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定位（第2页）

拟进行的南斯拉夫口头诗歌研究，其目的表述如下：我的荷马研究，从一开始便已经给我这样的启示，荷马的诗，实际上所有早期的希腊诗歌，都是口头的，因此，只有当我们彻底了解口头诗歌的运作过程，它们才可以被恰当地认识、批评和编辑。

按照美国民俗学研究一个前辈的看法，从帕里和洛德1933-1935年南斯拉夫考察，到《故事的歌手》，再到美国大学本科民俗学和神话学专业的形成，它们之间有一条线。1967年哈佛大学成立了民俗学和神话学学位委员会，理查德·多尔逊（RichardDorson）注意到：“哈佛大学民俗学专业，成为全美第一个民俗学和神话学专业。它的发展缘于斯拉夫语言文学系的阿尔伯特·洛德，他对南斯拉夫口头史诗有强烈的研究兴趣。他的名著《故事的歌手》，秉承了古典学的同道米尔曼·帕里的教导，帕里孕育了自己的观点，通过对活态民间史诗的研究来证明荷马史诗的本质。”[36]

专业化定位的特点：专业化名称；专业机构的认同；进入学术史；进入问题史；专业化术语的高量使用。纳吉上面文字正说明了这一点。

2。双语化定位

前面谈到的露丝在墨西哥调查的定位便是一种双语化定位。它的特点是：拥有双语框架，能容纳两个声音、两个调查人、两种话语系统；具有被调查者组织自身文化的关键词；在田野作业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存在文化翻译活动，促进平等交流。

3。利益化定位

现代田野作业者根据社会环境的不同，出现了不同层次的定位。早期的定位只有两层关系，后来发展为三层乃至多层关系的定位。

在我国，自五四运动至20世纪40年代，田野作业者的田野关系定位，主要在学者与老百姓的两层关系上定位，即现在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关系定位。40年代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开辟的延安解放区，掀起了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的新民间文艺运动，出现了共产党、知识分子和农民三层关系，当时的知识分子到民间去采风问俗，主要是在这三层关系中给自己定位。

1949年以后，由于国情的原因，田野调查还需要处理这三层关系，不过在三个具体对象上，划分为学者、地方政府部门和基层群众。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按照政治标准，许多民俗文化资源和民间文学资料被定为保密资料或内部控制使用资料，因此田野作业者要搜集和利用这种资料，就要跟有关的政府部门打交道，征得他们的同意和支持，才能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政府部门对田野作业者的调查一般都是提供方便的，这一点与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情况不同。国内的机关单位不都是所谓的“政府难关”或“官样文章”，有的具体主管部门还是专业管理单位，如对民俗学专业来说，各地的文联、文化馆、民研会、集成办和县志办等，都是可以上网登录的“关系”网站。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各地群众文化馆，更是民俗学者的风雨同道和基层盟友。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是民俗民间文学的地方行家，曾经历尽千辛万苦搜集和保存了一批地方资料，成为地方文化人才资源。他们本人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村中才子，能说会唱，本身就是很好的民俗文艺表演者。他们还熟悉本地的民俗活动地点、民俗事件的经过和知情人物的线索，是富有灵气的地方信息提供者。外来的学者找到了他们，与他们交上朋友，能给自己的工作带来转机。

在田野作业的过程中，基层社会的群众也会观察政府管理部门，包括文化部门人员，对外来学者的态度，直到他们确认与外来学者的合作不会威胁他们的安全后，才会放心大胆地与学者建立田野关系。有的时候，学者与地方管理部门人员的往来发生了变故，基层群众已有的亲热也会变得躲躲闪闪、不冷不热，让学者感到十分尴尬。而田野关系最忌讳的就是尴尬，你尴尬，别人也尴尬，工作的关系就搞僵了。据我所知，国内外许多优秀的田野作业者为了避免尴尬，都精心地爱护田野关系，乃至在很多冲突中，表现了十分冷静的学习心态、高度忍耐的理性品质和崇高的人类宽容精神。

在现代化时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文化遗产的政策出台后，保护文化主体的利益，成为政府、学者和社会力量三方遵守的原则。田野作业要注意体现三方利益，主要是尊重原地文化主体的利益。要进行有效的利益分配，实现社会化的利益效益，这样才能达到可持续从事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的双赢目标。

4。国际化定位

露丝做跨国调查，在往返通过海关时，表现了极强的国际化定位。它的特点是：第一，适应多边准入原则；第二，在对背景国和目标国研究的基础上，服从目标国的原则；第三，田野作业者与被调查人互补。

