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听话（第3页）

在民俗学田野作业中，锁定词是田野民俗志中的核心词。它能展示民俗的两个法则：传统与创造性。在田野关系上，对锁定词的寻找和运用，最终能将田野作业者与被调查者定义为自我与他者。

就民俗资料的分类而言，锁定词来自民间叙事，是民间叙事中的常用语，同时又能传达民众思维的要点。这种词语一旦找到，对描述地方民俗文化有画龙点睛之妙。

锁定词还是一个地方话语体系，包括民俗志词语、围绕这个词语存在的形象系统、以及确认词语权威的仪式行为和日常民俗事件。

锁定词的听话方法如下。

第一，它是象征词。华北民间耍社火的“耍”字就是一个象征词，它传达了农民以象征性管理的方式，管理地方水土资源的民俗传统。“耍”字的对象，有“龙”和“狮子”等一群神兽形象；“耍”字的行为方式，是年复一年举行的重大社火仪式和日常生活中的人生仪礼环节，“耍”字的构成词组有“耍社火”“耍龙灯”“耍狮子”“耍媳妇”和“耍公婆”等。所以华北农民说的“耍”字，包含了一系列相关的神话传说和行为事件，表达了对农民看待神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观念，已形成了一个认知系统。田野作业者听到这一“耍”字，可知其为锁定词。

第三，在被锁定的文化部位上，具有表达不同可能性含义的差异性，主要有：锁定现实行为的差异性、锁定人为文化事象的差异性和锁定历史—生态变迁文化的差异性等，这也是由它在民俗社会中传承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矛盾带来的，同时应指出，在空间意义共同体的内部也有不同的层次，鉴于此，锁定词在表达上能达到什么程度和限定在哪种层面上，田野作业者也要经过仔细地观察和分析，然后再得出结论。

九、关键词

关键词，指田野作业者提炼的他者文化陈述句中的主语。听懂这类词，对田野关系理论有提升性。

关键词是在听懂以上各种词语的基础上才能被抽象出来的。对于田野调查工作来说，它仍是一种非正式表述，但它却反映了田野作业者的初步理论意见。田野作业者只有在他者文化成员的指导下，找到了他者文化的贯通词语，才能选定这些关键词，阐述对田野关系中的双方文化的把握的结果。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特定个案资料中，关键词还能表现学者穷尽资料的阶段和确定关闭信息的工作过程，别人也可以借助这些关键词，得知田野作业者所归纳的民族志文化脉络的各个交接点，因此关键词具有非凡的魔力。

关键词是由三个至五个单词或短语组成的一个文化陈述句。下面是一篇研究华北窑洞的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

山西吕梁地区村落窑洞民居民俗

在形式上，关键词的句子中间有隔断，各单词或短语都有独立的局部位置；在内容上，全句是一个整体，其思想逻辑贯穿在各局部的陈述中。田野作业者在设置关键词时，在产生意义的各个可能性处和不同意义的转换处布置隔断，去掉隔断打通阅读就是读者要抓住的筋骨。

第一，非封闭词语，具有开放性，能裹进历史、地理、社会、信仰、习惯等相对完整的地方人文信息。跟随这种关键词，能够进入一个意义生成的过程，得到由他者文化意义共同体所营造的各个意义产生的可能性。关键词不是给制造意义的个体施加影响，而是把重点放在群体成员认同观念的这个主体上，指出主体的作用对于选择、加工和规范意义的决定性影响。例如，当读者听到“山西吕梁地区”“村落”“窑洞”“民俗”这一关键词时，所得到信息，就不会是对当地一家一户房屋的介绍，而是对整体村庄一模一样的窑洞群落的建筑含义和民俗风情的描述。被描述的人文对象，将是一个覆盖三村两省的意义主体，而不是某个房东的盖房意图。对这种民居信息辐射面的阐释，又是限定在吕梁地区的，眼界开放而又有节制[58]。这些地方都能看出关键词的收放能力。

