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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听话

在田野作业理论上，听和看，有一堆关联性概念；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它们也有很深的基础。中国人讲“察言观色”是说听与看并行的。在田野作业学术史上，一般认为，听比看还难。现代田野作业者除了看，还要听。他们通过听资料，调查研究那些看不见或看不清的文化现象，包括文本的变异过程，讲述人的说话策略、方言土语的修辞习惯、人为文化的现实化构思等。中国人还有句老话，叫作“听话听声，锣鼓听音”，都是专讲听的。“听话”里面有文章。

一、听话的定义

听话，指田野作业者倾听被调查者的说话，了解被调查者群体通过说话塑造内部文化的意义。它体现田野工作的现场性和对面性特点，形成存放他者文化用语的语料库，也形成存放田野作业者运用他者用语使之文化化和学术化的策略语库，它还包含了田野作业者在“搜集”和分析这些词汇之间“关系”上的相应理论认识。在现代田野作业中，听话已成为建立现代田野关系的条件和运用田野关系的过程。

现代田野作业理论强调“听”的概念，是强调从语音学和语义学的方面接近他者文化的本质。听，是一种简单的行为，但它却是把握语音和语义概念的关键。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读和写，因为没有语音和语义，就没有人类社会，所有的书面历史和口头历史都能证明这一点。但要说明语音和语义究竟怎样既塑造文化又是很难的，因为它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搅在一起的。不过它也不是不可以认识的。在现代田野作业中，强调听懂对方所说的话，用来补充现场观察和参与活动的资料；同时也把听话看成是一种独立的活动，因为它能发展田野关系。不同的文化碰到一起总要交流的，田野作业者和被调查者来到田野现场，我问你是谁，你问我是谁；我告诉你我在干什么，你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大家面对面地交谈起来，就能密切人际关系，这是任何学者坐在书斋里看书或听录音带都得不到的一种感受和境界，田野作业者由此能得到许多书本上不写的活知识，能增进对他者文化的理解。

早期田野作业者也注意听的技术，但主要把它用于搜集资料。现代田野作业者除了在听话中搜集资料，还注意把握田野作业者的即时反应，运用吉尔兹式的交流策略，创造当场效果。多年来，这一努力，丰富了田野关系的理论。

近年有一些学者提出，有一些人类行为不是通过语言来表达含义的，如音乐和舞蹈，但它们也都是可听和可视的文化品种，同样能够表达文化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批这方面的理论成果。因此，到目前为止，关于听话的研究已出现两个方向，一是对音乐舞蹈的视听语言研究；一是对田野关系中的听话语言研究。本节重点讨论田野关系中的听话语言研究。

在田野现场，听话有许多不同的情景，包括：对话、独白和多人插话，初次见面时的说话和多次见面后的说话，熟人说话和生人说话，男人说话和女人说话，老人说话和青年人说话，台上说话和台下说话，关系紧张时说话和关系和谐时说话等，这些不同场合、不同人群的讲话彼此之间联系，也有区别。田野作业者要在各种听话的情境中工作，并能应付自如。

从理论上说，田野作业者的听话是要听懂对方的文化，因此要既能听懂字面的意思，也能听懂字外的意思；既能听懂现场的意思，也能听懂背后的意思；既能听懂他者整体的意思，也听懂他者小群体的意思；所谓“话里有话”“话外有话”。不但要听得懂，还要及时地做出反应，把答话答在“点子”上。听话的反应快、感觉对路，就能引起对方的兴趣，田野关系的程度就会跟着起变化。听话的能力强、理解深刻和回话得体，还能迅速地赢得他者的信任，推进双方的关系，缩短田野作业者判断他者文化的时间，提高工作质量。

从实践上说，现代田野作业中的听话，扩大了搜集资料的范围，有助于全面地写作田野资料的上下文。

听话的理论与实践，提醒田野作业者关注“搜集”资料和田野关系的“关系”的研究侧重点，并注意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二、局内词和局外词

“局内”和“局外”意识，是人类学与民俗学等学科的老牌研究课题。在听话理论中，同样重视培养这方面的听话水平。但这一工作是从研究资料文本和由资料所反映的关系的视角入手的。从这一视角出发，这里将描写他者文化的局内意识与局外意识的词汇，分别叫作“局内词”和“局外词”。