下面分析几份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的田野定位个案，以从一个角度，说明国内民俗学专业人员在田野工作中进行定位的一些情况。

第一种，在回乡调查时，以三种身份定位：考到外地的学生、本地人和民俗学专业的实习生，这种定位很容易被接受，并获得帮助。

下乡后，面对被调查者，我首先说自己是学生，跟老师一起来的。对方的第一反应是学生来实习，对我的戒备就少多了，也很愿意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具体问起是哪个学校，如果问起时，我会如实回答。他们的反应就是北京的学校。紧接着我介绍自己是当地人，他们也能听出我的口音，一听是老乡就非常亲切。第三，介绍自己的专业是民俗学，就是要向他们了解这些民间风俗的。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会帮助对方理解我们的工作。在调查过程中，如果对方遇到心理障碍，我会再次介绍自己的专业，说明我所需要的资料一定要真实。在问起一些日常生活的小问题时，他们会反问为什么问得这么细，我会向他们解释这是我不懂的知识。如果他们问我的年龄，我就让他们猜。他们猜多少，我就说差不多，这时他们会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也对自己的眼光比较自信[37]。

第二种，在家乡附近地区调查时，以“准老乡”的身份定位，让对方感到亲切、不拘束。

在山西临汾地区，见到我的调查人，我会介绍我的准老乡身份。因为我们县在五六十年代曾出过一个他们十分熟悉的学习模范，因此他们对我这个身份很感兴趣。以后双方相处时，说话都很直接，不必绕弯子[38]。

第三种，在几个村中做调查时，首先选择“中介”村做自我定位，然后利用“中介”村与其他村的关系，逐步扩大工作面。

2001年4月我到山西洪洞县调查当地迎娥皇女英的习俗，这是一个由三地共同举行的接送神仪式，这三个地方分别是羊獬、历山和万安。我是第一次去那里调查，但事前通过其他学者的调查报告了解到，历山和万安之间存在矛盾，而羊獬则是一个中间村的角色，与其他两村的关系都比较缓和。因此，我调查的第一站便选择了羊獬。

羊獬是洪洞县一个村庄的名字，我在长途车上幸运地遇到该村的人，打听到仪式组织者的名字，并得知他们常去庙上，进村以后便按他告诉我的直接找举行仪式的娥皇女英庙。在庙门口我遇到一位妇女，她见到在抄庙墙上贴的布告，问我干什么，我回答是北京来的学生，来这儿看看，想找支书，问她是不是看庙的。她回答是，并带我去了娥皇女英的殿前，那儿坐了一群妇女，她们都是守殿的。她们好奇而热情地问我为什么来了，我说因为在北京就听说这个仪式，有兴趣。她们七嘴八舌地向我做起了介绍。经了解才知道，她们是轮班在这里值日的。于是，我主动介绍了自己的姓名、籍贯，再请她们一一告诉我叫什么、娘家是哪儿的。就在这时又来了一位老汉，他是长年看庙的，听说我是成都的，他一下子高兴起来，忙说自己在那里当过兵，参加过解放成都的战役。接着我便和他亲切地聊了起来，他带我参观了庙内的各个殿，并做介绍。

值班的妇女好心地准备了午饭，我们在守庙人的小屋里吃饭。这期间她们主动为我请来了村支书和组织仪式的会首。支书毕竟是干部，他一进门旁边的妇女马上做了介绍，我赶快起身，主动与他握手。他比较谨慎，没问什么，但从他的神情里我觉察到他对我的疑心。我放下手中的碗，很镇重地讲明是从北京来的学生，学民俗，到这里了解民间风俗，回去后要开座谈会。他并没有急着给我介绍什么，而是继续让我吃饭，自己则在一边抽烟，琢磨着什么，然后才开始讲起来。

在羊獬除了了解该村举行仪式的情况外，我特意向他们打听了如何去历山和万安。他们的介绍中也透露出两地之间存在着纠纷。第二天我便先去了历山。历山是六个村子共同参与这个仪式，我到的当天正遇上各村负责人集合在那里的娥皇女英庙上开会，于是我也以对羊獬支书的态度——比较郑重地先介绍自己的身份和目的，再请他们介绍各村的情况。但由于他们正在开会，我的出现是个干扰，所以在简要问明情况后，我便离开了。离开时，我有意找到总的负责人，向他表示感谢，再握手告别。这也是为了下一次再来时有一个好的田野关系基础。

