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方现代学者对中国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第1页）

第二节西方现代学者对中国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

西方现代学者从事中国民俗文化调查研究的人不少，除了前面提到的艾伯华，同时期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的学术活动是在1949年以前进行的，后来大都成了西方现代学界的第一代汉学家。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原因，他们的弟子大都在西方大学的研究院里跟他们学习中国学问，成为“图书馆里的汉学家”，也称“第二代”。20世纪60年代后，第二代汉学家到过台湾和香港，在那里实地接触了中国文化，但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他们没有机会到内地调查，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变。

与上一代学者不同，第二代汉学家从事中国学问研究，带有对西方殖民史的批判意识和反思态度，对中国上层文献与民俗文献的差异与联系也抱有更多的疑问，因此，他们的学术工作很接近中国民俗学。他们的工作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一人一地、形单影只地跑来跑去找资料，而是与中国同行合作开展田野调查。他们的调查区域，涉及华南、华北、西南和西北等多地区，所研究的资料，有家谱、谚语、说唱、戏曲、宝卷、笔记小说、地方志、村社碑文、宗教等多种形式，并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本节重点介绍其中有关中国民俗文化研究的著述，阐释现代中西学者研究民众文化的异同，并尽可能切合实际地对双方的理论价值做出估价。

一、民间戏曲和民间谚语研究[62]

欧达伟（R。DavidArkush）是美国下层文化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近年他围绕中国区域民间记录开展田野研究，成为美国历史学界与中国民俗学界对谈的第一人。

（一）确立知识的原则：定县秧歌

中国民俗学着自己把民俗学称为“历史科学”[63]。它接受人类文明进化秩序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民俗观念与民俗事象的连续性。把握这种连续性在对民俗的发生、演变、性质、特征、功能的描述和论证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是它确立民俗科学知识的原则。西方历史科学的兴趣，在于人类科学社会所有行为的意义。它以分割历史的连续性为代价，以保持对象意义的现实价值。出身这一学术的下层文化史派，继承历史间断性的原则，并加以发展，使其达到使用于确立民众历史文化知识的形态。欧达伟的定县秧歌研究，体现了他提出和运用这一原则的过程。

20世纪初，晏阳初发动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平民教育运动。这场运动留下的宝贵遗产之一，是从农民口中记录的《定县秧歌选》[64]。欧达伟是这部《秧歌选》的第一位系统的研究者，他通过秧歌戏的文本，研究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众所潜藏的欲念和渴望。

欧达伟说，《定县秧歌选》是一部大书。它大致包括了在定县农村听到的小戏的相当一部分。比起那些偶然采集，或零简散篇、缺乏系统的编著，它更适合于我们对研究对象的分析。他认为，这些小戏属于定县二三十年代民众观念的历史范畴，依据是：演员和观众都是普通农民，演出地点也在乡下或村镇；戏曲大量保留了方言土语、荤笑话和对调情**行为的直接描述，是连皮带骨的民众生活形态，与相同故事的上层文艺大有区别；另外，它们的流传时间，至少应该等于研究者的横向历史断代时间。

他引用同时代的其他历史记录提出，民间小戏的演出也塑造了民众的观念。影响的背景和程度，可考察二三十年代当地平民教育工作者的社会调查报告所提供的与定县秧歌有关的历史、地理、社会和风俗知识。在现代定县，秧歌戏曾经是诱导民间情感和观念的一种历史媒介。他认为，虽然历史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用实验的手段验证对象的全部历史，但在概念上，把对象的历史连续性和间断性分开，使之变成断代史，复原民众历史观念与其他社会层次的观念和生活相联系的横向系统，然后学者研究下层社会史，还是能做到的。

关于研究民间戏曲的动机，他说，统中国是长期的封建社会，一般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就封建历史而言，在中国和在中世纪的欧洲没有差别，欧洲中世纪提倡禁欲主义，传统中国人的婚姻也不是爱情的结果。欧达伟不同意这一观点。他通过分析农民自己的口承文艺叙述资料，挖掘同时期农民自己的恋爱婚姻观，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定县秧歌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华北乡村社会夫妻关系的特点，与一般学者认为的中国家族血亲关系占统治地位，而姻亲夫妇无爱情的见解，有所不同。他指出，第一，青年男女互赠信物的戏剧情节，传达了他们有浪漫的婚前恋爱史；第二，订婚男女和已婚夫妻分离的焦虑，显示了确立婚姻关系后，夫妻感情的特殊价值；第三，民间戏曲中的女性地位低下，但善良美好、才智超群，表现了在社会生活中，女性被男**慕和佩服的民间思维逻辑。他将历史与文学的界限相区别说，我们不应该有小戏等于民众实际生活的错觉。我们的工作，是通过观察小戏的梦想，去探求民众思想。比如，民众对浪漫恋爱和性快感的向往；对自由婚姻的企盼和逃离血亲家族关系束缚的精神挣扎等。他特别谈到历史与民俗的联系说，民俗不可能确切地告诉我们农民的家庭婚姻爱情的内容，但它可以告诉我们农民的思维习惯和是否具有恋爱、温柔与深情的意识。定县秧歌说明，华北农村的民众虽然不是为了恋爱而结婚，但那些喜爱秧歌小戏的人们，在思考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时，肯定有浪漫恋爱和夫妻爱情的意识。

