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文厚商人理念与基层政府决策的微观比较分析（第2页）

[6]本文中使用个人回忆资料，均引自本项目组撰写的调查报告和访谈整理资料，其中大部分资料引自董晓萍、周锦章、吕红峰：《成文厚末科徒弟LJZ与业主刘国樑老家的调查报告》，2007年7月10日。此外，还引用了下列访谈整理资料：吕红峰：《北京市西城区百货公司财会科会计SWY访谈录音整理》；连莉：《北京市西城区百货公司副经理、总会计师GQM访谈录音整理》，2007年8月28日；2007年8月10日；吕红峰：《原成文厚副经理FZC池访谈录音整理》，2007年8月29日。周锦章、吕红峰、连莉：《成文厚印刷制本工艺调查报告》，2007年11月26日。根据田野调查伦理原则，征求被访谈人意见，本文不直接披露被访谈人姓名，在文中均已“原经理”“老职工”或“末科徒弟”代称；在注释中，以原姓名的拼音形式注出。以下皆然。

[7]贾得泉：《改良商业簿记与报税》，铅印本，得泉簿记学校发行，民国二十九年（1940）八月，国家图书馆藏本。

[8]关于北京寺庙铺保的讨论参见董晓萍：《流动代理人：北京旧城的寺庙与铺保（1917—1956）》，《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6）：35～44。我们从工商档案中查到的关于“铺保”的较早的说法，见于北京档案馆《清咸丰六年（1856）新正月吉日立诸公外欠总老账》，其中提到“天义切面”的“铺保”为“唐爷”，全宗号：J106-1-0001，1856。

[9]本文使用北京档案馆所存成文厚档案主要目录：《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私营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合伙）》（成文厚显记账簿文具店），全宗号：J22-6-868-5，1949—1954。《北京市手工业换照登记申请书》（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全宗号：J225-450-1，1949—1955。《北平警察局关于傅怡斋超价销售案的侦讯笔录》（春合体育用品商店），全宗号：J181-25-7251，1948。《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私营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全宗号：J22-6-1112-8，1949。《北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私营企业设立分支机构登记申请书》（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全宗号：J22-1-807-4，1954。《北京市手工业换照登记申请书》（永和寿材厂），全宗号：J225-450-1，1949—1955。北平市警察局《北平市警察局民国三十七年户口登记簿》，全宗号J-181-6-887，1948。

[10]北京成文厚账簿卡片有限公司《成文厚大事记》，内部资料，1985年，第1页。

[11]为保存和研究工作的方便，由北京成文厚账簿卡片有限公司与北京师范大学数字民俗学实验室合作，由北京师范大学数字民俗学实验室承担制作，将这些账表汇存簿于2007年7月制成《成文厚老账簿电子书》。

[12]刘国樑、贾得泉：《合作协议》，1942年10月20日签订，收入《成文厚50周年店庆展资料汇编》，内部资料，北京成文厚账簿卡片有限公司提供，提供时间：2007年8月。

[13]北京成文厚账簿卡片有限公司：《成文厚大事记》，内部资料，1985，第1页。

[14]北京档案馆存得泉簿记学校档案9种，时间自1938年至1955年，全宗号：J182-2-20428，J181-23-4482，J4-2-1193，J4-4-1403，J4-4-172，J4-2-1834，J4-4-335，J4-1-933（教育局档案）和J22-8-399-6（工商档案）。

[15]第4位教员来自民国学院。

[16]关于改造派和部分接受西式记账法的改良派的争论，参见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

[17]在1946年的名单中有一位21岁的大学生。

[18]参见MadeleineYueDong（董明），Republig—ThedItsHistories（民国北京：城市和不同城市史），UyofiaPress，Berkeley-LosAngeles-London，2003：172-207；也可以参考她的文章，JugglingBits：TianqiaoasRepublig&#ter（《杂耍说唱：以天桥为民国北京循环利用资源的中心》），Moderna，253（1999），303-342。

[19]成文厚老职工关于刘国樑与前门荣华印刷厂合作的说法在政府工商档案中得到资料证实，参见1952年的另一份合伙契约是原经理刘国樑与前门一带的荣华印刷所合伙的订约文书，参见北京市档案馆藏：《荣华装订印刷所》，全宗号：22-6-1068，1952。关于这份档案的合作契约内容，我们以下还将继续讨论和分析。

[20]以下使用刘国樑末科徒弟的口述资料，引自董晓萍、周锦章、吕红峰：《成文厚末科徒弟ZJL与业主刘国樑老家的调查报告》，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7月，打印稿。兹遵守田野调查的学术伦理原则，隐去被访谈人姓名，改用拼音字母注出。

[21]此时我们应该想起熊彼得（JosephA。Schumpeter）所撰写的最后一篇论文，其中谈到“社会主义的步伐”问题，原载TheAmeriicReview（Vol。402，pp。446-456，1950）。他在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秩序正朝着自我毁灭的方向发展，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随后出现”。他还阐述了自己坚持这个观点的理由。

[22]参见TimWright（蒂姆·怀特），“TheSpiritualHeritageofeseCapitalism”：RedsiraphyofterpriseMa（《中国资本主义的精神遗产：中国企业管理史的最近研究方向》），TheAustralianJournalofeseAffairs，1920（1988），185-214。有关本讨论参见第198-210页。

[23]“财产增值准备”（281842225元）是“转入资本”（270199587。81元）加“转入公债”（11642637。81元）的总数，而300000000元的新资本是“转入资本”加1952年前的资本（29880412。64元）的总数。

[24]关于当时的这些会计概念，参见潘序伦：《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上海：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7：383。

[25]北京市档案馆藏：《荣华装订印刷所》，《合伙种类详单》，全宗号：22-6-1068，1952年12月，第78页。

[26]关于刘国樑通过政府“1950年重估”财产的机会将印刷机等以个人名义化为财产，称“财产价”，另加部分现金，以个人财产入股，合办荣华印刷厂，参见北京市档案馆藏：《荣华装订印刷所》，全宗号：22-6-1068，1952：78，详见其中《合伙种类详单》第2页。

[27]本文所述“久大”，全称“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关于久大与成文厚的铺保和房产权关系，参见北京市档案馆藏：《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全宗号：22-6-1112-8，1952：64，74。

[28]北京市档案馆藏：《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全宗号：22-6-1112-8，1952：66，73，86。

[29]刘国樑努力发展企业的行为发生于1950年至1953年，给人印象深刻。他虽然卷入“三反”“五反”运动，但仍选择了对合办印刷厂的风险投资；他还于1952年春合破产时，买下了这个老铺保的不动产。他的末科徒弟曾热情地描述说，当时成文厚是西单一带最大的企业，繁荣发展：“如果不搞‘三反’、‘五反’，我们早就都富了”。

[3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99。

[31]对于市场的理解和商机选择之间的关系，参见IanI。Mitroff&Riason，BusinessPolidMetaphysiePhilosophisiderations，InTheAentReview，73，1982，pp。361-371。

[32]北京市西城区档案局：《第二区人民政府摊贩工作总结》，全宗号：2-1-248，1949年6月。关于北京市摊贩的再组织问题，参见崔跃峰：《1949—1952年北京市摊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初探》，《史学月刊》，2005（4）：55～60。

[33]董晓萍、周锦章、吕红峰：《成文厚末科徒弟LJZ与业主刘国樑老家的调查报告》，2007（7）：21。遵守田野作业伦理原则，此处隐去被访谈人姓名，以拼音注出。

[34]北京市西城区档案局：《对私营工商业户情况的调查报告》，全宗号：2-2-364，1953（1）。

[35]引自郑成林：《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工商团体的改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