在田野调查中，在由田野作业者和被调查者所构成的田野关系中，局内词和局外词是一种词语的标签。局内人认识了这些词语，能生成明确的文化意识，认识到他们原来是一个群体。那些制度化的局内词和局外词，还能提醒他们哪里是划分内外的界限，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正是在这些地方抱成一团、齐心对外的。他们还会运用局内词和局外词去安排日常事务，结构独特的内部文化概念。在我们在山西四社五村调查用水民俗时，负责管理水渠的社首组织就经常使用这种词语。在他们和我们的谈话中，频繁使用的这类词有“鸡毛信”“小祭”和“大祭”等。其中，“鸡毛信”的意思是每年清明节的前两天，当地发送鸡毛信，召集全体社首开会，共商一年治水大计。各社首在接到鸡毛信后，要风雨无阻地赶来赴会，迟到者会遭到严厉的处罚，重者会影响本村一年的用水。在这个圈子内，使用“鸡毛信”有明确的凝聚意义，用它暗指众社联合的“绝对时间”“神圣时间”与“信用时间”。次日举行“小祭”，由这几位社首公布修渠时摊派钱粮的决策，一般在圈内的主社村吃水多而摊派少，有不少钱粮数额都被分配到吃剩水的附属村中去了，这时这个小社会的内外界限就显示出来了。当社首们在使用“小祭”一词时，总有内倾性，并以此来调节民间的用水量，这在主社村内不是秘密，圈外的附属村没有发言权。由此可见，“鸡毛信”和“小祭”都是局内词，只在社首之间使用，在拥有水权的村庄中生效。“大祭”是局外词，指在清明节当天举行公开的祭龙王仪式，从此开始实行当年轮流用水的管理制度。此会还向附属村和全体村民开放，以表示村落民主治水的能力和现状。田野作业者掌握了这些局内词和局外词，有助于熟悉社首的谈话角度，掌握村社管水组织的圈系和派系，走进他者和体验他者。

“局内词”和“局外词”的听话方法如下。

第一，在听到不熟悉的自分类词时，不要轻易放过，如“鸡毛信”“小祭”。

第二，应与随后听到的其他不熟悉词汇做比较，如“大祭”。

第三，注意改变调查的时间和地点，比较不同人群的说话，以确定自分类词中的局内词和局外词，如田野作业者分别在主社和附属村中调查了人们对“小祭”和“大祭”的说法与态度。

第四，田野作业者的谈话，要善于把各种文化圈系与派系的局内词和局外词加以综合以思考，并把这些词汇与相应的行为做比较，然后恰当地使用它们与对方沟通。如田野作业者发现，在山西四社五村人的一般用词中，把拥有水权的四社五村的主社村和没有水权的附属村都叫作“村”，“村”的说法是一样的；但是，在四社五村的内部组织中，对“社”和“村”的说法是不一样的，被称作“五村”的那个村庄，被认为不是“社”，因为该村与相邻的“社”共同执政，所以他们内部认为，“社”比“村”大。田野作业者通过调查看到，区分“社”与“村”的概念的关键，是有无水权，而不是有水权者的内部分工怎样。这在当地，也是圈内圈外人普遍认同的逻辑。根据这一分析，那个第“五村”，也应该是社。当地的四社五村实际是五个社。田野作业者基于这一认识与当地的五社、各主社和附属村沟通，对方心服口服。

三、连系词[57]

在他者文化集团中，常来往的成员之间与不常来往的成员之间所使用的词汇是不一样的，叙述这种关系词叫连系词。从田野关系上说，连系词是暗号，田野作业者听懂了暗号，就能判断哪些人经常在一起，摸到他们的联络方式，适应他们的说话习惯。

山西四社五村是一个乡村社区，共包括15个村。在主社村和附属村中，都有信仰天主教的传统，信徒是世袭的。也有许多村民没有这个信仰。信徒之间的连系词是“会长”和“会员”。田野作业者使用这类词汇，会被村民中的宗教信仰者认为人缘随和，容易访谈。一部分村民没有这种信仰，他在相互往来时，所使用的尊称是各“社”的传统排行，如叫“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和“老五”。

四社五村的村民对于连系词的想象，有时与地方风俗联系在一起。他们私下里评价“老大”的风俗怎样，“老三”的风俗怎样。风俗相近的村庄婚姻关系很密切，世代结亲，甚至还有结婚时从娘家带“水日子”到婆家做聘礼的传说。风俗相异的村庄很少结亲，问老人原因，他们就直截了当地说“风俗不一样”，村与村之间在用水上也闹矛盾，一事不合，百事不合。在许多人情往来的小事上，你不提我的尊称，我也不提你的尊称，疏于来往。田野作业者透过在听懂这些连系词后，可以调整工作计划，在理论思考上，则要注意这类词汇的“连系”点的历史背景，风俗民情及其文化含义。

“连系词”的听话的方法如下。

第一，在民俗学田野作业中，连系词是有一定长度的民俗志词汇。无论是“老大”还是“会长”，都有自己的民俗志资料，其中包括民俗志的口头回忆资料和手写资料等。这种民俗志资料，都有自己的历史长度，有共享同类文化的民俗圈，而这种资料从前是地方志和其他书面文献很少记载的，民俗学者应该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这些词汇，捕捉这些词汇。