中国民俗学按照自己的历史方法和范畴原则，将定县秧歌归入精神民俗。它考察秧歌剧目的沿革、异式、相关社会习俗以及与上层文艺的交叉互渗等，通过探讨历史源流，发现对于一般民俗事象和其文化性质都适用的普遍联系和价值本质。个别、特殊的存在成分或演变环节，被作为地方文化知识，或者特定历史时间、历史人物、自然风物的民间传奇衍生物，构成口头历史性的概念。口头历史性涉及的史实，大多是历史科学的非本质成分，但它表现的民众情感和观念的历史传承（或称连续性），对于民俗的文化科学来说，则是本质的。

欧达伟的定县秧歌研究，从对象的个别性和特殊性方面，阐释对象的内涵。他认为，这样符合科学的历史方法，也给出了确定秧歌的民众观念类型的原则。在他看来，只有那些在个别性方面，对于作为民众观念的历史价值有意义的事物，才是本质的。大多民众文化史事件的意义，正是依据于使这一民众文化史事件有别于其他民众文化史事件的那些特性。相反，对于一般民俗文化传承都使用的相同因素，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则是非本质的。例如，定县秧歌戏的剧目是由哪些地区的民间戏曲转化来的？秧歌戏的唱词中有哪些神话传说原型？欧博士把它们当作非本质成分，不予考虑。他认为使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程度文化社会的民间记录进行比较论证，要相当小心。这种研究的过程，至少要冒两种风险：一是直线进化论；二是主观臆断。我们生存于现代社会的空间中，谁曾跟一位历史上的乡下人对话？将不完全形态的低文化社区，与完全形态的高文化社区之间的民间记录相对照，所发生的猜想是难免的。历史学与民俗学都允许科学猜想，但民众经验科学的构建，要求以民众的思维去猜想民众的观念，而不是以学者的观念去猜想民众的观念，乃至以学者的学问代替民众的知识。否则，面对大尺度的时空领域，猜想者就会同历史开玩笑，其民众观念与社区的体系构造得越聪明，主观臆测的成分就越多。老摩尔根的遗憾正在这里。

中国现代民俗学突破传统文化人类学的简单进化论，要点之一，是否定其“活化石”的观念。它指出，民俗事象的传承性，不等于从古到今一成不变。传承性研究，要发现民俗历史的相对稳定形态，也要发现民俗的历史演变，变异性是它自我回复稳定形态的重要特征。这就是强调历史间断性与连续性的辩证关系。例如，在定县秧歌中，以“信物”定情的表演，男女双方各持有与对方身体相关的物品（头饰、耳饰、衣饰、足饰等），表示占有对方的爱情和身体。农民演员的台词是现代的，而且在现场表演中，要保持即兴变异，以唤起二三十年定县民众的共鸣。对此，民俗与历史两家的研究没有多少分别。然而，戏曲表演与民众观念相契合的预期效果，产生在哪里？当民俗学者与历史学者都要排除文艺夸张因素，研究民众观念时，民俗学者指出，“信物”是古老生命指示物的观念传承。它是间断历史的演变中的相对稳定因素，用它暗喻血亲制度强硬干扰下的爱情意识，神秘和恒久，具有摄人魂魄的力量。在一个民族历史中，这种不变的观念模式，体现了这一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民众文化的区别。定县秧歌表现二三十年代定县民众的观念，有间断性，也有连续性。脱胎于西方历史科学的下层文化史派，强调民众观念研究的历史分期对给出比较准确的科学结论的重要性，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注意到“信物”一类所表现的“自由婚姻的想象”，与民众生活传统具有“或多或少的一致性”，欧教授同意：小戏应该是在这种氛围下获得一定的流行性的。现代民俗事象自身具有的传承性特征，使严肃的历史学者并不去人为地动手，剥离这种天然联系。他开始耐心地寻找历史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的吻合在民众文化史中的地位。

