视五四运动的平民意识，也体现了国学传统。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田野作业是由北京大学的一纸倡议开始的。从那时起，学者称田野作业活动，大都叫“搜集整理”或者叫“采集、记录与整理”[4]。在这方面的田野作业中，明确表达中国学者思想的最早文献，是北大《歌谣》周刊的《发刊词》，其中谈到学者看待搜集对象和目标的学术观点：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5]。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段文字看作是20世纪初中国学者的田野作业观的话，那么已有不少研究文章指出，这时他们的初衷，是表达民族觉醒的意识；他们征集歌谣的目的，是唤醒国民；他们提出的“学术的”和“文艺的”研究目标，是案头化的口号。这时用民俗学专业性质的田野作业观去测查他们，还为时尚早。

1925年，发生了顾颉刚等北京大学教授奔赴京郊妙峰山考察的学术事件，标志了这批学者从书斋里跨出的一大步。他们很快出版了《妙峰山》一书，书中接触到以下具体问题。

调查计划。妙峰山调查是有计划的，不过只是一种大略的研究构想，还没有形成有针对性的、具体的工作计划。顾颉刚说：“我们的希望，自然要把民俗的研究，由妙峰山而更进一步，由讨论妙峰山而找到一般的研究的大路”[6]。

调查方法。妙峰山调查的方法是国学传统方法，即手写口问，现场体验。“寻源，问果，比较，分析”，“在调查人不厌其烦”，“从实习而得技巧”“从研究而有发明”[7]。

调查经费与日期。妙峰山调查缺乏经费，影响了调查的时间长度。顾颉刚说“调查费用仅仅领到五十元，所以调查日期也仅仅容许三天。我一想起这类事情，便止不住叹息：堂堂的中华民国，为什么在学术方面的供应竟缺乏到这样呢”[8]？

资料保存。妙峰山调查资料的保存方法是出版，或者在“京报副刊中陆续登出”，或者“编入民俗丛书”的办法，“使这许多调查得来的材料以及讨论出来可意识不至湮灭失传”[9]。

北大教授的这次上山之举，在历史事件上，是属于开启性质的。但从学者本身的研究角度看，他们的下田野是对古代学者采风问俗的国学传统的继承或延续。例如，顾颉刚本人出身史学，在开展研究之前，总要尽量地搜集资料。但对于所搜集的平民资料，过去不大熟悉，为了日后解释，他还要尽可能地了解当地的历史和风俗习惯，因此变成民俗搜查。总之，分析妙峰山一干人等的收获心态，居于支配意识的是国学遗风。正是中国国学的问俗求史的优秀传统，促成了这次教授们走向田野的集体操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