第二，质定性用语，指向鲜明。在上述关键词中，几个短语或单词皆为旨意明确的词组，如说明田野调查的地点在“山西吕梁地区”，就不是陕西榆林地区；说明个案的主体是“村落”群体，就不是家户个体；说明研究对象是“窑洞”，就不是平房；说明切入点是民居的“民俗”，就不是民居的建筑学，等等。听懂这种关键词，对别人理解他者文化和学者的研究方向具有双重限定作用，这正是关键词所要引导的结果。

第三，问题点所在。刚才的关键词提到“村落”民居研究，已涉及了一个学术史上的问题，即从前对农村老百姓的民居研究是以“家庭”为单元的，漏掉了户与户之间和户与村之间的民居联系的许多信息。现在作者以“村落”为单元进行农村民居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是一种开拓。别人通过“村落”关键词，可以了解作者所揭示的农村民居与村中的庙宇、水源、土壤、地形地貌、游方工匠、流风陈俗和经济能力的密切联系，发现民居类型形成的含义。

综上所述，在田野作业中，田野作业者所获得的田野调查资料在对方的日常生活中原是混沌的或混合的，这种资料称生资料。生资料本身是没有分类的。分类的出现，源自他者和自我的文化视角。田野作业者建立田野关系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促进这两个视角的交流和对话，让生资料转变为熟资料。熟资料是根据一定的技术原则搜集得来，提供学者阅读、分析和写作的学术资料。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熟资料有三个特点：一是在展现他者文化上，听比写和说更关键；二是能发现民俗分类；三是能涵盖对方广泛的表情艺术。

田野作业者要把生资料处理成熟资料，就要从他者文化视角的实际出发，理解对方群体的文化解释，然后对不同个案做综合分析，再对地方知识进行新的分类。在这方面，良好的听话意识和听话技术占有重要位置。田野作业者正确地搜集和选择听话的资料，可以把他者文化的生资料进行非时间化的处理，使他者文化成员的口头叙述、现实行为与物化符号三者共时化，成为空间文化含义的生长点，恢复它们的意义共同体原貌，使之成为熟资料，然后再利用熟资料阐释和研究他者文化。

[2]费孝通：《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周星等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33～34。

[3]费孝通：《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周星等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35。

[4][美]尤金·N。科恩、爱德华·埃姆斯：《文化人类学基础》，中译本，李富强编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6～7。中译本未提供英文原著作者的英文姓名，故此处未注，特此说明。

[5][美]尤金·N。科恩、爱德华·埃姆斯：《文化人类学基础》，中译本，李富强编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8。中译本未提供英文原著作者的英文姓名，故此处未注，特此说明。

[6]访谈人：王秀梅，女，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2000级硕士生，撰写时间：2001年4月20日，打印稿。

[7]访谈人：陈金文，男，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2000级博士生，撰写时间：2001年5月27日，打印稿。

[8]访谈人：赵晓双，女，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2000级硕士生，撰写时间：2001年4月12日，打印稿。

[9][美]尤金·N。科恩、爱德华·埃姆斯：《文化人类学基础》，中译本，李富强编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21。

[10][美]尤金·N。科恩、爱德华·埃姆斯：《文化人类学基础》，中译本，李富强编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26。

[11]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235。

[12]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346。

[13]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重印本，1990：10，12。

[14]田野调查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庞建春、金镐杰，田野报告撰写时间：2001年4月12日。

[15]田野调查人：李亚妮，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撰写田野报告时间：2001年4月13日。

[16]田野调查人：李鹤，撰写田野报告时间：2001年4月12日。

[17]田野调查人：王秀梅，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撰写田野报告时间：2001年4月13日。

[18]田野调查人：祝秀丽，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撰写田野报告时间：2001年4月6日。

[19]田野调查人：尹虎彬，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撰写田野报告时间：2001年4月8日。

[20]田野调查人：胡志恒，安徽芜湖师范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2000级进修生，撰写田野报告时间：2001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