在历山，我没有说自己的下一站便是万安。而万安就在我从历山回住地的半路上。在万安我也先找了在长途车上打听到的一位负责人姓名。他是一位开小饭馆的老板，任由我介绍，他不太愿与我多讲什么，听说我对庙感兴趣，就带我去了村里的庙上。在那里遇到了爱讲话的看庙人。他得知我对碑也感兴趣，向我介绍了庙里的清碑，我问他能不能抄或拍照。他爽快地说可以，又接着讲有一次山西某大学的来了人，不跟他打招呼就拓碑，他很不满意。我明白他还是不太放心的，于是连忙也说他们这样做很不应该，并掏出自己的学生证给他看，还给他照相，并留下地址，说一定寄回来。他很高兴，告诉我他的小屋背后墙上还嵌着一通清碑，那时因为他们不讲理，就没告诉他们。我一看，比外面立着的那通乾隆年间的碑更早，是清康熙年间的。

在历山或万安我都没有主动提到另一地，而是听他们对于一个初访者如何宣传自己。我的目的之一是与他们建立起初步的田野关系，让他们认识我，深入了解是下一步的工作[39]。

第四种，在少数民族地区，以本民族成员和本民族的语言能力定位，这样容易反观自己的地位和视角。

我有一个天生不变的身份就是朝鲜族，这给我在朝鲜族聚居区进行田野调查带来许多方便。有一次，我到冀东青龙县调查，村民中有朝鲜族移民，我就跟他们讲朝鲜语，立刻能感到关系十分融洽。这些村民离开祖居地多年，说出来的朝鲜话多少有些变味，一听我能讲流利的朝鲜语，十分敬佩，无形中把我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抬高了许多，可想而知调查起来十分顺利，移民纷纷把心里话掏出来，让我很容易发现他们说话办事的角度。在延边调查就不同了。那里是历史上的朝鲜族聚居区，距离朝鲜和韩国又近，语言保持了纯正的味道。我久居北京，去到那里，反而成了外来人。当地的鲜族群众一听我开口说话就批评，说连自己的朝鲜话都讲不好。这对他们认同我也产生了影响。我虽然努力工作，但仍能看出，他们至少把我一半当外人，一半当自己人[40]。

第五种，在民间和政府两头穿梭，针对不同的期望值，要做有适当区别的身份介绍，根据对方的接受心理定位。

在田野调查中，针对不同背景人和情况，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做自我介绍。在他们心目中获得不同的，但对他们来说相应的定位。我在田野中，主要遇到过两种有较大区别的情况。一种是普通的大众，如农民等，一种是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向普通的大众介绍自己，如果我态度真诚的介绍自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来做相关问题的实习，他们一般就会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同等程度的真诚，态度很快显得和气，并愿意耐心地接受访谈。我感觉向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介绍自己，情况和上面很不一样。向他们做自我介绍，更需要强调自己是研究生。在态度上，不能像对普通大众介绍对自己介绍尽量普通化，而要强调自己的地位和工作的重要性，这样反而容易得到他们的重视，争取他们的帮助。

今年1月17日到2月5日寒假期间，我到云南省大理市文化行政部门做有关民间文学和民俗档案搜集和保存情况的社会实践。第一天去市政府办公室转介绍信，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出示学生证和学校介绍信，介绍是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需要到大理市属的一些文化单位做社会实践，希望能帮我转一下介绍信。市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我的态度比较冷淡，告诉我负责开介绍信的人有事，第二天才能拿到。虽然我列出了所有需要去的单位名称，但第二天我只拿到转到市文化局的介绍信，而且声明到档案局的介绍信不能开，其余的单位以后有需要再说。后来我又去了好几次，才知道所有的麻烦都是因为管章的人没来上班。我很生气，说我在这里等开介绍信的人来上班，声明我已经来了很多次，为了这件事耽误了其他太多的事情。于是接待我的工作人员，向我道歉，并马上打电话给管章的人，很快就开好了介绍信[41]。

第六种，在熟人关系圈中，从双方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上定位。

我在京郊妙峰山调查老会首费文通，事先是通过他的徒弟的关系找到他的。我还从他徒弟口中得知，老费对老北京的民俗很有感情，见面后，就有意识地把话题往老北京的故事上引。我还对老费说，我自己从小在北京生、北京长，却对北京一点也不了解。现在学习民俗学，对老北京的民俗特别感兴趣，什么都想知道。老费听了，心情大悦，打开了话匣子[42]。

第七种，在消息闭塞的农村做调查，以拟亲属的身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