（二）确立分类的原则：华北农谚

欧达伟研究中国现代民间记录，确定了大区域的分类标准。在这一点上，他接受了施坚雅（G。WilliamSkinner）的观点，将地理行政区域与自然区域相区分[65]。行政区域是政府的管辖区划，自然区域是人们的社会历史行为的文化标志。自然区域按照交通、人口、经济、农业等文化要素的联系来划分，其核心地带交通便利、人口密度大、经济繁荣、农业发达，边远地带则相反。他从自然地区的原则出发，划分中国现代民间记录的地理分布带，带有历史文化的性质。他的华北区域，实际上包括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北部、安徽北部、甘肃和青海省区的一部分，即施坚雅所说的华北与西北合称。

中国农谚是中国农业社会丰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农谚有两个含义：或指农民创作的谚语，或指关于农业的谚语，它们都密切联系着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中国民俗学将农谚作为口头文学的一种样式，讨论它所凝聚的农民经验。但因为农谚形短小、信息模糊，缺乏叙事成分，阐述其文学成分尚且勉强，要判断其非文学成分，更有相当的难度。

下层文化史派选择文化区域法，研究中国农谚的传统思想观念，使农谚的历史、地理和阶层背景，被还原成一种容易理解的横向文化联系。欧达伟在著述中说明他的工作步骤是：在历史方面，所使用的谚语集都是民国时期记录的。但从一般情况看，谚语变化缓慢，它们很可能在20世纪以前就形成了。在地理方面，这些谚语集被搜集于华北地区。在阶层方面，从这种尊重劳动和传授种田经验的谚语看，可以肯定地说，属于劳动人民的文化。用它们来研究中国农民的思想观念，特别是20世纪前半叶华北农民的信仰和价值观，应该说是可以利用的民间文献。

欧达伟的做法，与中国民俗学者有些类似，即要解决中国农谚的表述形制的障碍。他说，使用谚语研究民间文化，存在一些令人担忧之处。例如，某些谚语含义宽泛，模棱两可。仅就谚语集里的例子说，就很难确认它们所产生的社会条件和被运用的场合。我们希望知道的一些问题，如谚语在什么情况下被应用？谁应用它们？应用到什么程度等，实际上是很难把握的。他的处理方法之一，是通过考察一些谚语的不同异式，或者许多谚语所传达的相同含义，来获得对多数谚语内涵的比较清楚的认识。他说，“倘若大部分农谚传达的是一种共同的思想观念，只有少量表现出对立的倾向，那么，我们判断这类谚语的基本含义，主要依据多数范例所给出的事实。”

相对于民间小戏而言，下层文化史派研究谚语的推论，具有更复杂的结构。为了要对含义隐显不同的谚语做出轻重不同的区别，下层文化史派的结论，也是从观察的农谚资料所得出的若干可能的解释中筛选的。这种筛选，是通过对全部相关学科知识的借鉴来完成的。在相关学科的知识中，某些解释会显得比其余的解释更有一定的可靠性，欧博士所使用这类相关学科知识，包括近年在西方出现的年鉴史学派、经济人类学、社会经济学、精神分析阐释学和民俗心理学派的新理论知识。

迄今为止，西方学者看待农民，连同中国农民在内，一般都认为他们消极被动、安分守己、悲观宿命、束手无策、知足常乐、没有热望，缺少创业的成就感。欧达伟经过研究，怀疑这些结论能否概括中国农民的思想，尤其是20世纪前半叶华北农民的思想。他说，“我特别要指出华北农民，因为正是他们，担负起了一场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

欧达伟指出，华北农谚表现了中国农民比较接近“合理农民”的类型。“合理农民”讲究经济核算和个体性，对小范围内的乡村创业行动没有反感。中国农民在农谚中所体现的基本精神是勤劳刻苦，精打细算，自食其力，这是由中国的农耕社会养成的。中国的农村社会不同于拉丁美洲那些没有灌溉的农业社会，也不同于传统俄国封建领主控制和支配农民的社会。它是由大量的小自耕农和佃农组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小自耕农和佃农掌握世代积累的农业技术，能够选择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要改革自己的社会地位是有可能的。他们懂得劳动代价与生产技术和他们所得到的财富之间的联系。