第二，伴随着故事或个人经历。在四社五村的民间管水组织者中，每人的社会身份都是村长或支书，民俗身份才是社首。每当他们聚拢起来讨论治水事宜时，使用的都是民俗身份，各“社”自动地按照家庭排行排座次，相互承认这个历史秩序，这时田野作业者应注意这个秩序后面的故事，如社首们经常讲的“龙王庙”“社爷树”和水利纠纷的故事等。另一个连系词“会长”，后面则有漫长的个人经历背景，四社五村的信众通过相信这些个人经历而相信“会长”。在连系词中，这些群体故事和个人经历大都有神秘性，所说的人物事件往往有与众不同之处，叙事素材也常常与地方时间和地方风物相连，这都表现了民俗认知方式。

第三，不排斥其他连系词。在连系词的范围内彼此沟通的人们都有双重身份：既有与其他使用连系词的人的相同身份，也有与另一些不使用连系词的人的相同身份，这两个用词系统互不排斥。例如，社首在四社五村之外还有另一套人际关系，即与别村干部建立的行政关系，他们在与别村干部往来时，就使用行政系统内的连系词，恢复他们的行政角色。

四、性别词

性别词是男女性别集团所使用的日常词汇，属于特殊群体用语。

从田野关系上说，自然的性别区分之所以成为社会性别问题，是因为它是一种亚文化类型的建构方式。当人类学和民俗学从文化类型的角度进行田野作业时，不能不涉及性别。在许多场合，田野作业者因为找到了性别，才找到了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位置。

在听取性别与谈话人的关系的用语时，田野作业者首先要进入一个男女双性共同存在的世界，并意识到两性之间彼此划分着严格的边界，对方的每个人都要成为两性之一，而且不为另一类。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存在着这样严格的阻隔关系，这不过是文化意义建构的方式罢了。不同性别在表达相互区分的意识时，都要运用一些性别词。这些词语既不是现实生活的简单反映，也绝非与之毫无关系。它能表达主体对外部世界有力地塑造了他们的思想的反应，是地方文化刻写在他们的身体上的证据。他们的性别肉体因此成为他人介入并施加影响的空间。

性别词的调查，适合于小范围的调查，因此也有人称之为微观研究。从田野作业的方法上说，它可以是一种固定位的调查，也可以是一种非固定位的调查。田野作业者可以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在他者成员的同性群体中间做调查，也可以离开自己的固定位到异性群体中做调查。在现场访谈中，田野作业者可以既从男性的角度提问，也从女性的角度提问，还可以从自我文化的一般角度提问，在从三种角度的提问中，获得对方的稳定叙述，这种三角形的听话意义建构，还有利于将个别调查与普遍观察联系起来进行理论思考。

性别词的听话的方法如下。

第一，注意上过学和没上过学的人在叙述性别词上的差别。由于性别词是外部世界影响自然性别后所形成的观念形态的产物，因此它的表述上也有相应的差异。同一性别的人不一定拥有全部相同的性别词。从对我国农村女性的民俗学调查看，在使用性别词上，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学校教育。受过学校教育的女性具有较多的社会性别特征，在对性别词的表达上，会羼入许政治、权力、文明、卫生等话语因素，有时还会反映出男性性别词的渗透影响，乃至形成女性——民族——国家的民俗研究方向。与未受过学校教育的女性所使用的性别词相比，这类性别词不仅是文化的产品，而且是文化的传播品。在观念形态上，这类性别词还能引起群体文化边界的再划分，促进田野作业者对性别词本质的再认识。

第二，注意不同年龄段的人在叙述性别词上的差别。从民俗学调查看，在未受过学校教育的女性中，所使用的性别词主要是地方民俗的传统文化产品，其内容是民族志中的民俗。这类性别词既解释传统，也选择传统；既保持民俗文化的品质，也循序渐进地改变民俗文化的结构。这类性别词主要依靠年龄组的代际变化方式，达到与现实社会相认同的目的。它还告诉我们，民间女性的观念和地位的改变，在有些方面，是要在民俗内部进行的，如与女性密切相关的生育问题、儿童问题和家庭问题等。仅举一例，我们在陕西农村调查女性的洗澡观念时，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女教师就说，婚前去城里的洗澡堂洗了澡，不然担心不卫生；一般农村老年妇女则说不洗，说连产育之后也不洗，因为担心受“风”和招邪气，她们的年轻媳妇说，现在婚前去洗澡，但生育后听老人的劝告仍不洗，以避免致邪犯病。两相对比，可见学校教育的“卫生”观念与当地民俗中的“卫生”观念的含义各异，民俗群体内部的老年组与青年组的做法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