欧达伟得出结论说，缺乏创业的成就感——如果这种在其他许多国家曾经束缚了经济发展的因素确实存在，那么，在中国，却由于传统农民文化本身存在着积极的创业感，而使这种创业观念显得格外有意义。也许正是这种观念，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起特殊作用。

（三）确立取材的原则：民俗考察

欧达伟力争获得民众知识的第一手资料，开展了多次民俗考察，他于1988年赴河北耿村，1993年1月赴河北定县、藁城、平山，同年4月赴山东烟台和河北定县农村，就民间戏曲、农谚、歌谣、传说和故事文本和20年代以来的华北农民观念进行田野调查。他的深厚的汉语修养和中国现代史学功底，是他的优势。他与中国民俗学者采取相似的作业程序——面对面的交谈、行为观察、村落走访、核查当地民俗实物和藏存于民间的方志、碑刻、手抄本、图经、宗教宝卷及私修编著等。在调查中，许多民俗活动印证了他的研究成果，同时扩大了他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中国农民生存历史的现实感受，丰富了他关于现代中国民间记录的感性认识。

在西方，田野作业是民俗学者和人类学者共同的长处，而大体与历史学无缘。即便下层文化史派转向下层思想史研究，也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几乎都是书斋学者。欧达伟认为，自己从总体上看如此。但是，历史学家的严格训练、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和对资料的实证要求，驱动他迈出了走向民间的第一步，结果他有了在美国书斋里不可能有的新发现。

历史学家研究民俗资料，尝试解决中国现代民间记录与民众观念的关系问题，主要考察以下三点。

一是民间记录的可靠性程度。当代西方学界对此持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在一个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渗透全社会，所以，被统治的民众以为当时的社会思想是合理的，他们因而能够接受较低的社会地位。另一种认为，上述概括不准确，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观念是有区别的。被支配的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观念是有区别的。被支配的民众与统治者的谈话是“公开的记录”（publiscript），与他们自己的内部谈话称“内部的记录”（hiddentranscript），不一样。“公开的记录”不可靠，“内部的记录”有时也会以“公开的记录”的形式出现，如民间文学出版物，不过这时的“内部的记录”有伪装成分而已。这两种意见，都怀疑有真正的民间记录。中国民间文化的情况不同。欧博士在乡村农舍、村妇耕夫中，看到了它的独特生存方式：闭塞的环境，历史的传统，不识字的密集农业人口，文人文化与绅士势力的地方渗透，亲属乡邻的俗情与官方政治的对抗，自我保护的秘密公约等。这些情况，都使中国民间文献充满了自己的内部意识。在这种内部意识中上层文化的成分，但一般经过了民俗功能的过滤，已转化成了不同的观念表述。通过有训练的收集者，非政治功利性的收集背景和科学的编纂方法，是可以获得比较真实的民间记录的。

二是民间文艺与民众观念的分合过程。民间记录由民间文艺大量保存、再生和传播，在乡村社会尤其如此。欧博士发现，二三十年代被记录的定县传统秧歌，至今流传不息。在民俗考察中，他多次夹在拥挤的农民中间看秧歌，证实了他用小戏资料可以研究民众观念的思路。定县秧歌俗称“拴老婆桩”，观众主要是50岁以上的农村妇女。老太太们看秧歌，一阵欢笑，一把眼泪，使戏台上艺人的情绪水涨船高，台上台下你来我往、较劲喝彩，把现场气氛烘托得如同回到了戏曲中的传统时代，在这种氛围中，出现青年男女“私订终身”“山盟海誓”，追求自由爱情的戏曲情节，观众交头接耳，随声呼喊，跟着剧情的起伏，把心底的爱憎表达出来。这种戏曲效果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小戏是对民众观念的真实反映，结果把小戏中有关“爱情”欢乐梦想，看作对农民现实家庭婚姻状况的具体表现。欧达伟指出，这是对定县秧歌记录民众观念的简单化理解。秧歌中的“爱情”，是对民众婚姻愿望的理想化的“表演”。演戏一结束，“爱情”的欢乐梦想也随之淡化了。定县三四十岁以下的青年人不再有传统生活的体验，新社会的自由婚姻和计划生育的政策，转变了他们的观念。他们由于土生土长，也多少接触到传统秧歌，祖祖辈辈的自由爱情的梦想，也由传统秧歌传达给了他们。但因为昔日的自由梦想已与今天的现实生活没有多少距离，秧歌戏在他们心目中便失去了神秘的力量。这种变化，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传统秧歌与民众观念是有距离的，民间艺人的出色表演和农民观众的动情反应，拉近了两者的距离，但距离总是存在的。